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宁

康有为西安“盗经”，事情要从1923年10月说起，这年的深秋时节，康有为受陕西督军刘镇华之邀，风尘仆仆来到九朝古都西安。在这座古老的城市里，康有为受到了高规格的接待。刘镇华特意将中州会馆粉刷一新，以备康有为下榻。康有为每到一处，均前呼后拥，随从如云。时人甚至认为其“所过之地，不下前清皇差”。

得到如此礼遇，康有为的心情自然十分舒畅，在陕西他走马灯似的进行演讲，易俗会、青年会、孔教会、农会、旅陕粤籍同乡会、万国道德会等，能去的地方他都去了个遍。尽管，在“五四”运动之后趋新的大时代背景下，康有为演讲的题目不免显得有些落伍，有人就曾指出，其“所演讲，非隐涉复辟之政治，即非驴非马之科学”；尽管，浓重的广东口音，很多听众并不知道康有为在说些什么，但这并不妨碍“圣人”的头衔。如果一切到此为止，康有为的西安之旅就会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然而天意弄人，11月29日的卧龙寺之行，却使“圣人”变成了“大盗”。卧龙寺始建于隋，初名福应禅院，北宋太宗时该寺主持惟果终日长卧，人称“卧龙和尚”，遂改称卧龙寺。11月29日这天，康有为应卧龙寺佛教会之邀，到寺演说，饭后在僧人陪同下游览藏经楼，无意间发现一部明代御赐《碛砂藏经》。该经共分南北二藏，南藏为宋版、北藏为元版，分别在太平天国起义和民国初年毁于战火。康有为乃版本鉴定大家，自然知道其中价值。目睹经书被随意堆放，有些经卷残缺不全已生书虫，有些经卷边角竟被僧人剪作鞋垫，痛心之余，他不免起了觊觎之心，当下就向该寺主持定慧提出购买，声称自己恰好藏有该套经书另外半部，欲合成完璧，存放杭州西湖别肇，以供国人阅览。定慧虽非得道高僧，但如此赤裸裸的交易，显然不能马上答应。或许是意识到金钱购买太过直接，康有为继而提出以北京内府佛藏经、哈同园藏经、商务印书馆续藏经各一部进行交换。身边的大弟子张扶万眼见其师求经心切，也从旁鼓动劝说。经过一番“威逼利诱”，定慧终于松口，双方随即立下了字据。

12月30日，康有为派人通知卧龙寺，声称已经订好经柜，即日前来装运。也许是在卧龙寺听到了什么风声，也许是担心定慧中途变卦，当晚，康有为即令弟子张扶万带着17辆大车，从中州会馆浩浩荡荡来到了卧龙寺。僧人对张扶万的提前到来十分惊讶，但不由分说，张即令手下士兵开始搬运经书。当时场面十分混乱，不少士兵知该经为稀世珍宝，乱拉乱塞，莫不藏匿，一些僧人也趁火打劫。装完了宋版和元版的《碛砂藏经》，张扶万又令人顺带搬走了清代的两柜经书。定慧得知此事，忙从寺外赶回，试图加以阻止，但木已成舟，只能望着张扶万等人带着经书扬长而去。

搬经当晚，适值《新秦日报》记者在场，第二天即将该事登诸报端。陕西士绅对此十分震惊，纷纷前往卧龙寺询问实情，在得到定慧的肯定答复后，士绅们由怀疑变成了愤怒。不过，考虑到其是督军的座上客，同时也为了保存康有为的尊严，士绅们仍希望和平解决此事。

1924年1月1日，董雨麓宴请康有为，省署负责接待康有为的万纯庵亦在座。宴会进行之前，时任水利局长的李宜之拜会了万纯庵，委婉地表达了地方士绅的意见，希望康有为能够及早归还经书。欢宴结束之后，李又致康有为一函，所谈内容也大致相同，但均如石沉大海，不见回复。与此同时，佛教会诸人前往中州会馆，准备面询康有为，究竟尊孔还是尊佛，“如果尊孔，则此举未免不德；如果尊佛，则未免太贪”。但康有为避而不见。

康有为的顽固，使得事态迅速扩大。第二天，李宜之与红十字会会长杨叔吉、佛教会长高介人等人发起西安古物保存会，继而以该会名义致函康有为，要求将经书如数归还。省议会议长马凌甫、副议长侯国藩也联名发去一函，表示经书“保管多年，殊非易易，虽为该寺所有，实为敝省古物，不特外人不能轻易挪去，即该寺和尚亦不能轻易赠人。用特缄请先生俯念关系典存，准将拉去藏经全数赐还。”但康有为有恃无恐，毫不在意，声称：“议会能奈我何?”并表示要请督军查办写信之人。其弟子邓纲重更是放出大话：“此经如坚阻不准运，宁愿付之一炬，决不璧还。”

双方矛盾不断升级，此时卧龙寺主持定慧开始意识到事情严重，遂于3日一大早赶往中州会馆，希望能尽早归还经书。康有为知其害怕地方士绅追究责任，宽慰他：“汝可随我离陕，我保汝在外省充方丈。”定慧默不作声，康有为又说：“汝不敢在本国，我当荐汝在外国当方丈。”眼见索书无望，定慧随即告退而去。或许，定慧根本就没有抱任何能讨回经书的希望，此举仅仅是作秀，推卸责任而已。出了中州会馆，定慧即将事先拟好的请愿书递给了省署和省议会。

