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丹红

王益案一周年

2009年2月4日前，新华社发布消息，中央纪委、监察部对证监会原副主席、国家开发银行原副行长王益进行了立案检查。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的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监察部审议并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决定对王益实施“双开”—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此前的1月22日，王益案已经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北京市人民检察院负责侦查和审查起诉，王益因涉嫌受贿罪于当日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这也标志着王益案进入正式的司法程序。

根据有关部门的内部通报，经王益本人供认确定的受贿金额达1000多万元。不过，有关具体案情和涉案金额还需经司法机关的最终认定。

接到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的命令后，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正在抽调人力，组成专案组，并根据已经掌握的证据材料，对嫌疑人王益展开讯问。

此时，距离王益案导火索出现已整整一年，此间乱象丛生，费劲波折。

早在2008年2月，国开行针对河南郑东新区的贷款项目遭遇国家审计署的专项审计，王益的秘书孟涛在其中4万元非法收入随之现形。

审计显示，国开行共为郑州提供25亿元信贷资金支持，用于打造中岳嵩山、少林禅宗、武术圣地的旅游事业发展。经调查，25亿元贷款中仅2亿元用于少林寺和嵩山中学，有6400万元以“财务咨询费”的名义被转至王益的胞弟王磊名下。这笔去向不明的巨额信贷资金与王磊获得的巨额灰色收入，成为王益案发的直接和主要原因。

大案随着孟涛、王磊的被查慢慢推进，另两个关键人物出现在纵横交错的账目中——魏东和李涛。其中，李涛曾购买两套房产送给王益的女友刘某。

魏东为资本大佬，曾任九芝堂集团董事、湖南涌金集团董事长；李涛为深圳利联公司董事总经理；刘某则为某中央媒体的著名电视主持人。2008年4月，魏东、李涛和刘某均被控制出境，且多次被专案组叫去谈话，其在国内的行动亦受到监视。

4月29日下午，北京市公安局受专案组委托去找魏东，魏在北京其父母的家中从9层跳楼自杀，目睹这一惨状的包括他的家人、保姆和司机。

案件由此陷入僵局，针对李涛、刘某等人的调查与边控，也一度中断。

6月8日。是传统的端午节。在无任何先兆的情况下，王益结束完“博鳌现代物流与自由港国际论坛”，由宁波返京的飞机上被中纪委专案组控制。当时头等舱共8个座位，王益占一个中排靠窗位置，另7个都是调查组人员。王益登机后即被宣布“经中央批准”将其“双规”，王益当时脸色阴暗，形色凝重。一行人下飞机后，直接赶至王之豪华办公室搜查。随后，王被隔离调查。

6月10日，端午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国开行举行每周一次的行长例会，参加人员均为行级领导及一些重要局室负责人，王益缺席。两天后，国开行口头通报称：“中央纪委、监察部按照规定对反映国家开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王益同志的严重违纪问题，经初步核查后，研究决定，并报请中共中央批准，对其采取措施。王益同志已于6月8日离开工作岗位，接受立案审查。”

得意“大秘”的失意婚姻

2008年4月1日，王益迎来52岁生日。这对一个已位居副部级高位的人来说，他的仕途本应走得更远。但王益的这个生日过得并不平顺，他不仅被限定在北京，而且与女友刘某的晚餐还尽在监控之下。

王益的祖籍是云南剑川，他出生地则是云南龙陵。这是一个位于滇西的边陲小县城，王家并无显赫出身，其父为白族，母亲系汉族，双亲膝下两子一女，王益排行老大，另有王磊、王薇两弟妹。

童年时代的王益，聪慧过人。但流年不顺，其念小学五年级时即遇文化大革命，“文革”中他仅念了两年初中，15岁那年即进入昆明钢铁公司当薄板车间的工人。

作为恢复高考第二年入学的大学生，1984年，王益接连完成了北京大学历史系本科、研究生学习。

曾在北大历史系的本科、研究生同学白昭明，日后成了王益的妻子。白比丈夫大两岁，入考北大前则是北京新侨饭店的团委书记，毕业之后重拾酒店业，在五洲大酒店担任总经理助理。1989年风波之时，白昭明远赴美国，并相继在美国、香港等地设立了自己的公司，三年后获得伯利兹国籍。

