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颖华

摘要：在传统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环境下，清代长沙的商业显著发展，诞生了一批享有盛誉的特色商品。同时。在晚清社会经济转型期，长沙的商业也出现了近代化的发展，成为两湖地区、长江中游一个重要的商业区域。为湖南在中国近现代时期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清代；商业；长沙

中图分类号：G1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7387(2009)01-0050-03

长沙作为商业古城历史悠久。从战国开始，长沙境内就有商队出入。历秦至清各朝。长沙的商业逐渐繁荣。清代长沙的商业气氛较之前朝尤为浓厚。对于湖南及长沙的古代经济，已有很多学者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如陈锋先生所主持的“15至20世纪长江流域经济、社会与文化变迁”课题研究中，关于清代湖南经济的成果十分丰富。陈先枢先生著有一系列关于古城长沙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力作，其书汇集了大量的长沙经济资料，论述深刻。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试从区域经济的角度，探讨清代长沙的商业现象，以希获得对我国传统社会经济中的商业贸易中心及其近代转型的进一步认识。

一、清代长沙商业行业概说

清代，长沙商业在前朝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首先，商业行业增多，新兴商铺涌现。清代。长沙的商铺有些是受朝廷政令调节调整的影响。如1650年(顺治七年)，清廷废除前朝的官药制，允许民营药业。由此，在长沙的坡子街西关圣殿对面。最早的一家民营药铺成立了，当时，仅小屋一间。由退隐长沙的苏州洞庭西山人劳激(字在兹，号林屋山人)开设。1775年(乾隆四十年)劳激曾孙劳禄久将店定为九芝堂。另一些则是兴起的本帮新商铺。1692年(康熙三十一年)，长沙城开始有执照营业的典当商行，俗称“当铺”。1726年(雍正四年)，长沙城设有各类牙行，经纪商遂成行业。1736年(乾隆元年)，长沙尚德街陈力新堂研制出“力曲”，民间称“神曲”(今名湘曲)，对消化不良，腹泻，呕吐等症有显著疗效。1740年(乾隆五年)，长沙董同兴刀剪铺生产的优质刀剪开始畅销湖南各县，逐渐取代“北王(北京王麻子)南张(杭州张小泉)”在长沙的刀剪市场。1796年(嘉庆元年)，长沙城开始有专为婚丧服务的轿行，出租花桥，仪仗等。辕门上戴同兴酱园生产豆豉，香干等豆制品，为长沙最早的副食品加工名作坊。1861年(咸丰十一年)。测阳县李屡中堂生产的豆豉牌名“一品香”，被例为贡品。1862年(同治元年)，湘潭人尹某在长沙城里仁巷开设长青阁照相馆，为长沙照相业之始㈣。1878年(光绪四年)，湘绣开拓者之一绣工吴胡莲仙携儿女从湘阴县移居长沙城以刺绣谋生。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绣工吴胡莲仙儿子吴汉臣兄弟在长沙城红牌楼开设吴彩霞绣庄，为湘绣设店经营之始。从清初以来，上述与府县居民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商铺落户长沙。表明长沙已成为当时湖南乃至湖广地区的一个商业中心。

第二，长沙商界的行业组织开始出现。如1750年(乾隆十五年)，长沙成衣业兴建轩辕殿。作为行业活动中心。1783年(乾隆四十八年)，长沙制鞋业行业组织孙膑会，并重建乾元宫。每年火神生日。组织行业集会，有零星食担和卖艺说书人人庙营生，逐渐形成长沙著名的火宫殿风味小吃市场。1790年(乾隆五十五年)，泥、木、石工匠组成“三行公会”，尊鲁班为先师。1791年(乾隆五十六年)，算命盲人建祖师庙于落棚桥，供奉鬼谷子，并成立“知命堂”行业组织。这些行业组织根据本行的商业习惯制定了完备的行业规则。如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长沙杉杂两帮公义的《竹木行条规》就规定了本帮的起货地段、运送规则和违制惩罚办法三个方面的内容。诸如此类的行规既有防范各行的不法商贸活动的法律价值，又有倡导传统经济活动中买卖公平、诚信通商、童叟无欺、利益均沾等价值观的社会意义，但也具有束缚行业发展的消极性，

清末，随着长沙商贸的进一步活跃，行会组织不断壮大。商业行业组织的发展，是长沙商业独立于其他社会行业、规模成熟的标志之一。

第三，外地商人进入长沙城开办店铺。长沙一直是楚南经济贸易网点。1819年(嘉庆二十四年)，福建客商于长沙城开设卢德和皮丝烟店，继而形成“建帮”。此后，“建条丝烟”垄断长沙烟市达百年。1826年(道光六年)，浙江绍兴客商创设徐元吉斋于青石桥，1879年改名三吉斋㈣。1810年(嘉庆十五年)。广东商人何楚邦在宁乡黄材创办铸锅厂。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上海人唐正兴引进皮鞋加工技术，在长沙油鞋(钉鞋)，木屐作坊开始制作皮鞋。这些是商业流动和人口流动的体现。而这种流动是以长沙与其他区域长期商贸往来为基础的。

