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拥军

摘要：一种复古主义史风的形成，往往是为了反对和改变当时的一种时风，复古主义的产生必有其成因，更确切的说是必有其所反对的对象。笔者在散文史流变中，通过对南北朝、唐、宋、明和清代的一些复古主义如“元嘉体”、“永明体”、“齐梁体”、“初唐四杰”、“唐代古文运动”、“新乐府”、“元和体”、“西昆体”、“宋代复古主义运动”、“婉约派”、“江西诗派”、“神韵说”、“台阁体”、“茶陵派”、“前七子”、“后七子”、“唐宋派”、“公安派”、“竞陵派”、“桐城派”、“阳湖派”、“宋诗派”、“近代改良主义文学运动”等文学流派的分析，试图发掘这些复古文风的成因和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影响，以求方家见教。

关键词：复古四声八病宫体古文运动新文体骈文

中图分类号：1207.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09)24-0001-04

一、引言

如果把中国古代文学比喻成一棵大树，韵文、诗、词、小说、戏曲等等就是这棵树上的繁枝绿叶和花朵，而忠实承载着“文以载道”的历史使命的各种类型的散文(包括某些带有韵文形式的骈体文等在内)。则无疑是这棵树的主杆根基之类的。这里有些学者会提出意见了：马克思主义倡导的文学起源“劳动说”的歌咏号子不是在《诗经》里就有体现了吗?更别说那些“宗教说”、“魔法说”、“天才说”、“巫术说”、“游戏说”等等之类的了。但是笔者认为“歌咏号子”更象是“根源的水土”的问题，而本文主要论述的是“主杆根基”的问题。无绿叶鲜花的树固然要失却许多精彩与绝美，但若主杆根基不稳固，就不是“大树飘一叶”的小事了，整棵树恐将不保。这里似乎夸大了“散文”的地位，从某种程度上来看有点象官本位思想严重的中古正统文人所为。但“主杆”有其不可或缺的重要性，而“绿叶鲜花”自有其芬芳流艳之美，正可谓各得其所。而惯穿古代文学史的“主杆”——散文，则以文以载道、劝善规过、启顽立懦为已任，尤如甘泉美酒，醇厚隽永，令人陶醉，给人遐思；如硕大无朋的精神仓库，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以其丰润的乳汁滋养了古代文人。而复古之风，则始终以若隐若现的身影渗透于在多个时代散文为主的文风中，不断地更替与反复，同时影响到当时的韵文、诗词等文体的风格。

一种复古主义史风的形成，往往是为了反对和改变当时的一种时风，比如“文艺复兴”便是以恢复古希腊古罗马文明为借题，而反对中世纪宗教神权思想才是实质。我国历史上的几次复古和西方“文艺复兴”也十分相似。唐代复古可追索到南朝或更远，而且要从诗风谈起。如南朝宋文帝元嘉年间出现的一种诗风“元嘉体”。特点是注意描绘山水，讲究辞藻，崇尚对偶，因在宋文帝元嘉年间蔚为一时风气。代表作家颜延之、鲍照、谢灵运等人。接着，南朝齐武帝永明年间沈约提出“永明声病说”。主要包括分四声、免八病两个方面的内容。“浮声”大约指平声，“切响”指上、去、人三声(相当于后人所说的仄声)，要求诗歌的语音于错综变化中富有和谐悦耳的音乐美。八病即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等八种必须避免的音律上的毛病。声病说对我国古代格律诗的形成和发展起着巨大的促进作用。但由于它规定过严，流于繁琐，在一定和度上导致片面追求声律的不良倾向。这种以沈约、谢胱等为代表的“永明体”被称新体诗风行当时，为时人转相祖述。“永明体”代表作家众多，如同是竞陵(今湖北天门)王肖子良的门客，称“竞陵八友”的肖衍、沈约、谢眺、王融、肖琛、范云、任防、陆任等人。所作诗文，注重声律，讲究“四声”、“八病”之说，以谢眺成就较高。因过于注重时声律，讲究辞藻，致使内容平庸空洞，助长了当时诗歌创作中绮靡柔弱的倾向。“永明体”对律诗的形成及后来的骈文、词、曲等文学形式的产生和发展，均有深远影响。

