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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早期来华使团与朝鲜

2009-03-19潘晓伟

西伯利亚研究 2009年1期
关键词:中俄关系俄国朝鲜

潘晓伟

摘要:俄国对朝鲜的最初了解要归功于来华的使团成员,他们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渠道获得朝鲜的信息:和在北京的耶稣会士接触、沿途见闻、和朝鲜人直接接触。这些人回到俄国后,在撰写关于中国的著作中都要用一定的笔墨来介绍朝鲜,这其中涉及最多的是中朝藩属关系。很长一段时间内,俄国及欧洲其他国家对朝鲜的了解仅限于这些人的著述。

关键词:俄国;朝鲜;中俄关系;俄朝关系

中图分类号:K51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0961(2009)01-0055-04

俄国对朝鲜的了解始于17世纪下半期,当时俄国来华使团成员最初是从在北京的耶稣会士那里知道朝鲜的信息,后来与来北京朝鲜使团成员直接接触,丰富了对朝鲜的认识。这一时期俄国对朝鲜的了解还局限于中国的框架内,将其放在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朝贡”体系内。在这一过程中有三个人不能不提,即斯帕法里、义杰斯、郎克。

一、斯帕法里和义杰斯

第一次向俄国提供关于朝鲜信息的人是斯帕法里。斯帕法里原名尼古拉·加甫洛维奇·米列斯库,摩尔达维亚人,出使中国前为俄国外交部的翻译。他精通希腊语、拉丁语、俄语等语言,为希腊、拉丁等几种语言的首席翻译,并有一定的外交经验。正因如此,他才被彼得一世选中出使中国。由于17世纪下半期英荷战争的影响,俄国和西欧的贸易萎缩。彼得一世很想通过扩大对华贸易来弥补这一损失。彼得一世以和清政府谈判黑龙江问题为借口派斯帕法里出使中国,了解中国的情况。为此他给斯帕法里下达了14条训令,其内容包括两国贸易、俄国商队的交通路线、礼仪等,没有涉及解决黑龙江问题的谈判。斯帕法里在北京期间从耶稣会士南怀仁那里知道了朝鲜的一些情况。南怀仁在中国多年,很受康熙皇帝的赏识,被任命为钦天监的监正和康熙的家庭教师,经常出入宫廷,对中国的情况很了解。斯帕法里在北京期间由南怀仁出任他和清政府谈判及日常翻译。南怀仁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视传播上帝的福音为其毕生的事业。为了加快在中国的传教事业,他很希望俄国政府同意西方的耶稣会士取道西伯利亚从陆路来中国,因而有意结识斯帕法里,向斯帕法里提供了包括中朝贸易在内的许多关于中国的信息,并送给他一幅中国地图。斯帕法里是俄国使华代表中第一个和在北京的耶稣会士建立关系的人,以后每一位出使中国的俄国使臣无不积极和耶稣会士取得联系。后来的许多事实证明,俄国在耶稣会士上下功夫是有回报的,他们在中俄关系中给俄国很大的帮助。从外交上看,斯帕法里的出使是失败的,但是从俄国要了解中国的角度看,斯帕法里的出使无疑是成功的,他完成了彼得一世交办的任务。

斯帕法里回国后撰写了两部著作:《中华帝国志》“斯帕法里除了利用他在旅途见闻和打听到的素材之外,还利用了在北京的耶稣会教士口述的材料和他们用欧洲文字出版的著作。”《中华帝国志》被认为是当时有关中国和西伯利亚地区最可信的新材料。尽管在斯帕法里之前有几个使团出使中国,如彼特林使团、巴伊科夫使团、亚雷日金等,他们在回俄国后也都写过出使报告及对沿途见闻的记述,但是“这些记述(斯帕法里的除外)的文笔都是质朴甚至是粗鄙的”,“它们没有任何探讨与分析,缺乏引人人胜的魅力。”这不奇怪,因为在斯帕法里之前被派往中国的使者大多是军役人员,他们文化程度较低,不能将自己的见闻很好地记述下来;而斯帕法里不一样,他学识渊博,懂几种外语,能和在北京的传教士自由交谈,因而他的著作有很大的价值,很快在欧洲以各种语言出版。

