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文杰

[摘要] 图书馆工作者要知道什么?首先要看自己知道什么、以为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网络时代,图书馆工作者践行科学发展观的宗旨,在于借助数字文化传播优势,让更多的人从图书馆这项公益性事业中获得自觉、自育、自强的教育,以满足社会公众对精神文化的需要和传承文化知识的愿望,从而使中国的图书馆事业趋向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

[关键词] 图书馆工作 创新成果 科学发展观 公益性

回眸建国6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图书馆事业呈现出西学中用、勤于创新的学术景象,可谓是百花齐放。赏花之余,笔者不禁要问:我们现在知道什么?我们以为我们知道什么?我们不知道的是什么?我们要知道的是什么?网络时代,图书馆工作者践行科学发展观的宗旨,在于借助数字文化传播优势,让更多的人从图书馆这项公益性事业中获得自觉、自育、自强的教育,以满足社会公众对精神文化的需要和传承文化知识的愿望,从而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

一、图书馆工作是一项公益性事业

在某种角度上,我们已经不知道我们知道什么。我们在哪里?没有人知道真实的馆藏量,然而数字、虚拟的假象终究把我们搞得一团糟。

自20世纪初,图书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出现在中国社会,它就以满足社会公众对精神文化的需要和传承文化知识为基本目标,它的发展受国家财政和自愿捐赠支持。它所藏文献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由纸前的自然形态逐步衍化为纸本、胶片、多媒体、数字化、网络化等多种载体并存,但“公共物品”之特性依然存在,尽管当今时代数字文化产业兴盛。

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认为:“公共物品是这样一种物品,在增加一个人对它分享时,并不导致成本的增长(它们的消费是非竞争性的),而排除任何个人对它的分享都要花费巨大成本(它们是非排他性的)。”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郑建明教授等撰文《动摇根基的革命:准市场、竞争与图书馆》认为,从经济学视角看,知识和信息的消费具有明显的“非竞争性”,而对于知识和信息的“排他性”判断则略为复杂,一般要作“一般性知识”和“特殊性知识”的区分。其中,“特殊性知识”受专利制度的保护,具有排他性;而图书馆所存储和处理的则多为“一般性知识”,它们是人类共同的财富,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去阻止别人学习和掌握这些知识。从这一角度看,知识和信息在图书馆成为了公共物品(资源)并不具有排他性。世界银行《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改革世界中的政府》中指出:“公共物品是指非竞争性的和非排他性的货物。非竞争性是指一个使用者对该物品的消费并不减少它对其他使用者的供应,非排他性是指使用者不能被排除在对该物品的消费之外。这些特征使得对公共物品的消费进行收费是不可能的,因而私人提供者就没有提供这种物品的积极性。”所以,中国的图书馆事业是一项公益性事业。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图书馆事业发展与管理的过程中,政府虽然发挥了主体作用,但它从来就不是图书馆事业唯一的治理者,社会组织和私人也承担了相当的责任和工作。因此,在数字图书馆进入图书馆事业后,如何适应数字文化产业发展,利用先进的数字技术提高图书馆效益性,跟进信息服务商业化运作的问题凸现于事业发展的研究工作中。对此现象,笔者认为,目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相比,它的工业化程度仍然处在很低水平,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应用能力的总体水平也较差,无论是国民的经济实力,还是国民的文化知识普及程度,都要求中国的图书馆事业正确面对数字文化产业对图书馆事业的影响,避免出现政府缺位现象,使图书馆公益性的社会效益达到最大化,实现图书馆公益性与效益性的统一。

二、实现控制与自由之间的平衡以保障图书馆权利

我们知道的都是正确的吗?有时候,船长未必就是能够保证航行安全的真正领导者,大家都在需要救生圈之前,就要有个救援计划。

回顾60年来中国的图书馆实践经验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成果,从我们知道的这些成果中,不难体味到,图书馆事业在中国发展的艰难与无奈,执著与智慧。