而后齐、梁时代以沈约作为领袖和倡导者的“齐梁体”由此大行其道，不但讲究声律，崇尚对偶，词藻华丽，而且内容贫乏，流于浮薄淫靡。尤其梁代的“宫体”，由当梁简文帝肖纲所倡导，并形成于宫廷而得名。其诗多描绘声色，表现闺情，内容淫秽，形成绮靡，以填补宫廷生活的空虚。《梁书-简文帝本纪》曾载简文帝自言：“余七岁有诗癖，长而不倦。然伤于轻靡，时号‘宫体。”而后随着社会生活的日益广阔与复杂，从北周起，即已有提出文体改革的要求，但至初唐，才出现变革的气象。初唐“王杨卢骆”及陈子昂反对齐梁“彩丽竟繁而兴寄都艳”之风，标举汉魏“建安风骨”，可以说是一种因果的必然趋势了。

二、唐代复古文风

而谈到唐代复古主义，首先不得不提在杜甫《戏为六绝句》第二首中“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的“初唐四杰”。《旧唐书·杨炯传》称“炯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以文词齐名，海内称为王杨卢骆，亦号为四杰”。“王杨卢骆”力图改变齐梁以来“宫体”的影响，他们的作品风格清峻，初具雄伟气势，虽未能脱尽齐梁浮靡诗风、绮丽习气的影响，然而对唐代文学风气的转变；对韩柳的变骈文为散文的文体改革“古文运动”，都起到了积极的先锋作用。接着又有陈子昂力倡诗风革新，并“疏朴近古”，以自己朴素明朗的论事书疏之文，试图摆脱骈偶体裁的桎梏；肖颖士，李华、元结、独孤及、梁肃、柳冕等则继其后，从理论上或在写作实践中，致力于散文革新，成为古文运动的先驱，对后世影响深远的，韩愈、柳宗元等领导的“唐代古文运动”，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前导作用。

唐贞元、元和前后，面对藩镇割据、佛道炽盛。朋党纷争于内、异族侵扰于外的形势，以韩愈为代表的一些较开明的士大夫积极宣传儒家道统，企图通过恢复儒家的正宗地位，稳定和巩固唐王朝中央政权的统一。“唐代古文运动”借儒学复古运动的旗帜，在文体上恢复先秦两汉文风，试图摆脱齐梁时兴起的华丽、尚对偶、讲音律的严重束缚思想的自由表达的骈偶体裁的桎梏。其大张文体改革，鼓吹“文以载道”、“文以明道”，要求用儒学之“道”去充实“文”的内容。在倡导古文运动中韩愈提出的“文以载道”的文学主张，是要求文章宣扬儒家“古道”，并强调作家主观道统修养的重要性，以力图恢复儒家在思想领域里的垄断地位。此论虽表现明显的落后性与局限性，但它要求文章内容充实，言之有物，并致力于推陈出新。这对于结束魏晋以来形式主义的骈体文的统治，促进我国古代散文的健康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而后柳宗元在倡导古文运动中又提出了“文以明道”的文学主张。古文运动在表现形式上，虽以秦汉文章相标榜，但又强调“惟陈言之务去”、“文从字顺各识职”，力求创造一种融化古人词汇语法而又适于反映现实、表达思想的文学语言，并用这种新颖的文学语言创造一种自由流畅、直言散行的新的形式。这种切合实际的文体主张适庆时代和社会的需要，又有韩愈、柳宗元等人在写作实践中取得的杰出成就，一时间在文人中互相支持，彼此呼应，形成了一种广泛的社会运动。