白氏据说来头不小，其父亲即为高级官员。白为避嫌曾短暂改姓与王益姓相同，即更名为王昭明。不过，两人长期矛盾不和。这是后话。

王益的少年得志不仅是北大的良好教育背景，还在于其毕业后不久担任原中央顾问委员会某副主任的秘书。除了毕业后一年多的助教履历，王益于1985年11月即进入中央顾问委员会办公厅工作，直至1992年9月离开。可以想象作为“大秘”的王益，在这接近七年的时间里如何广织人脉。

正如政界权威人事所评价，在全国的省部级官员尤其是其替身秘书阶层，王益无人不识无人不晓，“很熟悉，而且能一个电话随时找到对方。”这种罕有的人脉资源，为日后王益的腾达奠定坚石。

离开中顾委的王益，于1992年10月担任国务院证券委办公室副主任，自此16年问染指证券界。当时的国务院证券委由朱镕基亲任主任，然后联络十个部委的一把手做委员或者是副主任。不过，这是一个务虚机构，证券委下设一个办公室，主任马忠智，副主任则为王益和庄心一，其职责是协调重大政策和各部委的关系。

由于证券委并无实权，闲差仅一年后，王益与妻子王昭明相继在北京与海南开办了公司。

王益的公司名叫北京百峰新技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他任董事长。作为国家科委股份制改革试点企业，百峰公司定句募集成立，注册资本5000万元，六家发起人出资3000万元。海南海峰房地产公司以资产入股以36.26％的所持股份，或为控股股东，而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正是王益的前妻白昭明。

北京百峰公司成立的目标就是争取上市，1994年税后利润1263万，1995年税后利润1114万。由于公司运转良好，从国家科委申请到13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票额度。

白昭明(或王昭明)名下的公司，主要集中在香港、海南、山东青岛与北京等地，包括香港百峰投资有限公司、海南海峰房地产公司、海南华程工程装饰有限公司、青岛鹏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其中房地产是其主要投资领域。1995年因宏观紧缩，尤其是海南楼市萎缩，白氏名下的公司几近覆没。白昭明的重心开始转至国外。

由于北京百峰公司运作不成功，1994年8月王益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职务，并于1994年9月至1996年9月在西南财经大学读经济学博士。

亦官亦商的路径不通，此时的王益

面临两个选择：一是专心做公司，二是跟着原证券委的人马去新成立不久的证监会。最终，王益选择了拥有体制优势的后者。1995年11月，王益履新证监会旨8主席时，年仅39岁。

一年未出，1996年，已是副部级待遇的王益与妻子白昭明离婚。据熟悉其人者称，两人的不和，主要源于早年王益的仕途不顺与白昭明的生意惨淡，且两人长期分居两地，矛盾不断恶化。

“银行家”与“音乐家”

案发前的王益，在国开行是排名第三位的副行长，分管政研室、稽核、业务发展局、投资业务局的产业整合等部门，可谓权倾一时。

调任国开行之前的1995年11月至1999年2月，王益在证监会担任了三年多的副主席。其时，王氏位高权重，集发行、基金等最为核心的部门于麾下。由于那一时期的证监体系尚属草创，运行时间不长，各方面的管理相当粗放，重要的期货和股票政策都可预先释放信息，这成为各路资本诸侯追逐、热捧的对象。

上世纪90年代末，与前妻离异的王益，经人介绍认识了外形青春的女主持人刘某。自此两人相交甚欢。

在公开的报道中亦可查询，2000年，时任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王益与著名节目主持人刘某等考察组一行赶赴剑川，考察该县的历史文化、民族风情、文物古迹和旅游资源。而剑川，正是王益之祖籍地。

身边人介绍，王益与刘某均爱好音乐，刘某尤其喜好日文歌曲，出席各种场合的晚会或活动时即兴拈来。而王益本人，更是纵横金融界的不识曲谱的“音乐家”。由其作词作曲的大型交响音乐会《神州颂》，先后在北京、广州、深圳等地巡演近30场。

在国开行数年间，王益好以“银行家”自居，但政治上不得志，颇为落落寡合。“他的真正的知己与故交都在证券界，魏东则是死党级人物。”

实际上，《神州颂》得以如此大规模全国巡演，离不开资本玩家魏东的功劳，魏东之哥、九芝堂董事魏锋更是亲自担当了《神州颂》演唱会的策划。同案被查的深圳老板李涛，其名下的利联实业公司即主办了《神州颂－太阳夜》交响音乐会，李涛另一公司太阳百货还向顾客送出了几百张音乐会赠票活动。