1949年,新中国成立,全国各种类型图书馆只剩下391所,其中公共图书馆只有55所;20世纪50年代末,盲目追求高速度、高指标,在图书馆规章制度方面强调“大破大立”、“先破后立”,仅从1958年到1959年,人民公社图书馆(室)一下就从47万所降到28万所;文革十年中,图书馆事业更是遭到了极大的破坏。

1978年,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一文中指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 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在这样的指导思想引领下,中国的图书馆事业突破长期闭锁、僵化的思想,改革开放,理论研究与实践的发展也就此进入从传统图书馆向现代图书馆转型与过渡期。

在理论研究领域,1978年至1981年《图书馆学基础》的出版,为当代中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兴盛起到了奠基与推动作用。它开启了中国现代图书馆学研究的历史进程。马恒通于1999年撰文《新中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50年(1949～1999)》对新中国50年来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主要方面研究状况进行综述。文章中就中国的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列举了16种学说,其中有13种出自改革开放年代的前20年即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在图书馆属性方面的研究,从传统图书馆的“阶级性”转向现代图书馆多元化的“藏用性”、“中介性”、“社会性”、“科学性”、“教育性”、“保存性”和“服务性”;在图书馆学科性质上,有人认为,它是应用科学;也有人认为,它是管理科学;而多数人则认为,它是社会科学,但图书馆学到底为何种性质的学科,只能在今后的争鸣中达成共识。一门学科20年间出现这么多“学说”、“观点”,这般百花齐放,诸“说”争鸣的理论研究还将持续多久,我们究竟要向世人陈述多少,我们知道,别人也知道或知道得更精确的内容,因此,统一认识,全盘考虑构建本土图书馆学理论架构十分必要。

在实践中,随着信息资源数字化、网络化在资讯业的广泛运用,中国的图书馆服务功能得以加强。从传统的手工服务转向半自动化、自动化、电子化和网络化等现代化服务,其中,网络化服务在馆际间互借文献信息资源时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城乡、社区之间用网络技术构建起辐辏式图书馆服务网,以城市图书馆为中心,社区和乡村为分馆,在高校以学校图书馆为中心,院系图书馆或资料室为分馆,推行总分馆制。虽然网络服务区域无限性最便捷地满足了公众在提升自身素养、展现创新意识时对客观知识的需求,但随之而来的“数字鸿沟”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弱势群体公平获取公共信息资源的权利。《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规定,人人享有“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消息和思想的自由”。尽管人的信息权利与人的生命、人身自由、人身安全等权力相比,应该受到更多的限制,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特别指出,这些限制只能由法律规定,并限于两个条件:“(甲)尊重他人的权利或名誉;(乙)保障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卫生或道德。”也就是说,除去某些特殊场合,人的信息权利是必须受到尊重与保护的一项基本权利。图书馆作为社会机构/制度应该主动为社会文明发展创造机会,为每一个人公平享受精神文化争取合法权益,维护每一个人的图书馆权利。

事实证明,在信息服务网络化、数字化的时代,新技术所带来的障碍对弱势群体公平获取信息资源的影响,远远大于以往“文化程度”障碍所造成的影响,且这时公众所要获取的信息资源除了一些相关基础知识之外,更多的则是在寻求解决实际问题的思想、方法、技能和理念以及相关的文化、思维和管理等。所以,网络条件下,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社会需要发展图书馆公益性,以帮助包括弱势群体在内的公民实现控制与自由之间的平衡,保障图书馆权利。相反,中国的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和图书馆事业需要社会客观评价图书馆的存在价值,重新认识图书馆公益性。

三、图书馆与其它学科的关系

随着互联网和数字图书馆的蓬勃发展,虚拟图书的泡沫越来越大,到处都充斥着各种各样的观点和评论。然而,随着泡沫最终砰然爆掉,喧闹过后,我们需要反思的是,我们拥有信息但缺乏知识,我们拥有观点但缺乏原则,网上驳杂的观点正在掩盖事实,噪音正在取代数据,但是仅动口是不够的,如果没有实际行动,有一天,我们将永远失去我们的名誉。