提倡“即事名篇”，强调“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

作”的白居易、元慎为代表的诗歌革新运动“唐代新乐府运动”，虽是以“新”对“古”的，但它首先是在继“古”的基础上倡“新”，其推崇的文学实用性，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受到了古文运动的必然影响。“元白”因自制新题以写时事，故与古题乐府相对而称“新乐府”。建安时三曹等曾用乐府来写时事，便袭用古题。唐代伟大诗人杜甫进面“因事立题”，初露新东府端倪，却未形成一时风气。至唐贞元、元和时期，张藉、王建、白居易、元慎等目击朝政腐败，为描写民生疾苦，匡救时蔽，深感沿袭古题乐府已不能适应时代要求，遂在继承乐府诗的现实主义创作传统的基础上，提倡“即事名篇”，兴起了著名的新乐府运动，开创了“元和体”诗风。强调“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要求所作诗篇，“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欲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戒也；其辞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办求使诗歌的内容与形式同生活取得密切的联系。其作多能反映不时社会的真实情况，以挥文学的积极作用，并使唐代诗歌得到新的发展。

韩、柳、欧、三苏、王、曾，因作品被明代茅坤选辑人《唐宋八大家文钞》而得名“唐宋八大家”。其创作思想，主张实用，反对骈体，对后世散文的发展影响极大。唐代复古主义不仅有力打击了风靡三百年的绮丽柔弱的文风，而且直接启示了北宋的文学革新运动，开创了我国文学史上以唐宋八大家为代表的古文传统，在我国文学史上影响极为深远。

三、宋代复古文风

一直到宋时，道学家亦打着“文以载道”的旗号，但其“文”只是指语言文字本身而非文章，其“道”只是指心性义理之学。他们重道轻文，甚至认为“作文害道”，把文只是当作传达道学家思想的简单工具，从根本上否定了文学的存在，对后世产生消极影响。如朱熹就强调“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而“文以明道”也为宋人承袭，它更广泛的针对六朝及五代文学遗风，要求革除绮靡，注重思想内容，表现了作者对文学的社会的作用及文学的内容与形式关系的基本见解。这一主张不仅成为唐宋古文运动的一个有力口号，而且对后世亦产生了深远影响。北宋人还将韩愈诗歌中的一种艺术手段概括为“以文为诗”。出自陈师道《后山诗话》的“以文为诗”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以古文的章法、句法为诗；二是以议论人诗。后人对此，特别是对以议论入诗一直存有争议。一种意见认为。诗文各有体格，以文为诗，则会丧失诗的本色，必然导致概念化。另一种意见主为，以议论人诗并不排除诗要用形象思维，关健在于是否善于议论。又认为，以文为诗，突破了诗的旧界限。开拓了诗的新天地，不仅对宁诗新风貌的形成有积极影响，直到今天仍不失为一种有生命力的艺术手段。

前面谈到，复古主义的产生必有其成因，更确切的说是必有其所反对的对象。这恰好似唐代先有齐梁留承的骈骊时风。故而才形成其反对派的拟古风一样。拟古是借题发挥的手段，反对时风才是目标和目的。宋代复古也是如此，起因也是反对当时风靡文坛的一种时风。晚唐五代浮艳、雕饰的文风盛行，在宋初演成了一种叫“西昆体”形式主义诗风。代表作家如杨亿、刘筠、钱惟演等人。西昆本指西方昆仑山，传为古代帝王藏书之地。身为朝臣的杨、刘、钱等人因经常出入宫中藏书处，遂将彼此唱和之作编成《西昆酬唱集》。西昆体即由此书而行名。其诗主要歌唱内廷侍臣优游生活，又专从形式上摹拟李商隐，摭拾典故，堆积词藻。讲求对偶，以华丽的形式和悠扬的声韵掩饰其贫乏的内容。

