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传华　赵海霞

摘要：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后一部作品《卡拉马佐夫兄弟》可以发现，其中叙述的人物和事件都存在着一种矛盾的二元对立，诸如人性的善与恶，对法律、罪恶问题和宗教、救赎问题的对比叙述等。因此，揭示作品中的这种二元思想，可以更为深刻地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及其作品。

关键词：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二元论思想

中图分类号：1512.094；11512.5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0961(2009)01-0023-03

《卡拉马佐夫兄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后一部作品，是他一生思想和创作的总结，也融合了他对许多问题的思考，涉及宗教、人的本性、法律，及哲学、政治学、伦理学、心理学、医学等诸多方面的问题。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叙述这些问题的时候却是用矛盾的二元思想进行的。

一、《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二元论析解

(一)人性的善与恶

人性的善与恶是宗教问题关注的焦点，也是伦理学道德情感的一个重要评价标准。人的原初性是善还是恶历来争论不已，没有统一的结果。但在东正教的情感范畴之内，人性本是善良的，“善是人的情感迷恋的第一个东西，恶则总是次要的和来自外部的东西。”

《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人性善与恶的二元对立统一性典型体现在长子德米特里身上，他为了母亲遗产的问题多次同父亲争吵，后又在格鲁什卡的问题上同父亲争风吃醋，又有一次他对克拉索特金无故殴打；后又失手打伤老仆格里戈里。所有这些都是他人性中恶的一面。但他的内心始终是向善的，这种善与恶集中体现在他一个人身上。但是他最终回应善的召唤，通过忏悔救赎之路达到人性的和谐，回归上帝，因为“上帝期待着人自由地回应自己的召唤，期待着回应的爱和创造地参与对‘非存在之黑暗的征服”。

除此之外，陀思妥耶夫斯基还在不同人身上体现这种矛盾的二元对立，阿廖沙和斯麦尔佳科夫便是这对立两极的典型代表。

小说中阿廖沙是美、善的化身，他继承了其母对宗教的虔诚性，从小就在修道院做见习修士，直到佐西马长老去世，他才重新回归世俗。但是，他仍然以善的一面来接纳尘世，在伊留莎的葬礼上，他发表了石头旁的演说，其中指出：“第一和首先的一条是我们要善良。”与其对立的一极便是斯麦尔佳科夫，他遵从伊万《宗教大法官》中什么都可以做的学说，残忍地将父亲杀死，事后他不主张去自首，表现出他毫无悔过之意和忏悔之心。更有甚者，事后他就自杀身亡，这更是将他本性中不和谐的一面暴露出来，因为“自杀甚至比杀人更沉重，它破坏了某种更高的法律”。

(二)科学与宗教

科学以追求逻辑推理和逻辑缜密为特征。宗教则以终极信仰为目标。因此二者具有互相对立的方面，在《卡拉马佐夫兄弟》这部小说中，科学与宗教的二元对立主要基于对心理学、医学及宗教神学的对比。

“心理”一词在小说中出现达29次之多，但是作者的态度时常带有否定的色彩。他指出“擅长心理分析，对人的心灵特别有研究，对识别犯罪和洞察他们的罪行具有特别才能”的演说并未得到公众太大的响应，因为“心理分析只是次要的和受决定的”。医学的出现更是没有得到作者的赏识，“医学鉴定也没能帮被告多大的忙”。众人对医生的评价是：“他(指医生)那副尊容真让人恶心”，“骗子!吃药看病全是骗人”。

与对心理学和医学的态度相反，在表达宗教思想时，作者总是谦恭地论证宗教信仰的裨益性。读者熟知的《宗教大法官》一节的结局是耶稣基督以宗教的宽容原谅了诬蔑他的宗教大法官，而他亦放走了基督，这也从某种程度上体现了陀氏的宗教观。在《卡拉马佐夫兄弟》的题记中也是引用《约翰福音》中的话语：“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有争议问题的矛盾性和不确切性》一文中指出，欧洲虽拥有科学，但“随着科学的发展和巩固，欧洲道德和政治状况几乎到处不稳定了”。