众所周知,钢琴素以音域宽广、音量宏大、音色变化丰富而誉为“乐器之王”。然而现实中,钢琴的功能再强大也无法取代弦乐、木管、铜管、打击乐和色彩乐器等,而正是在旋律的有机组织下,各具特色的器乐才能共同演绎出一曲曲动听的乐章,赋予音乐更加丰富的表现力。也就是说,图书馆公益性是中国的图书馆事业发展与图书馆学研究的旋律,数字化虚拟文献资源无法取代实体文献资源。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理念终将使中国的图书馆人在践行中把握住公民的行为动机和价值观念,融合、协调好图书馆公益性和效益性关系,实现公民的图书馆权利最大、最优化。

图书馆的事业发展是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同步前行的,是人类社会知识的积累、传承和创造的需要,是社会分工的需要。但是,中国的图书馆学研究中,“一些人盲目崇拜西方图书馆学,不加分析地照抄、照搬西方图书馆学概念和图书馆学理论;一些人对中国传统的图书馆学思想缺乏研究兴趣,甚至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一些人对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所面临的现实问题缺少关注,沉湎于‘创造新概念和新理论”,其结果偏离了图书馆在中国产生与发展的背景和宗旨。笔者认为,中国的图书馆学理论创新应该立足于更好地突显图书馆公益性,有效地利用其它学科的优秀成果,如21世纪,电脑业和资讯学在技术上和在理论上的迅速发展使中国的图书馆全面实现“使任何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均可以获得任何图书馆的任何信息资源。”目标富有可能性。在Web2.0理论与理念的发展与影响下,数字图书馆的发展悄然进入了Lib2.0阶段。Lib2.0Web2.0在图书馆领域的应用,它具有无处不在、无障碍、鼓励用户参与等特征。其中,Web2.0的核心技术之一P2P能充分利用因特网“边缘化”资源的特性促进了个人数字图书馆的发展,而个人数字图书馆的发展将大大提升公共数字图书馆(与个人数字图书馆相区别,论文中除特别说明外,所有“数字图书馆”均专指“公共数字图书馆”)的个性化服务水平。而不是不考虑社会分工一味地去适应社会需要,浮躁地挤身于其它学科的研究领域去钻研,去发明创造,否则图书馆学将被其它学科取代,图书馆也将丧失它的名誉。

四、公益性是中国图书馆前行的动力

我们已经走得太远,现在是应该回到起点的时候了。我们需要重新认真地思考:到底什么才是真正驱动我们图书馆前行的动力。我们应该走回正途,拿起工具,重新审视我们的馆藏状况,我们的创新能力,追求高尚的办馆理念、完善的馆员素质。

自1904年中国最早使用“图书馆”一词命名的湖北图书馆和湖南图书馆诞生以来,中国的图书馆事业已经走过了105年的发展历程,但是图书馆评价标准的西方化却成为了一种潮流。这就要求我们客观地认识到,把握好当今西方图书馆发展的主流意识、探索中国的图书馆的创新发展和特色发展之路,不仅是图书馆领域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明确发展思路、解决突出问题、创新体制机制、促进学科发展的重要内容,更是全面配合政府实现人才强国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内在要求。

美国是个全自由市场经济的国家,政府对社会机构干涉越少越好,甚至提倡不介入社会机构事务。自由化发展和精英式民主是美国社会的特色,而在中国则不同,中国是个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公益性事业。它注重追求社会最大效益和公民利益,提倡经济硬实力与文化软实力相互协调、融合,积极推行科学发展观。

经验表明,一个学科坚持什么样的发展观,对这个学科的发展会产生重大影响,不同的发展观往往会导致不同的发展结果。徐引篪、霍国庆在《现代图书馆学理论》一书中指出,“无论何时何地的图书馆,只要能处理好与社会的协同作用,就可以发展得快些,发挥的作用也就大一些。”

综上所述,在当今新的时代条件下,中国的图书馆事业应该融入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建设过程中,深入学习践行科学发展观,推动图书馆公益性的发展,为实现国民的自觉、自育和自强营造一个获取知识、增长技能和读书学习的环境,让更多的公民从图书馆这项公益性事业中得到更多的实惠——知识——力量——资本,并获得开启心智的钥匙,使中国的图书馆事业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因此,图书馆的公益性是真正驱动中国的图书馆前行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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