在西昆体这种形式主义风靡文坛时，为使唐代诗文进步传统不致中断，并与结束割据纷争后赵宋王朝中央集权制的需要相适应，由柳开等人所倡导，后为欧阳修、王安石等人继往开来的诗文革新运动，“宋代复古主义运动”及时出现了。先有柳开、穆修、王禹僻等人极力倡导儒家道统，宣扬文道合一，并以韩愈为宗师，要求恢复韩、柳古文传统。后至北宋中期，文坛领袖欧阳修及诗人梅臣、苏舜钦以更大的规模，继续推行诗文改革达三十余年。后又经王安石、苏轼等著名文学家的不断深入，终使散文走上了平易畅达、反映现实生活的道路，也为宋代诗歌丰富多彩的特殊风格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其实秦、李的“婉约派”也好，“苏辛”的“毫放派”也罢，都可以说是对西昆体的一种无形批判。这时还有一个“江西诗派”也贬反西昆体，为江西诗人黄庭坚所倡导。其以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而得名，但此派作家并非全为江西人。代表作家有黄庭坚、陈师道、吕本中、晁冲之、韩驹等。陈与义虽未被列入宗派图内，却被后人推为江西派重要作家，并成为以杜甫为一祖，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为三宗的江西诗派的“一祖三宗”之列。此派诗人虽反对“西昆体”，但他们却错误地认为晚唐诗风及西昆体的弊病主要在于读书不多和缺乏技巧，故在诗歌创作中“搜猎奇书，穿穴异闻”，强调“无一字无来处”；崇尚瘦硬，创制拗律；又提出“夺胎换骨、点铁成金”之说，每袭用前人诗意，略改其词，则以为工巧，致使摹拟剽袭，既未能脱出形式主义的泥坑，还对时风造成不良影响。

而“妙悟”之说则由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提出，“大抵禅道唯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悟”从禅家“顿悟”、“渐悟”代来，用以喻诗，有两层意思；一指第一义之悟，即学习汉、魏、晋及盛唐之诗，要求遍观熟参之后，“酝酿胸中”，自辨其真是非。二指“透彻之悟”，即不以文字、议论、才学为诗，重在“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不中之月，镜中之象，主有尽而意无穷。”要求诗的形象与意境，不露痕迹，可以意会，不可言传。由此，又创“别材别趣”之说，接触到艺术思维与逻辑思维的区别。但此说不是把艺术当作客观世界的反映，而看成是主观上对前人作品“熟参”的结果，错把流当成了源；同时也带有唯心主义和神秘色彩，对后世创作理论起着明显的消极作用。此后，明七子拟古主义宗其第一义之悟，清王士稹的“神韵说”又取其透彻之悟。

四、明代复古文风

无独有偶，和明永乐至成化年间出现一种与宋初“西昆体”有些类似的官僚文风。因形成于上层官僚问，故名“台阁体”。明王朝建立后，在最高统治者的直接倡导下，歌功颂德、点缀“升平”的台阁体长期统治文坛。代表作家有杨士奇、杨荣、杨溥，三人曾先后拜相，时称“三杨”。其诗多逢迎应酬之作，藉以粉饰太平，歌功颂德；形式上词气安闲，雍容典雅，遂为当时利禄文人纷纷仿效，成一时之风气。

和唐宋复古一样，有不良风气就会有反对者。茶陵(今属湖南)人李东阳为首的“茶陵派”应运而生。李东阳在文学上主张宗唐法杜(杜甫)，企图以此纠正“台阁体”的雍容典雅和呆板平庸，但因主要着眼于体制、音节、声调等形式方面，且其主要成员多坐拥权位，远离人民生活，故其诗文不仅未以能摆脱“台阁体”的影响，而且叉开前后七子拟古主义之先河。