斯帕法里的《中华帝国志》中不仅叙述了中国的情况,也提供了中国的邻国朝鲜、日本等国的信息。该书的第57章题为《关于朝鲜的记述。该国有多少城市?各出产何物?》,该章不仅描述了朝鲜的方位、物产等,还介绍了朝鲜当时和中国的关系:“朝鲜人和中国人斗争了多次,有时斗争取得了胜利,把自己从中国人手中解放出来,但是很快中国又将其制服。和满洲人(大部分俄、苏学者认为,满洲不是中国的领土,满洲人不属于中国人——引者注)也是这样。二十多年前满洲人迫使他们按照满洲人的习俗剃发、易服。”在《中华帝国志》中,叙述前往中国的陆路线路时也提及了朝鲜:“从阿穆尔河河口到中国去并不遥远,只是有一个困难,必须绕过朝鲜国的大岬角,再驶往辽东,然后才能到达中国最大的港口天津,由这个城市转入内河,航行大约二百俄里即可到达北京。”。这是第一次指出到中国有海路可走。与此同时,斯帕法里返回莫斯科后,根据自己的出行路线再参照南怀仁赠给他的《坤舆全图》,绘制了一幅叫“西伯利亚全图”的地图。在这幅地图上黑龙江以南,一个叫“阿穆尔岬”地方的下方为朝鲜半岛,地图上标志为“朝鲜王国”。这样,17世纪末俄国社会根据斯帕法里的著作知道了朝鲜和中国的关系,并根据其绘制的地图知道了朝鲜的大致方位,并知道朝鲜是个半岛。

几年后,荷兰地理学家尼古拉·韦特森在绘制西伯利亚地图时借鉴了斯帕法里的地图,但是在他绘制的地图中,朝鲜是个岛,而非半岛。在其著作《蒙古的北部和东部》中粗略地介绍了朝鲜的地理、经济、自然资源、风俗习惯等情况,这其中很多是取材于斯帕法里的著作。1698年俄国地图学家谢苗·乌里扬诺维奇·列麦佐夫在绘制西伯利亚地图时纠正了韦特森的错误,接受了斯帕法里的观点将朝鲜绘成半岛。

斯帕法里之后提供朝鲜信息的人是义杰斯。伊兹勃兰特·义杰斯是《尼布楚条约》后俄国向中国派出的第一个使团团长。这个使团和之前及后来的许多使团一样“既为商人,又是外交代表”,义杰斯使团的来华前一任务是主要的。彼得一世很想扩大与中国的毛皮贸易。《尼布楚条约》签订后的几年内,俄国对中国贸易以私商为主,其巨额利润很让俄国政府眼红。1692年俄国政府决定由政府经营对中国的毛皮贸易,贸易前须查明中国市场对俄国货的需求情况和清政府对中俄贸易的态度,并和清政府商谈贸易的细则。当俄国政府筹划出使中国的使团时,荷兰商人义杰斯上书彼得一世请求取道西伯利亚来中国贸易,俄国政府答应其请求,让其作为俄国的使臣率团来中国。同斯帕法里一样,义杰斯在北京和耶稣会士接触,后者向其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信息。“1693~1694年伊兹勃兰特·义杰斯在北京活动那些微小的情报,是全亏了耶稣会士。”义杰斯回到莫斯科后,将沿途见闻及在北京交涉的日记出版,很快被翻译成多种语言,风靡欧洲。该书中多次提到朝鲜:

“通洲城很大,人口众多,店铺鳞次栉比,因为这里是通往日本、江苏省和朝鲜商路的起点……中国帆船相当大,建造得很结实……据当地居民说,乘这种帆船,顺风三四天可到达朝鲜海面,如遇顺风,再有四五天便可到达日本。”

“乌拉尔山脉由此继续前行,深入沙漠,进入蒙古地区,沙漠上这段山脉长达几天路程,再有沙漠时继续南下,直到长城,然后东去到达朝鲜海。”

