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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小品散文中的饮食题材

2009-03-25

文艺生活·下旬刊 2009年8期
关键词:茶食结缘浙东

张 华

摘要:周作人小品散文中涉及了相当一部分描写饮食的篇章。本文将通过文本分析,阐述周作人小品散文中饮食描写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并且试图解析周作人偏好饮食题材的成因。

关键词:周作人小品散文饮食幼年经历民俗故乡

中图分类号:12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09)24-0005-01

作为中国现代散文大家,周作人以一系列小品散文确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而《雨天的书》的出版标志着周作人开创的“美文”文体的形成。此文集中收录了《故乡的野菜》(1924)、《北京的茶食》(1924)、《喝茶》(1924)、《谈酒》(1926)、《乌篷船》(1926)等被誉为中国现代散文名篇的“美文”代表怍。如果细加考察便可注意到,这些“美文”大部分均以饮食为题材,由此可见周作人对饮食题材的偏好。实际上,周作人后期小品散文创作在选材上仍有这个倾向,如《结缘豆》(1936)、《卖糖》(1938)等文。而1944年出版的《书房一角》中收录了周作人描写浙东民俗风物的数十篇小品,其中包括《芡与莲》、《烧鹅》、《杨梅》、《松花粉》、《糊鱼》、《带皮羊肉》、《记爱窝窝》、《记盐豆》等数篇描写浙东饮食的篇章。可以说,饮食是周作人小品散文创作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题材类型。

值得注意的是,周作人在小品散文中大量地描写饮食并非是为了表现食物之美味,也不以展示各地的奇珍异馐为目的。恰恰相反,周作人散文中所描写的饮食均为人们日常生活中极为普通寻常的食物,如浙东随处可见的野菜,北京城里的各色茶食等等。而在这些日常饮食描写背后折射的是周作人对其中蕴含的饮食文化的思索与评价。

在《北京的茶食》一文中,周作人感慨在偌大的北京城中竟找不到好茶食,认为“这也未必全是为贪口腹之欲,总觉得住在古老的京城里吃不到包含历史的精炼的或颓废的点心是一个很大的缺限。”他认为,在茶食这样的传统食物中实际上承载着一种生活文化:“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我们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虽是无用的装点,而且是愈精炼越好。可怜现在的中国生活,却是极端地干燥粗鄙,别的不说,我在北京彷徨了十年,终未曾吃到好点心。”从周作人感叹在北京生活了十年竟从未吃到好茶食的惋惜中便可透视他对优雅精致、丰腴安闲的中国传统士大夫生活文化的依恋。

至30年代,由于周作人受日本柳田国男“乡土研究”的影响,其小品散文中的饮食描写呈现出了与20年代明显不同的情感向度。在《结缘豆》一文中,周作人描述了流行于南北各地的“结缘”分豆的习俗,他认为这种乡风习俗的盛行源于人们“不安于孤寂的缘故”,并对人们的这种心理给予了分析:“人是喜群的,但他往往在人群中感到不可堪的寂寞,有如在庙会时挤在潮水般的人丛里,特别像是一片树叶,与一切绝缘而孤立着。念佛号的老公公老婆婆也不会不感到,或者比平常人还要深切吧,想用什么仪式来施行拔除,列位莫笑他们这几颗豆或小烧饼,有点近似小孩们的‘办人家,实在却是圣餐的面包蒲陶酒似的一种象征,很寄存着深重的情意呢。”通过对人们因畏惧孤寂而欲通过分豆以结缘的心理分析,周作人从情感的层面对这种风俗给予了理解,乃至是认同:“我现在去念佛拈豆,这自然是可以不必了,姑且以小文章代之耳。”将自己的文学创作也视之为“结缘”,足可见周作人对蕴含于“结缘豆”中的民俗文化的认同。

无论是饮食中蕴含的雅致、丰腴的士大夫文化,亦或是于琐细寻常中自有一种温润丰泽的民间文化,周作人小品散文中饮食描写的关注点始终集中在饮食所承载的文化意蕴上。这种关注显然与其学者、思想家的思想特点有关。然而,周作人小品散文选择以饮食为表现题材的偏好,还关涉到了其它的因素。