随着朝政的日益腐败及其引起的尖锐阶级矛盾，不少诗文作者遂对这种雍容典雅、粉饰现实的文风深为不满。但因他

们同样脱离现实，遂以“复古”相对抗。明弘治、嘉靖时期兴起了继唐宋复古之后的有一次大型的诗文拟古运动“明代复古主义运动”。弘治、正德年间，先有“前七子”李梦阳、何景明、徐桢卿、边贡、康海、王九思、王廷相等，以李、何为其领袖。其文学主张虽不完全一致，但大都强调“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重视摹拟。希图从气势阔大的秦汉散文、音节激昂的盛唐诗歌中寻找寄托，得到鼓舞。其在当时虽有反“台阁体”的积极意义，但形成了严重的拟古风气。嘉靖、隆庆年间，又有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等“后七子”继之而起，以李、王为其领袖。他们继承前七子的拟古主张，“是古非今”，倡导“格调”、“法式”，强调从形式上摹拟、剽窃古人。他们相互标榜，声势颇大，把复古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此一运动持续百年之久，虽在打击台阁文风面具有一定积极意义，但因盲目复古，以格调、法式等方面的模拟代替对文学遗产的合理继承，依然走上形式主义道路，对文学创作产生极为不良影响。受其影响的最先是“唐宋派”，其代表人物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等十分推崇唐宋散文，并以其作为学习典范。笔者在上何志军老师的课上，正好看过归有光的一篇八股文《吾十有五而志于学》，明时八股属时文，但归氏此文含古文之风。这从文后方苞的“以古文为时文，自唐荆川始，而归震川又恢之以闳肆。如此等文，实能以韩欧之气达程朱之理，而貂合于当年之语意，纵横排荡，任其自然，后有作者不可及也巳。”等评论就可见一斑。孙家富主编的《文学词典》内有记归氏主张“文从字顺”，走韩愈、欧阳修散文“平正通达”之路，但他在文风上却反对前后七子“文必秦汉”拟古剽窃之风，以一穷乡老儒痛斥当时文坛盟主王世贞一派为“妄庸巨子”。读其文，果然应证如是。归氏这篇八股时文却以古文写就，平正通达，虽有排偶但不失古文之平易清通，且毫无“文必秦汉”拟古剽窃之风。王慎中、唐顺之、归有光、茅坤等为代表的“唐宋派”，对于复古派前后七子的模拟之风提出尖锐的批评，其宗旨就是要把当时的散文创作纳入文道并重文辞畅达的唐宋古文的轨道。归氏用古文而非拟古剽窃，以古文为时文，正与归氏的文学人格相符合。韩、欧散文以文从字顺的要求，摒弃了怪奇的文风，能雄奇畅达，在平常中见隽远，增加了散文的节奏感和情韵之美，并将古文笔法融入文写作之中，开创了宋代四六文的新体式。在散文的创作方面，将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统一起来，强调作品必须有作者个人的特色，艺术风格必须有独创性，反对因袭模仿。因此他虽然标榜学习韩愈，但能自成一家，创造出一种与韩文不同的散文风格。韩、欧作为唐宋古文运动之主将，二者对后人及归有光等的文学风格的影响和作用非常明显。

唐宋古文在形成上形成规范，有技有法，可供学习摹拟。明代时文受古文影响，而古文亦受到时文的影响。不过，有趣的是，两者所受到的评价是不一样的，前者得到普遍接受与肯定，而后者则被贬斥批评。这种现象其实反映出中国古代一种特殊的美学观念。在中国古代不同文体之间的互相融合是有一定规律的，文体有古今、正变、雅俗、高下之分，在宋代以后，出现破体的通例：即以古体融入今体，以正体改造变化，以雅体提高俗体。反之则为失败。所以以诗为词胜于以词为诗，以古人律胜于以律为古，以古文为时文胜于以时文为古文。“以韩欧之气，达程朱之理”正是明人以古文为时文的最好注脚。唐宋派虽然对前后七子的拟古主义表示强烈不满，主张学习唐宋文章法度，所作应“皆自胸中流出”，以见“本色”，但因从道学家的立场立论，故又有极大的局限性。这一点与宋时道学家亦打着“文以载道”的旗号做的那一套有些相似。

明后期出现了反对拟古的“公安派”。“三袁”(为今湖北公安人)所持文学主张与前后七子针锋相对，提出“世道既变，文亦因之”的发展观点，推崇“性灵”说，要求作品“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反对“依傍古人”。所写散文能直抒胸臆，不事雕琢，以清新活泼丰富了散文的表现方式，开拓了我国小品文的领域。但其内容多为闲情逸致，流于浮薄而缺乏深厚社会意义。其末流更是追求身边生活情趣，玩物丧志，视文学为小品玩物。

而后又有与“三袁”同出湖北的、南齐“竞陵八友”的同乡钟惺、谭元春等“竞陵派”(今湖北天门)，文学主张与公安派反对拟古、抒写性灵的观点基本相同。但却嫌“三袁”作品有浅薄之弊，一味孤、奇、僻、怪，走“幽深孤峭”的风格。故其文作多流于艰涩，比公安派更脱离现实。

