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教版高中语文教材必修五《报任安书》中，司马迁说：“《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时至唐代韩愈也有“不平则鸣”说。

文学作品是士人这个古代社会特殊的阶层宣泄内心复杂情绪的重要载体，是士人思想情感的形式化。士人的内在情绪借助文学作品外化出来，或哀怨，或忧愁，或激愤，或惆怅……不一而足。士人是文学创作的主体。随着对苏教版教材中古代文学作品接触逐渐增多，理解加深，我觉得这些文学作品除了表现了各个作者——士人个体——的独特的思想情感外，似乎更有一种彼此共通的心理状态、价值追求，一种基本的人格境界逐渐凸显出来。它深深打动并极大感染了我，特别是有些诗歌散文的艺术之境和人格之境达到高度的融合，具有精神的高度，带给人强烈的美感。如《始得西山宴游记》柳宗元寄情山水，融情自然，他写道：“然后知是山之特立，不与培塿为类,”这不就是柳宗元对自我心灵的不自觉发现和欣然肯定吗？高峻峭拔的西山不就是柳宗元傲世独立情怀的鲜明写照吗？难怪柳宗元物我两忘，“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陶醉其中，“不知日之入”，“至无所见而犹不欲归。”

士人阶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居于主体地位。他们是文化的主要承担者，既继承既往文化，又不断地构建和发展当代文化，由此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精神风貌和文化境况。士人在上古时期一般是指那些未做官的读书人，属于士、农、工、商“四民”之一，但他们拥有丰富的文化知识，大多怀有跻身为官的愿望，而且凭借他们的知识才能在现实中具有出仕为官的可能性。所以士人阶层除平民知识分子外，也应包括士出身的官吏——士大夫。

士人通常在社会中扮演三个角色：民、官、文化承担者。民一般是士人原本充当的社会角色，是个体的起点，同时也是被超越的对象。出仕为官是士人们普遍的期望，退则为民，进则为官，介于被统治者和统治者之间。文化承担者是士人的基本角色，特别是其中不少人隐而不仕，或辞官归隐，或身在官位却全力构建精神楼阁，如陶渊明、王维等。作为文化的主要承担者，士人接续古今，驰骋天地，具有超越意识，这个阶层具有特定的价值观和理想追求，由此也具有批判精神。

这三种角色彼此相通，有时在士人个体身上交错重叠。常见的是士人为民时具有为官的影子，当然为官时也具有为民的印迹。在必修四《论语》的《季氏将伐颛臾》，特别是《孟子》的《寡人之于国也》中，闪耀着“重民”的民本思想。作为民孔子、孟子常寄望君主，以自己的价值观和理想要求国君，希望统治者能够“仁者爱人”，施行“仁政”，关爱百姓，这是从民的角度对统治者寄以希望，不仅如此，他们还提出相应的富民、惠民、养民、教民的具体措施。从为官的角度看，孔孟则提出“齐之以礼”，“为政以德”，希望教化百姓，“修文德”，“申之以孝悌之义”，规范社会伦理道德，建立一种礼乐秩序，约束人们的行为，顺从朝廷，从而稳定和发展社会，最终达成“王道”，达到国君“譬如北辰”，众民如“众星共之”的理想社会。

先秦时期，诸子开宗立派，著书立说，指斥时弊，尽管到了汉朝以后这样的自由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但士人们的社会关怀却一成不变。“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士人们无论是得志还是失意，总认为自己对天下负有责任，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相应也具有匡世救民、建功立业的使命感。苏轼在《念奴娇·赤壁怀古》对周公瑾的仰慕，王勃在《滕王阁序》之所以抑郁寡欢等中无不体现这一点。这一切形成了中国古代士人阶层社会关怀的重要特征，进而渗透到民族心理层面，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中的一个极为突出亮点。

士人作为文化承担者，有着自己的独立的精神、鲜明的价值观和强烈的理想追求。“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士人并非都是利禄之徒，他们有着对“名”的渴求，争作“名士”，这不仅是一种身份的追求，更是一种精神的渴求，甚至有人将名传后世的荣耀视同生命。士人追求的“三不朽”——立功、立德、立言，主要与“名”有关。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阐述自己甘于自沉缧绁之辱，“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却不引决自裁的原因是”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

