梅新育

“全球化时代最大的成功故事。”——这是国际社会对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改革开放发展成就的普遍评价。然而，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经济开放度提高、外向型经济增长硕果累累的同时，也意味着中国要在更大程度上暴露在外部经济冲击的风险之下。今天，当次贷危机随着雷曼兄弟分崩离析之声而跃居世界最严重经济危机之时，中国这个“全球化时代的最大成功故事”是将黯然失色，还是更上一层楼?

毫无疑问，中国已经从很多方面感受到了这场危机的冲击，中国经济最发达，经济外向度最高的珠三角感受尤深。因出口订单锐减而关闭的工厂；春节未到便提前返乡的民工潮；中国海外投资的几笔巨额损失；一批企业产成品和原料库存减值的巨大损失；财政收入增速递减……这些都在显示着我们为此付出的代价。与此同时，我们也感受到了一些外部危机冲击带来的好处。如通货膨胀压力降低房地产开发商终于低下了头……

从全局来看，由于这场危机中心位于目前把持世界经济政治霸权的美欧，而中国相对境况较好，百年难遇的危机虽然会给中国外向型经济带来一定冲击，但同时也是百年难遇的机遇。

任何危机都意味着既有经济政治秩序重新洗牌，都意味着新兴大国取得了更多的崛起机会。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衰弱和动乱为日本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崛起机遇，本属欧洲经济殖民地的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跃居欧洲债主；原来“只能生产锄头”(丘吉尔语)的苏联在资本主义世界大危机中跃居新兴工业大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摧毁了英法统治世界的地位，美苏两霸取而代之……有鉴于此，只要领导坚强，目标明确适当，行动及时有力，中国完全有可能充分利用这一机会跨越式提升自己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的地位。

不错，在危机之中，我们会承担一定压力，付出一定代价，但我们要铭记，一个国家所需要追求的经济目标仅仅是绝对增长速度，而在国际体系下，由于存在利益分配问题，一个国家要追求绝对增长速度，更要追求相对增长速度。因为，后者决定了该国在利益分配格局中的地位，决定了该国是充当“世界苦力”，还是能够从国际经贸和世界经济增长成果中取得合理份额。大国崛起需要经历持之以恒的艰苦积累，也要善于抓住动荡和灾难的机遇，面对动荡，所有国家都会受到冲击。但是，也只有动荡才能让抗风险能力强的国家表现出自己的优势。强者并不担心本国受到冲击，在全球普遍萧条时甚至不害怕本国经济绝对规模下降，只要本国下降得比竞争对手少，那么本国在整个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就提升了，在未来的复苏中就能贏得比以前多得多的收益。假如未来可以贏得更大收益，那么，今天所受到的冲击就不过是一种投资。国家如此，企业同样如此。

面对次贷危机，无论是应对，还是利用，我们首先需要明确中国的目标。中国共产党在其发展的每个历史阶段都确定了奋斗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同样，面对任何重大事变，我们的努力都应当指向从最低目标到最高目标的一系列目标，在此基础上才能明确我们有哪些选择。

——减少、消除次贷危机中的损失，削弱次贷危机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冲击，保证中国经济继续维持一定的增长速度。这是中国必须完成的最低目标。考虑到海外华人多达8000万，且与国内联系密切，此处所说的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冲击，也包括对海外华人的冲击。

——建立、巩固国家和民族资本对国内市场的主导地位，并借助危机冲击改善国内政治，经济秩序。这是一个大国在外部世界中崛起的必要前提，也是为了让我们取得“进可攻、退可守”的主动地位。

——最大限度提高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话语权力，以及尽可能提高中国在整个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影响力。