钱理群先生在《周作人传》中曾提到了周作人幼年患“馋痨病”的经历:“另一个忘不掉的记忆是,从小总是生病,长得十分瘦小,老是吃不够,也许患的就是‘馋痨病。稍大一些才知道,这是因为没有奶吃。雇了一个奶妈,而这奶妈原来也没有什么奶水,为骗得小孩不闹,便在门口买种种东西给他吃,结果自然是消化不良,瘦弱得要死,看见什么东西又都要吃。为了对症服药。大人便什么都不给吃,只准吃饭和腌鸭蛋。处于这恶性循环中的小孩一定是很痛苦的。但周作人说:他‘已经完全不记得了。”也许周作人已经忘记了,但这种幼年时期对食物的渴求而得不到满足的经历却在他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导致了他终其一生对饮食的兴趣,而这种兴趣又致使其在进行文学创作时,将饮食纳入表现题材范畴,这可以说是周作人在小品散文中喜好饮食题材的一个潜在因素。

同时,对民俗的关注也是影响周作人选择以饮食为表现题材的另一重要原因。五四时期,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重建新文学体系时,卸下了散文“载道”重任,随后,中国现代散文也因此面临着表现题材的选择问题。而作为最早关注、倡导民俗学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周作人不仅是北大歌谣征集活动的负责人之一,而且撰写了一系列的民俗学理论研究文章,因此,在文学创作上他自然也将目光投向了民俗。其中,饮食作为体现人们日常生活方式的物质民俗尤为受到一向对此抱有浓厚兴趣的周作人的关注。他认为,“看一地方的生活特色,食品很是重要,不但是日常饭粥,即点心以至闲食,亦均有意义。只可惜少有人注意,本乡文人以为琐屑不足道,外路人又多轻饮食而着眼于男女,往往闹出《闲话扬州》似的事件,其实男女之事大同小异,不值得那么用心,倒还不如各种吃食尽有滋味,大可谈谈也。”着意于从人们的日常饮食中观察各地不同的风俗习惯,挖掘蕴含其中的意义是周作人小品散文中饮食描写一个重要的基点,这尤其表现在他30年代以后的小品散文创作中。

此外,周作人小品散文涉及了浙东、南京、北京、日本等地的饮食,但描写最多的还是他的故乡——浙东,而他在对浙东日常饮食的叙述中也投射了与其他地方不同的情感。而颇可玩昧的是,他却一再否认自己的故乡情结:“我的故乡不止一个,凡我住过的地方都是故乡。故乡对于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分,只因钓于斯游于斯的关系,朝夕会面,遂成相识,正如乡村里的邻舍一样,虽然不是亲属,别后有时也要想念到他。我在浙东住过十几年,南京东京都住过六年,这都是我的故乡;现在住在北京,于是北京就成了我的家乡了。”显然,周作人对于“故乡”的理解是与常人不同的,他甚至在《与友人论怀乡书》直接否定了对浙东的情感:“照事实讲来,浙东是我的第一故乡,浙西是第二故乡,南京第三,东京第四,北京第五。但我并不一定爱浙江。在中国我觉得还是北京最为愉快”。尽管周作人刻意地淡化他对浙东的感情,但在追忆浙东的饮食风物时,却总有一种似有若无的乡愁。以《故乡的野菜》为例,此文中,周作人以近乎学理性的语言对浙东的三种野菜——荠菜、黄花麦果、紫云英的外形、功用进行了描述,行文中杂以《西湖游览志》、《清嘉录》等典籍中的相关记载,使文章呈现出一种从容严谨、平淡自然的风格。但在追忆浙东清明时节作供的黄花麦果的时,他却不由感慨北京虽有“草饼”一类的相似糕点,“但是吃去总是日本风味,不复是儿时的黄花麦果糕了。”看似平静从容的行文里却情不自禁流露出一丝淡淡的思乡之情。显然,作为周作人“第一故乡”的浙东,不管他承认与否。影响都是深远而绵长的。因此,因怀乡进而追忆故乡的风物也是周作人选择饮食题材的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

综上所述,周作人小品散文中的饮食题材,意在试图通过饮食描写或解析、认同蕴含在饮食中的文化内涵,或赋予饮食以其理想的生活文化观;而幼年时期患“馋痨病”的经历使其对饮食始终有着一种近乎依恋的情绪,导致了他终其一生对饮食的浓厚兴趣;加之对民俗学的关注,使得周作人在为中国现代散文寻找新资源、新题材时将目光投向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因为对饮食的特殊情结又促使他更多地选择饮食作为表现对象;而浙东作为其生于斯长于斯的“第一故乡”,自幼受浙东风俗习染的周作人尽管在行文中有意无意地想要淡化对浙东的故乡情结,但在追忆浙东饮食习俗时,仍然流露出了一丝淡淡的、似有若无的思乡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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