请愿书中，康有为被描绘成了赤裸裸的大盗，“康氏见寺内藏有明版藏经全部，稀世珍奇，即生涎羡，始则欲强携以去……继则以重价相炫……卒则巧词讳言”；而曾与圣人立下字据的定慧，则完全成了事情的受害者，“若追索不回，僧人无以对同教，无以对地方，誓惟有自杀一途。为此敢请速赐予挽回，向康氏追取藏经，以救生命，则不啻死人而肉白骨也。”

定慧的请愿书对愤怒的陕西士绅来说，无异于煽风点火，义愤填膺的士绅们开始在报端公开攻击昔日毕恭毕敬的康有为。《康圣人统兵打抢之骇闻》、《康有为盗经之续闻》、《盗贼圣人》诸如此类的新闻和评论相继在各大报刊上刊登、转载，康有为在西安的许多“劣迹”、“劣行”在这个时候也被有意识的发掘。如《申报》当时就这样报道：“(圣人)至各廊宇寺观，见其稀奇古玩，每每取之而去……近据调查所得，康氏先将西城腊马寺铜佛三尊取去，腊马僧叩首求免，至于见血，终不璧还，继又将与善寺铜佛一尊、六朝古砖一块，强携以去。”报道似乎再次印证了康有为贪得无厌的盗贼形象。

与此同时，旅外的陕人也开始关注此事。他们纷纷给督军、省议会发来了电报，要求追还经书，依法惩治康有为。上海陕籍绅士徐朗西更是请人画了一副“康圣人盗经图”，配以“圣人不死，大盗不止”标题，发表在报刊上，极尽嘲骂讽刺之能事。长沙的《大公报》也发表评论，以一种调侃的笔调写道：“孔圣人云：‘老而不死是为贼!康圣人年已七十而不死，其为盗贼，不亦宜乎!?”

1月3日下午，陕西士绅再次集议，声讨康有为盗经罪行。随即又请省议会议员陈松生律师到场，以古学保存会名义向地方检察厅递交了诉状。诉文如下：

为告诉强盗嫌疑刑事罪犯，恳请依法迅予侦查，并速检索行李追还赃物事。缘来陕西游历之康有为，串通卧龙寺主持定慧于十二年十二月三十日晚间擅派仆徒，以强暴胁

迫手段，将卧龙寺所藏明代钦赐龙藏佛经二藏，尽数用车拉去。将各经分藏行囊内，预备潜运出境。昨被杨鹤庆、李协、高树藩等将犯罪事实发见。查康有为等此种行为，系构成新刑律三百七十条之强盗罪，理合依法告诉，恳请迅予侦查，以免罪犯逃逸。并速派警检索行李，追还赃物，实为公便。谨呈地方检察厅公鉴。

地方检察厅很快发来了传票。不过自恃督军刘镇华撑腰，且认为自己是交换而非偷盗，又立有字据，康有为仍拒不交还，并传出话来：“要打官司，康某愿意奉陪到底，敝人要在大堂上讨个公道，还我清白!”

康有为的傲慢使得围观群众越来越多，火药味也越来越浓。抗议、叫骂声不绝于耳。更有甚者，渭南绅士武念堂将一副事先写好的对联贴到了中州会馆大门上：国家将亡必有，老而不死是为。横批：王道无小。此联将康的姓名巧置于联末，却隐咒骂之字。上联出自《礼·中庸》“国家将亡必有妖孽”(隐“妖孽”二字)；下联出自《论语，宪向》“老而不死是为贼”(隐“贼”字)；横批据“王道无小康”(隐“康”字，暗点其姓)。矛头直指“圣人”康有为。

眼见事情闹得不可开交，刘镇华随即派政务厅长郭伍芳前往中州会馆调解。然而，士绅们丝毫不为所动，仍然声称，如不还经，绝不放人。郭伍芳知道已触众怒，继而改劝康有为及早识相。看到拉走经书已不可能，康有为不得不长叹一声，表示退让，撕毁字据，归还经书。

第二天清晨，经书装了25皮箱，拉回了卧龙寺。在士绅们监督之下，僧人拿出目录当场进行了清点，当发现经书已有部分遗失时，刚刚平息的士绅们再次沸腾了，认为一定是康有为夹藏了最宝贵的经书。他们随即来到省署，要求对康有为的行李进行搜查，并向省署请愿：在经书完璧归赵之前，不得护送康有为离开陕西。

然而，当次日康有为带着马车离开中州会馆时，士绅们并没有前来拦阻，或许他们认为查无实据，或许认为直接搜查太过冒犯“圣人”尊严。尽管事后他们一再声称，要通过法律追还经书，但康有为已经离开陕西，还如何追还?谁又知道他一定带走了经书了呢。

对康有为来说，陕西西安之旅是不愉快的，但对这套珍贵的经书来说却是幸运的。正是由于康有为的“盗经”，它开始受到国人关注，1924年由卧龙寺移交给了陕西省立第一图书馆；1935年在朱庆澜、叶恭绰、丁福保等人的大力运作下又得以影印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