在互联网一隅，甚至出现了“王益音乐粉丝网”，这个网站论坛在其案发后，已无法打开。

有人士评价，穷苦出身的王益攀至这一人生高位，或可感觉完成了巨大的、自己都难以想象的跨越。这种巨大的征服感和权力往往令当事人感到可以把握自己的命运，从而寻求一种能标示自己与周围与众不同的一种标签，而进入音乐界或许正是这种心态的反映。

王益乐意于将自己标榜为学者型官员，他兼任了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出版了《证券公司成功之道：决策、经营、管理》、《企业结构、环境与运行机制》、《证券知识读本》和《证券市场导论》等著作以及诸多关于风险管理方面的文章。

春风得意的王益，据说一度；中击证监会主席。不过，《财经》杂志引述有关人士的话称：“但是针对他(王益)的告状信有一尺高，最后还是让他离开证监会，调任开行虽然升至副部级，但实为明升暗降。”

彼时，甚至有实名举报指向王益。

1996年6月，蔡小诗和曹小峰公开个人身份，向证监会等部门实名举报——综艺股份在上市过程中伪造各级政府批文，伪造假的内部职工股名单，骗取上市资格。这二人曾为综艺股份上市前3个月临时成立的证券办员工，他们在一份长达6页、上万字的举报信邮寄给证监会。

“信中详细揭露造假过程，及涉及的各项材料，提供了事实依据和查证线索，每条每款都交代的很清楚。”举报人蔡小诗和曹小峰在信中提出，“请求证监会在审批的时候予以调查。”

在相关的举报中，还涉及王益在海南的投资及其妻子的公司等问题。1999年2月，踌躇满志的王益被调离证监会。在是次证监会告别宴上，王益的脸色沉重。

离开证监会的王益转任国开行副行长，从此跻身于副部级序列。初到开行的三四年间曾主管信贷业务，如负责不良贷款的回收，还担任过贷委会轮值主任。

此后的王益，在仕途上呈现两个显著特点：一是频繁换秘书，在国开行基本上两年换一个，并大肆提拔他们；二是职位离开了证监会，但人却始终不离市场，并且疯狂培养自己的势力，有意搭建其在市场与证监会之间的桥梁作用。

根据《财经》的报道，王益在证监会期间在证券界建立了深厚的人脉关系，王益提拔的数位官员在他离任后仍担当要职，1998年第一批规范的基金管理公司成立，王益也与市场人士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2006年6月10日，王益词曲的合唱《去远方》在北京音乐厅上演，即以“南方基金之夜”冠名。

王益与魏东

6月8日王益被中纪委“双规”之时，已是“涌金系”掌门人魏东跳楼自杀的第32天，外界普遍认为，这是魏东自杀的余波。坊间开始流传，王之被“双规”与广发证券借壳内幕交易、国金证券上市等均有瓜葛。

魏东与王益的初识，可追溯至王益任职证监会期间。但熟知其人者称，两人交好应是王益调任国开行之后。他称，王益是白族，能歌善舞，对于音乐界、娱乐界有着非同寻常的热爱。而魏东在演艺圈中人脉极广，双方一拍即合。

从资本界到文艺圈，魏东与王益是难得的被圈内人士视为仗义的好人。王益热衷于音乐，而魏东亦有余华这等国内知名作家。两人由资本市场横跨文艺两界，或可有共同之处。

2008年4月底，王益、魏东涉及资本市场旧案而相继被叫去谈话，其中至少七人被限制出境。这一过程中，市场也传言有关调查机关进驻国金证券。

4月29日4时许，北京市公安局数名警察前往北京昆玉河北畔、紧邻紫竹院西门的“中海紫金苑”带魏东。这是魏东父母的房子，魏东夫妇则长住沪上。当时4时10分左右，魏从中海紫金苑2号楼9层西边没有封闭的阳台上跳下。阳台上随后出现两个女人的身影，叫声惊惨。

5月1日，魏东家人便借新浪网发布了魏东死于忧郁症的遗书，魏东说自己受到失眠和抑郁的长期困扰，不愿再拖累家人，并希望亲人和朋友能够好好生活。不过，这份亦真亦假的留言，未能解释这位“成功”人士为何做出如此的选择。

5月6日，作为身前好友的王益，参加了魏东在北京八宝山公墓举行的隆重的追悼会，彼时，王益低调现身，匆匆离去。其中针对个别媒体的提问，亦避而远之。

市场人士普遍认为，魏东算是王益在民营机构中培养出的最成功的一个资本玩家。《财经》杂志引述有关人士的话评价：“王益还是有眼光，对市场研究很透，他很早就建议魏东买法人股，大概1元买的招行法人股；后来建议他借壳上市，国金是第一个借壳成功的。”