第四、晚清近代化的新式商业门类的出现

伴随晚清国门的被迫开放，国外的新式技术传入内地。长沙城也出现了一系列新兴商业企业。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十月，湖南巡抚陈宝箴委派张福同等创办湘善记和丰公司。次年生产红头、黑头火柴，有职工七八百人，火柴企业中规模在当时国内居第二位。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湘绅黄自元、王先谦等集股在长沙城创办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六月，长沙第一家轮运企业鄂湘善后轮船局成立。湘局设长沙北门外平浪宫。9月租用火轮试船长(湘)潭、长常(德)。长岳(州)等线，次年闰三月初八日，该局自置轮船载客营运。是年，长沙大成公司从日本引进生锑冶炼技术。在灵官渡建厂。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在巡抚署东侧(今又一村)设发电厂，开灯400余盏，是湖南最早的电力工业(旧称北厂)。老利生青布庄首创明码实价的“一盲堂”，被称为“绸布店的戊戌改革”网。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以牛骨、猪鬃为原材料制成的牙刷在长沙问世，动摇了用车指醮谷壳灰刷牙的旧习。1909年(宣统元年)，八月二十五日，湖南咨议局议员在长沙举行预备会议，选谭延闽为议长，会议于十月二十日闭幕。会议期间讨论了有关全省铁路、文教、政治、实业、外交诸问题议案59件，其中巡抚部院提出20件，通过19件，搁置1件，自由提议案39件，通过16件。具有一定科技含量的工商业的产生、市政商业化的出现、经济建设被纳入近代宪政的内容之中，这充分体现了长沙商业近代转型的特点。

第五。外国商人在长沙开办公司。

在一系列中外不平等条约的影响下，外国商人涌入中国内陆。长沙也成为一些外国商业公司进驻地。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八月十二日，日人于长沙开办湖南轮船公司。开辟长沙至汉口、长沙至湘潭营运钱。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八月十八日，《中日通商行船续约》在北京签订，其中第十款规定长沙开埠日期。是年，清政府与美使康格订《中美续议通商行船条约》，允许美国在长沙开埠。1904年(光绪三十年)，一月廿三日。奥人璜老克抵长沙，拟私订办矿合同，被省洋务局拒绝。二月初三，德商瑞昌公司，拟在长沙设五金炼厂，被省洋务局拒绝。三月二十五日，清

廷从湖南巡抚赵尔巽奏，准开长沙为商埠。五月十八日，长沙正式开埠，准予外商租用永州码头至鱼码头没河一带。中国取消厘金，改设海关于水陆洲，盐法道朱延熙兼海关道。英国人夏士任税务司，增设商埠巡捕局。

同时，外国人在长沙的商业活动。也引起了长沙商民的反对。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四月初九，长沙市民电请外务部拒绝洋商在城内开设行栈。五月二十五日，湖南洋务局照会英国政府，宣布在英国注册的长沙矿务公司不合条约，请予停办。

可见，近代外商是在其享有的特权支持与保护下进入长沙商业界的。因此，长沙商业带有“双半”社会经济不平等的烙印。同时，长沙本土商业界在与外商的竞争中，也表现了顽强的民族精神。

二、长沙商业名品的兴起

在清代，长沙商界新起的一批商业品牌，因其商品的高质量、服务的高水准，逐渐发展成为著名的品牌，在湖南乃至全国享有盛誉。1864年(同治三年)，魏德茂酱园创设于南门口，后更名为茂隆酱园。1887年张紫临独资经营，再改名为德茂隆酱园，生产“德”字牌香干，为府城特产。1884年(光绪十年)。李合盛面馆在长沙城黄道街(今黄兴南路)开业。被誉为长沙“百年清真餐馆”139l。1880年(光绪六年)。藩城堤龙万盛铁器店锻造泥工用的砌刀、皿子，驰名全省。1883年(光绪九年)，长沙城著名面食馆甘长顺面馆开业。1904年(光绪三十年)，玉楼春酒家开业。1920年改名玉楼东，为长沙湘菜名店。直到近世，这些著名的特色产品仍然经久不衰。成为长沙的“老字号”。