其间其后还有一些诗派也加入这场持久战中。如主张较近前后七子宗严羽“妙悟”之“第一义之悟”的“格调”论的以沈德潜为首的“格调说诗派”；从严羽“妙悟”之“透彻之悟”的王士稹为首的“神韵说诗派”；对七子拟古不满，批评“神韵说”、“格调说”，主张较近公安派以袁牧为首的“性灵说诗派”；有鲜明复古主义色彩的翁方纲为首的“肌理说诗派”等等。这里主要谈散文，诗派之争且不详谈了。

五、清代复古文风

而谈到清代复古主义，不得不提在清代中、末叶文坛上影响极大的散文流派“桐城派”。其开创者方苞及承前启后的人物刘大櫆、姚鼐均为桐城(今属安微)人。有吴嘉宾、欧阳兆熊、梅曾亮、管同、姚莹、方东树、曾国藩、吴汝纶、黎庶昌、林纾等。以古文正宗自命，主张学习《左传》、《史记》等先秦两汉散文和唐宋八大家古文，但依傍道统，以宣扬程朱理学和封建正统观念为职志。其文学理论以“义法”为核心，强调义理、考据、文章三者并重，讲究语言“雅洁”，并以阳刚阴柔辨析文章风格。其作主要是些应用文字，尤以碑志、传最多。虽文理清顺，但内容贫薄，充满陈腐说教。五四运动前后，其末流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反对势力。

其后恽敬、张惠言等阳湖(今江苏武进)人开创的“阳湖派”，虽师曾“桐城派”，但又不满桐城派古文的清规戒律，嫌其取路狭窄，内容贫瘠，不足为法。主张模拟古人，不限一家，应参以诸子百家之书。故文章语言工丽，文风较为恣肆。

清道光以后，何绍基、郑珍、莫友芝为倡导者的诗歌流派“宋诗派”，在创作上主张学习苏轼、黄庭坚，再进而学习杜甫、韩愈，企图以此改变摹拟对象，挽救前后七子以来封建正统诗文所面临的危机。虽强调“性情”与“学问”，实为儒家的道统修养和孔孟程朱之学，还是没能脱离宋道学和明“唐宋派”的桎梏。故其作多远离现实，或为官场应酬、山水景物文字，或是封建士大夫情怀之叹唱。

而兴起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的近代资产阶级的“近代改良主义文学运动”是当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运动的组成部分。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夏曾佑等主张文学应适应时代的要求，极力宣扬文学的社会作用。他们在创作实践中，曾冲出桐城古文骈文和八股文的藩篱，创造了一种浅易流畅、名为“新民体”的新体散文；又倡导“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藉此作为宣传武器，扩大影响，争取群众，为改良主义政治运动服务。虽然这在提倡变革、促进思想解放方面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但由于中国资产阶级先天不足，力量弱小，加上中国正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历史特点，使这场运动带有很大的软弱性，以致随着新的革命的兴起和发展，逐渐成为革命文学运动的对立面。在这一点上，其与“桐城派”的末流在五四运动前后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反对势力，是非常相似的。

六、结语

而与古文对峙了多个世纪的骈文，经过唐、宋两次古文运动的打击，便一蹶不振。骈文以对仗排偶、隶事征典、词藻华丽为特征，是一种古典形态的美文。清初文人以骈文为寄托才情的文事，从而揭开了骈文复兴的序幕。到乾嘉时期骈文大盛，形成与桐城派古文对抗的局面，这既与清代社会环境的压抑、文化学术思潮的复古倾向有关，也和其后汉学兴盛的学风有关，骈文作家中许多著名的学者，如汪中、阮元等为骈文力争正统地位。但从当时发生的骈文与古文之争论看，却反映出骈文复兴之文学底蕴，就是要求恢复文章艺术之美。尽管这种古雅的文体对作者和读者都要求有更高的学识和文学素养，但在清代毕竟又盛行一时，而且经过争论产生了不拘骈散之论，更不失为唐宋古文运动之后的一种历史补偿，对后来的文章，如梁启超之新文体，也有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