国金证券上市，或可谓王魏之盟的经典合作。

2003年底至2004年初，魏东曾辗转云南、四川等地，酝酿收购成都证券(国金证券前身)。2004年8月，“涌金系”启动对成都证券的增资扩股。直到2008年2月5日更名为国金证券时，向成都证券股东定向增发2.16亿股，每股8.47元，换股吸收剩余48.2％的国金证券股份。

巨大利益的分配，正是隐藏于令人眼花缭乱的股权变化之后。按国金证券2008年5月7日每股47.57元的收盘价计算，紧随“涌金系”的清华控股持有国金证券股票市值超过42亿元，而当初进入国金证券时仅付出1亿元。魏东控制的“涌金系”公司更是获得“暴利”——扣除当初入股成都证券的出资及支付成都国资委的1000万元现金，“涌金系”的公司通过持有国金证券股票，其目前价值的账面获利至少超过90亿元。

魏东追悼会当天，国金证券尾盘暴涨，报收52.85元，逆势涨幅达5.3%，股价比一个月前翻番。而在魏东跳楼前一天的4月28日，他电话告诉一位市场朋友：“老兄，我的股票不值那么多钱!”

王益此次被“双规”祸起太平洋证券特批上市，并案涉多起证券违法违规活动。

继国金证券之后，太平洋证券的离奇上市，正可谓将一个运作自如的体系操作和利益瓜分推向登峰造极。

“云南帮”与太平洋证券

2007年12月28日，3年累计亏损8482万元的太平洋证券跻身A股市场，与即将退市的云大科技换股操作。但此后，太平洋证券使用新代码，经过证监会办公厅给上交所下发批复而上市，这种做法让所有证券市场人士大跌眼镜。

太平洋证券的IPO，不仅上演了股东“暴富神话”，而且在4年不到时间里，完成了增资、换股、上市的三级跳。追寻其中的获利者身影，不乏王益的直系亲属。

在上市公告书中，太平洋证券的股本结构一栏中注明：天津市顺盈科技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持有1％股权。天津顺盈公司成立于2001年6月28日，营业期限为10年，经营范围包括技术开发转让、投资咨询服务等。其设址于“天津开发区恂园西里17号18－2号”，但该处没有任何公司招牌，已一年未见使用。成立之初，天津顺盈注册资本为500万元，股东为王磊、丁华忠、何英吉吉、杨立安和王薇，出资额度分别为225万元、150万元、50万元、50万元和25万元。其中，杨立安为法人代表。

上述人员中，王磊、王薇正是王益的同胞弟妹。

2006年10月20日公司变更，法定代表人由杨立安变更为王磊；营业期限显示为10年，而非成立初的20年；股东由5个变成3个，即王磊、王薇和何英喆。当天的一份“股东会决议”显示，杨立安和丁华忠将所持股权转让给王磊。转让后，王磊以425万元出资占天津顺盈85％的股权。

1个月后的2006年11月25日，天津顺盈“股东会决议”称，王磊退出天津顺盈，孙宇和周宏成为天津顺盈的股东，孙宇还成为法人代表。同时，天津顺盈注册资本从500万元变更为1000万元。王薇紧跟王磊退出天津顺盈。

2008年2月25日，公司股东变更为宗建文、覃伟桥。3月21日，宗建文任公司法定代表人。而宗罩两人均表示，其并非这些股权的实际持有人。由此可推测，这次股权发生在2008年2月太平洋证券被调查后，现在的股东显然就是代持人。

太平洋证券上市开盘价达到46元，所有新老股东均获益匪浅。王磊等人持有的太平洋证券筹码低廉，可能只在1元／股左右。同时。王磊所购筹码的钱款也是引发王益被调查的重要原因。

从2008年年初开始，已有举报信指向证监会、云南省国资局的有关官员涉嫌内幕交易，在股改之前曾购入太平洋证券原始股。以1元/股的原始股测算，太平洋证券上市开盘价高达46元；即使按照7月15日41.18元的收盘价计算，也获利逾41倍。

王益本是云南人，太平洋证券案正好涉及证监会、云南等各个部门及地方政府官员，有此能量者不外乎王益。

当然，在这个被称“2008年金融第一案”的调查过程中，针对王益的调查只是开始，因为案件涉及的利益群体错综复杂，而王益只是这些食物链的中间一个环节。

编辑：靳伟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