三、商人力量的兴起

商业的发展，也铸就了新兴的商人阶层。他们为了争取更优的发展条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群体，在长沙的社会经济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1853年(咸丰三年)宝庆人杨仁泰在太平街开设钉子铺，手工锻造铁钉，供湘军水师营造战船。1853年(成丰三年)，清廷迫于镇压太平军所需军费，滥发“户部官票”和“大清宝物”，纸币充斥长沙市场，商民、市民拒用。)1882年(光绪八年)，劳松杨堂救火队由8家大商户接办，改为乾元宫救火队。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十月，湖南绅商在长沙创设“粤汉铁路筹款购地公司”，为官督绅办机构，经清政府批准将每年未捐、食盐加价款收入拨归为筑路的经费(每年约80万元)。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六月二十日，清政府决定湘境粤汉铁路官督商办。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官督商办湖南铁路公司在长沙成立。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长沙商学两界代表联合函呈湖广总督赵尔巽，要求湘境粤汉铁路改变“官督”，实行完全商办。1911年(宣统三年)，五月初一，长沙商会集资创办的湖南电灯公司于六铺街建厂，有160千瓦发电机组3台，装灯2000余盏。从上述举例可知，长沙商人群体兼具有官、绅的身份特征。官、绅、商的一体化是中国传统社会士、农、商一体化的延续。商人群体的活跃反映商业在长沙社会经济中重要性上升。

四、清代长沙商业的特点

清代长沙商业全面发展，成为湖南联系周边省份的一个成熟的经济中心。粮食等工商业物资、人员的流转均以长沙为据点，形成向湖南其他们地区辐射的格局。其成因将另撰文讨论。现就清代长沙商业的特点作如下分析。

(一)从经营方式来看，首先，商业与手工业紧密结合，形成前店后场的经营模式。这一模式，广泛存在于中国传统社会经济时期，是商业经营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普遍形式。如清代中叶长沙的绸布业，多为前店后坊。一口染锅，两条踩石，几张矮织机，铺屋狭小。陈设简陋。清代长沙的特色商铺，均是采取前店后坊的形式经营：

长沙商业普遍与手工业结合经营的情形，是清代社会经济在湖南的一个缩影。其次。大商业行号实行批零兼营等多种经营。如创于1853年(咸丰三年)的利生盐号，“着重门市零售，辅以批发”。有的大商号不但在长沙城设有经营点，还在省内外设庄经营产品或原料。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大商业行号较强的资本实力。

(二)从发展阶段来看，伴随近代城市开埠，长沙商业不断发展。清中叶以后，列强为获取在华利益，将开放通商口岸的目标由没海转到了内地。湖南成为他们的目标之一。时晚清中央、地方官府与列强几经周回，于1899年11月13日正式开放岳州口岸。然而，岳州的开埠没有达到列强广开利源的目的。进而，在列强的强索下，清朝地方与中央官员据理力争，精心策划于1904年7月1日，以自开口岸方案，开放长沙为通商口岸。由于长沙开埠不同于道成年间开埠的沿海沿江城市，在开埠前后，长沙商业一直得到了民族经济制度政策的维护与保障。虽然，遭到不平等经济政策的冲击，但仍呈现出顽强的发展势头。在新式轮船可在长沙江岸停泊的有利条件之下，长沙的对外商贸迅速攀升。湖南对外的商业中心最终落定长沙。

(三)从行业布局来看，长沙的商业沿河成市，集街为市，形成一定规模的行业区。传统社会中。水道与陆路是各地行政和商贸联系的主要交通条件。长沙地处洞庭湖水系运输航道上，河汉交错、水道畅通，成为长沙商业发展的有利条件。清代长沙商业区基本上就是没湘江航道干线而分布。在这一格局基础上，商业行栈店铺临街汇聚，形成一定规模的行业区。这一特色从留存至今的长沙商业街巷名称，如“下河街”、“织机巷”、“金线巷”等，仍可以追索到。对此，陈先枢先生著的《湘城访古》有详细记叙。清代长沙这种行业街的形态，也是中国传统社会早期商业行业形态的沿续，与其他经济区域中各大都会的商业格局类似。这说明清代长沙的商业水平已达到一定程度。

(四)牙行组织发达。清代长沙的牙行已很成熟。据陈先枢、黄启昌先生的《长沙经贸史记》记载，1726年(雍正四年)，长沙城外，有牙行35家；1817年(嘉庆二十二年)，牙行达95家；91年间，增长了1.7倍。1867年(同治六年)，更是发展到了100家。牙行的增加正是以商业贸易的繁荣发展为基础的。如长沙南货业的牙行，仅大西门河街一带就有惠然、恒泰、成利贞、公和、镇昌五家，他们均持有“牙贴”，设立门面，代客买卖。而长沙南货业的商家则有数百之多。

总之，经历代的不断开发，清代湖南成为一个重要的经济省份。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府县治所长沙的商业方兴未艾。不但行业丰富，而且形成了一定的辐射全省的规模。不仅有省内区域间的商业流动，而且有省际和国际的商贸往来。尤其是在众多的商业门类中，一批有长沙特色的商业名品成长起来。饮誉省内外。这些奠定了长沙在康熙年间两湖分藩后，在长江以南区域的社会经济地位，同时，也奠定了湖南在近代中国社会政治、教育文化舞台上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