根据上述目标，中国需要从以下方面着手应对危机。

为了实现最低目标，中国必须阻断、削弱危机对中国的传染，保持国内经济增长；防止危机危及海外华侨、华人人身安全和中国海外资产安全。我们已经看到了国家为“保增长”而连续采取的一系列举措，我们还会看到更多。从长远来看，中国需要转换经济增长模式，更多依靠内需实现经济增长，只有危机才能迫使相关产业、地区、部门为转型作出更多实实在在的努力，从而成为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契机。与此同时，在反危机对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我们必须防止利益集团浑水摸鱼，为中国未来经济社会埋下隐患。

为了实现中级目标，我们需要削弱、化解通过外资企业渠道传染国内的冲击。同时，削弱外部力量对国内市场的垄断，减轻国家外汇储备持续高增长的压力，并为国内大量剩余资本开辟符合国家公利的投资渠道。

为了实现最高目标，中国需要提高在周边及重要国家经济社会的影响力，为未来中国对外经贸向更高层次的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在这个方面，重点是要做好扩大进口、发展海外投资、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特别是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以及做好在华外国留学生工作。充分利用这场危机打破对中国的出口管制和投资壁垒，为我们取得更多更好的必需资本、设备和资源，积极稳妥地运用作为大买主和投资者所拥有的国际影响力。同时，我们需要在合理条件下参与国际危机救援。

就企业而言，在这场外部输入的经济萧条中，中国企业的目标包括“生存”和“发展”两个层次。所谓“生存”，就是尽力避免这场外部输入型危机的冲击；所谓“发展”，就是在上述基础上，进一步将这场危机化为自己发展的契机。那么，有那些机会企业可以利用?

——高技术产品生产向中国转移获得新的发展动力。由于所占市场份额不高，中国先进制造业有可能在整个世界市场规模萎缩的情况下实现增长。这是因为危机期间价格竞争激化，利润空间萎缩，原来对压缩成本不甚敏感的先进制造业产品最终销售商和制造商感到较大的压力要去削减成本，他们会不得不加快推动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生产和货源，而中国本来以其广大有文化劳动者队伍、完整工业体系，优良基础设施、较高效率公共服务等在承接先进制造业转移中处于有利地位。值此时机，需要加快腾笼换鸟，以免错过时机。

——沿海产业向内地转移的机遇。在这方面，广东这类沿海发达省份需要善于利用中央政府促进产业转移的措施和机构为自己提升产业结构服务。商务部已经在昆山和上海设立了两家产业转移促进中心，广东却迄今没有一家。而按照产业转移促进中心的设计，他们由商务部和所在地政府有关部门共建，入驻中心的中西部省份共同参与，旨在为中西部提供宣传投资环境、开展项目洽谈和对接的平台，为沿海地区提供更有效地寻觅产业转移最佳地点的途径。如能充分发挥预期功能，对推动国际产业和东部沿海地区产业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提高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能力和东部腾笼换鸟自有积极作用，

——扩大进口业务的机会。

——国内外企业并购重组的机会。

——反危机计划创造的机会。

无论是整个国家还是一家企业，在追求最高目标时，热烈的心和冷静的头脑缺一不可，不能追求不切实际的目标。尽管我们要努力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但我们只能将其作为全球多边贸易体系的补充，而不是完全的替代品。在目前的世界性危机面前，为了保证中国经济持续平稳增长，以及借机削弱西方霸权，提升自己在国际经济政治体系中的地位，我们需要降低对美欧市场的过度依赖。同时，需要逐步调整、转换自己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的地位，更多地发挥商品吸纳中心的作用，而不仅仅是商品制造和出口者。历史的经验一次次说明，一个经济技术尚未跻身全世界最先进行列的国家，是无法组织起以本国为核心的封闭性经贸集团的。

巨大的外部经济挑战已经摆在了我们面前，中国能否胜出一畴，取决于我们全体国民的共同努力。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应该感谢乔治·索罗斯先生，如果没有他在1997年挑起东亚金融危机，中国不可能那么快在东亚新兴市场经济体中脱颖而出。面对今天的危机，同样期待这一次我们能够通过努力在更高层次上重演东亚金融危机中的成功。

(作者为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