“朝鲜族想必起源于朝鲜,这个国家距此地(黑龙江一引者注)不远,顺风航行几天即可到达。”

另外书中还提到,长城的东南接近中国和朝鲜边界。

尽管义杰斯在出使笔记中对朝鲜的记述有很多地方是不准确的,例如:认为朝鲜为中国北方省份;有时混淆了渤海和朝鲜海。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义杰斯的记述仍很有意义,把斯帕法里指出的朝鲜的方位具体化了。但是义杰斯在北京没有见到朝鲜使团的人,这可以从当时来华的朝鲜使者的报告中得到证实。朝鲜冬至使柳命天在出使报告中简短地提到,由于俄国使团来到了北京,住在了朝鲜使者经常住的会同馆,因而朝鲜使团一行住在智化寺里。

二、郎克

曾六次来华的郎克“无论对俄国商队史、俄国布道团史,还是俄国‘汉学史,都发生深远影响。”同样,郎克的使华对俄朝关系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是第一个接触朝鲜人的俄国人,通过和朝鲜在北京使者的接触较全面地了解到朝鲜政治、对外关系和贸易的信息,加深了俄国对朝鲜的认识。

在郎克的六次使华中,对俄朝关系而言第二次(1719年12月~1722年7月)出使意义最重大,此次出使郎克是作为伊兹玛洛夫使团的秘书来华的。1721年3月伊兹玛洛夫回国后,郎克作为俄国商务代理,实际上行使了俄国驻华领事的职权。伊兹玛洛夫和郎克除了负有恢复京师互市的使命外,还有一项任务:“探明中国的统治方式和情况、他们的军队数量和武器装备、毗邻的国家、他们的要塞以及他们和别国发生的战争和争端。”为了完成任务,须请求耶稣会士帮助,“为此可许诺耶稣会教士,将赐给他们恩惠,俄国朝廷会对他们的耶稣会予以照顾。”后来的事实证明郎克没有辜负俄国政府的厚望。他在出使日记中除了记载关于中国的情况外,还详细地记载了他了解到的关于朝鲜的信息:

“朝鲜人是中国的纳贡者,每年纳贡两次,分别在3月和8月,使团的人数为40人或50人(此数字和实际有出入,一般为200~300人——引者注)。

朝鲜人向中国皇帝纳贡的同时,还要进行贸易,主要商品有:白棉纸、厚油纸;扇子;手工凉席;烟管;各种干鱼。朝鲜使臣在北京没有自由,既不能和外国人也不能和中国人交往,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中国人鄙视世界上的其他民族。

据了解,朝鲜人和日本列岛,至少是日本和朝鲜之间的某些岛屿进行贸易,同其他国家的交往或贸易是完全被禁止的,同时禁止外国船只进港。为此,满洲宫廷派代表常驻朝鲜,监督朝鲜人。

朝鲜在中国采购的商品有:上等生丝、被称为中国丝绸的上等的绢、茶叶、瓷器、铜器皿、棉纸、做衣帽用的貂尾等。”

另外,郎克还注意到清政府管理朝鲜使臣的情况。他在日记中写道:“来北京的使臣或商人被安置在馆驿中,为了监督进出这里的人和甄别他们到访理由,两个满洲官员很快就和朝鲜使臣住在一起,甚至在馆驿安置了警卫监督他们和外界的秘密交往。当朝鲜人离开馆驿时,警卫带着鞭子跟着,在街上如果有人试图接近朝鲜人时,警卫用鞭子驱赶他。没有监督官员的许可,朝鲜人不能和外人见面……”郎克还写道,监督朝鲜使臣的满洲官员能捞到“很大的实惠”,因为他们会让朝鲜人和那些向其行贿的商人进行贸易,贿赂额是很大的,在中国除了这些商人外,其他商人是不允许和朝鲜人进行贸易的。对于郎克日记的这些记载有真实的一面,但是也有夸张的一面。清朝政府对包括朝鲜使者在内的外国使团,主要是来华朝贡的使团的管理是较严格的,实行“门禁”制度,安排专人对进出的人实行严格的监督。但是所说的“警卫带着鞭子”一事就有些夸张的成分了,因为清朝将朝鲜贡使作为外藩之首,使团成员还是受一定的礼遇的,有一定的行动自由的。对于郎克所说的“贿赂”官员,尽管在清朝史料和朝鲜使臣的出使报告及日记中没有记载,但是清朝对会同馆贸易的规定和当时清朝官场的腐败情况看,这是有可能的。清朝政府规定,只有政府组织的“行户人等”才能“将货物入馆交易”,而其他“会同馆内外四乡军民人等”不得与使团“私相交易”。在这样的情况下,贿赂礼部的官员,将自己列入同朝鲜贸易的“行户”中来是可能的。