士人对宇宙、生命具有极为敏感的觉察和体验。《论语·子罕》中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这恐怕是这方面最早的记载了。必修一《赤壁赋》中，苏子与客的对话毋宁说是苏轼内心的一次交锋，苏轼自感生命渺小卑微，“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因而有着对永恒宇宙的无限的羡慕和向往，“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必修五教材上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感叹道“曾不知老之将至”，“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士人对人生易老、世事沧桑、生命苦短的感慨，对死的恐惧、对生的眷恋溢于言表。在有的诗文中士人甚至在悠悠天地中感到深深的孤独和悲怆。士人企望建功立业，追求名誉，常因生命易老而倍感急迫因而叹惋，苏轼、杜甫的诗文时常表现出这一点。另外，即便士人功成名就，也会被心灵深处的忧虑所纠缠，产生莫名的闲愁，晏殊可谓是一个典型。这种闲愁不是无所事事而产生的百无聊赖之感，而是一种不知所以然的淡淡的惆怅失意和哀伤。贺铸也是如此，《青玉案》云：“试问闲愁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这些是心灵深处焦虑的呈现。此种焦虑长期郁积在心灵深处，当有外物刺激时，闲愁心绪则会悄悄流出。

渴望建功立业，追求显赫名声，希望延续生命，这种种不满足折磨着士人敏感的心灵。处于这种心灵困境中的士人常常努力去寻求自我超越、自我解脱的心灵自救之术，从而使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内蕴丰富，也使中国文化具有鲜明的特色。

道家认为万物本体是“道”，强调自然无为。对士人个体而言，个体应拒斥一切社会文化规范与价值观念，消解心灵的一切忧虑，达到冲虚清静、自然无为的人格境界。必修五《逍遥游》中，庄子深化了老子哲学中的自我超越的方式，借助于超凡的想象力，使自己的精神自我无限膨胀起来，从而超越时空、超越忧乐，融入一种不累于物、俯仰自得、无私无欲的心灵净地，达到自由自适、神妙高远、飘逸逍遥的理想精神境界。“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个体在想象中驻足于此自然与逍遥的境界中，人世间一切生死痛苦、进退荣辱便瞬间涣然冰释了。

佛家摆脱放弃对通行世俗观念作价值判断，直至摆脱放弃常人思维方式，从而悟而见性，进入一种清净澄明、寂然不动的全新精神境界。《唐诗宋词选读》中《山居秋暝》写道：“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营造如此清新自然、空灵洒脱的境界，诗画俱佳的王维，不只长于描摹，更在于王维的艺术追求和精神指向一致，其精神指向大概是决定因素。此类诗有的还具有悟而见性的释家意趣、理致。

儒家以经世救国为要义，社会理想高远，以自我心灵修养构建为主要手段，达到刚健有为、公忠为国、诚心为民、坚守气节、以义制利的人格境界。如文天祥的《〈指南录〉后序》便是典型代表，如此人格境界至今可以激励人们产生发愤图强、报效祖国的责任感，培养节制物欲、追求高尚的情操，锻炼民族个体自尊自强人格。

在这以上种种的人格境界中，个体精神是独立自由、自觉自适的，因而这样的人格境界是审美的、诗意的，艺术之境与人格之境相通相融。例如唐代三位最有影响的诗人李白、杜甫、王维就分别代表了以上三种艺术之境与人格之境相通相融的类型。李白被称为诗仙，作品自然清新、飘逸放达，是老庄人格境界的显现；杜甫被称为诗圣，作品沉郁顿挫、稳健典雅，是儒家人格境界的展现；王维被称为诗佛，作品空灵清寂，是佛释人格境界的体现。

儒、道、佛之间有相通之处，特别是在超越人生境界的追求，现实尴尬处境的解决，内在深重焦虑的缓解方面，使士人达到新的精神高度，为士人心灵提供栖息安居之所，也使中国古代文学园地多姿多彩。钱穆先生认为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的整体特征是“政治化了宗教，伦理化了政治，文学艺术化了伦理，人生化了文学艺术”。

“骨正风高自精神。”在课堂教学中，我们应注重文学体验的丰富构成，注重学生的信念形成、心灵成长和人格塑造，从典籍的艺术境界、士人人格境界中汲取养分，让文学的社会使命得到充分的恢复和完整的展现。

徐晓华，教师，现居江苏兴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