郎克的另一个重大贡献是会见了朝鲜来北京的使团成员,这是俄朝关系史上的第一次直接接触。1722年2月20日(日期有出入,有人认为是阴历1月16日)朝鲜冬至兼奏请使李健命的随员来郎克的住处,对此次见面郎克日记中又较详细的记载:“会见了几个主要的朝鲜商人,他们来到我这里时遭到了监督他们的士兵的反对,甚至士兵蛮横地拿皮鞭威胁他们,我命令我的人将士兵赶到门外,让他们在那里等朝鲜商人出来,同时我对士兵说,以后不要在我这里拿皮鞭威胁人。这样得以见到朝鲜人,但是他们没能待很久,因为他们害怕士兵再来谩骂……2月26日他们又来我这里,但是馆夫没有放他们进来。”可以看出,朝鲜商人来俄罗斯馆是来和郎克做生意的,由于中国官员的阻挠,交易没有成功。有的学者认为,由于郎克与朝鲜贡使接触而触怒清廷,被驱逐回国。清政府驱逐郎克是多个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有俄国对准噶尔部的态度的原因,也有俄国对中国提出的划分中俄边界谈判缺少诚意的原因,当然也有郎克从事间谍活动,刺探中国和朝鲜贸易信息的原因。

在整个18世纪俄国对朝鲜的了解有限,以至于1745年俄国出版的第一本政治地理书中对朝鲜的描述没有超出俄国使华人员著作的记述:

“朝鲜是一个专制国家,它要向中国博格达汗进贡或者像有些人说的那样,这种进贡义务是自古以来就有的。有人认为它是个半岛,还有人认为它是个岛,理由是它的东、西、南都是海洋,北面的一条大河将它和辽东省隔开很远。朝鲜就其耕地面积而言比日本大许多,但是不及后者土地肥沃。朝鲜许多地方都有金矿,另外,还可以从珍贵的人参、上等的染料丹木或檀香交易中获得收入。朝鲜人保留了许多古代中国人的传统,这些传统现在的中国人身上找不到了,如一夫一妻制,爱好和平、不对外侵略,女性可以作官。朝鲜和中国、日本保持贸易往来。这个国家有二百多个城市。”

1785年出版的多卷本的俄国贸易史著作中,关于朝鲜贸易的介绍还以郎克日记为基础:“朝鲜要向中国纳贡,每年两次,即3月和8月,出使的人数为40~50。贡品主要有:厚油纸,带有金银图案的、用于贴天花板的纸,带有各种图案的、用于纳凉的手工薄扇,凉席,很受中国人喜欢的小烟管。”“尽管朝鲜人和中国人像一个民族,甚至被认为是一个国家的人,但是它有自由。朝鲜人是和中国人之外的其他民族一样没有斗志、精神颓废的民族。”“朝鲜和日本或者同朝日之间的岛屿存在贸易关系,中国不允许朝鲜和其他民族通商,也不允许其他国家的船只进入朝鲜港口,为此派了一个满洲官员住在朝鲜,严格监督上述行为。”“朝鲜人在中国购买:1.被称为纺绸的、做衣服里子的薄丝绸;2.茶叶、瓷器;3.铜器皿、稀罕的家用餐具;4.棉纸;5.做衣服或帽子的貂尾。”

进入18世纪中期后,俄国对朝鲜的了解进入一个新阶段,认识的主体由使团转为东正教传教士团。

责任编辑:刘涧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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