(三)法律罪恶与道德信仰

法律是以规矩性为基础的，道德亦是以规矩为方圆。故“法律与道德都是法规，基本上包容了整个人类生活并且归根结蒂都来源于人的良心”。但是“冷酷无情的法律因其将利己主义合法化并具有粗暴的强制性而与构成道德生活基础的自由与仁爱的因素产生尖锐的矛盾”。所以道德信仰亦构成法律罪恶的对立面。克尔凯郭尔在谈及苏格拉底时写道：同罪对立的概念不是美德，而是信仰。因此他在《罗马书》中说：一切非信仰的东西皆为罪。

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关于法律罪恶和道德信仰对立的描述集中体现于对德米特里一案的错判上。虽然老卡拉马佐夫非德米特里所杀，但是法庭却确信其有罪。与法律的判决相反，德米特里在对上帝信仰的基础上自己对自己作出审判：“一个放荡的人的末日到了!……如果你们判我有罪——我将在自己的头上折断我的佩剑，并在折断后亲吻断剑的碎片!但是请诸位饶恕我，不要让我失去上帝。”德米特里承认自己有罪是因为“杀”了另外一个人，承认“在酗酒和生活放荡上有罪，在好吃懒做和打架斗殴上有罪。……但是老人的死，在我的死对头和父亲的死上——我是无罪的!在抢劫他的钱财上——不，不，我是无罪的，而且我也不可能有罪：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是个卑鄙小人，但却不是贼!”。由此看来，德米特里对自己的审判得出截然相反的结果。这一矛盾的对立是无法解决的。

二、陀氏二元论思想倾向阐释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陀思妥耶夫斯基追求人性中的善而否定人之恶，认为恶能通过宗教得到救赎，故在关于科学与宗教的问题上，他否定科学和法律罪恶，维护宗教和道德信仰。原因之一就在于“他所爱的首先是人类活生生无处不在的灵魂，他所信仰的是，我们都是上帝的人类”。

首先，陀思妥耶夫斯基具有深刻的宗教情结。他自述说：“在我们家里我们在很早的童年便会念福音书了。”。1854年他在给冯维辛娜的信中说：有谁向我证明，基督存在于真理之外，而且确实真理与基督毫不相干，那我宁愿与基督而不是与真理在一起。因此，他在具体评价作家作品时，宗教价值和道德价值就是一个重要的衡量尺度：在对雨果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评价时，认为“雨果几乎是当代文学中‘恢复思想的主要预言家”，他“对正义的渴望亦即对自己的真理和无穷的潜力的意识终将觉醒”。

由此，他需要在作品中贯彻这种宗教思想，这也即是他在艺术创作时所遵循的倾向性特点。在《波夫先生和艺术问题》一文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既不同意功利主义的“暴露文学”，也不同意“纯艺术论”的“为艺术而艺术”。他反对对现实做细致的刻画，不加艺术修饰和突出。他需要的更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诚如他自己所言：“人们称我为心理学家：不对，我只是最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即刻画人的心灵深处的全部奥秘。”

其次，就是他需要在自己的作品中通过矛盾

的二元对立来体现这种“最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描写人性中的善与恶，社会中的善与恶，亦即法律罪恶和科学的不可信性。他对法律的确是否定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你们将代表上流社会的利益，根本不代表人民的利益”。在分析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时，他指出欧洲解决罪恶的出路之一是通过法律手段，谁不遵守，谁就要付出自由、财产和生命的代价，但是他又认为“付出代价是真正的和不人道的”。因此他建议应该从人的内心的忏悔来消除恶的存在。诚如1865年9月他在给卡特科夫的信中谈论《罪与罚》的构思时提道：我的小说还暗示一种思想，即法律所规定的对犯罪的惩罚对于犯人的震慑作用要比立法者所设想的轻得多，部分原因是他本人在道义上要求惩罚。

总而言之，陀氏在描述二元对立时确实倾向于从道德价值和上帝良心那里寻求真正的解答，而不是诉诸外部的存在；倾向于从信仰的角度来实现罪恶的消失，但是这种信仰亦不是毫无条件的，而是以上帝为基础的。所以他说：“缺乏上帝的良心是可怕的，它会堕落到最不道德的程度。”

三、二元论思想倾向对阅读陀氏作品的启示

陀思妥耶夫斯基毕生都处于矛盾之中，理解其二元论思想对我们阅读其作品至少有两点帮助：第一，有利于正确理解陀氏对待欧洲的矛盾态度：一方面，他对欧洲存有深刻的爱怜，“我们俄罗斯人有两个祖国：我们的罗斯和欧洲”；另一方面又认为欧洲是堕落的。他认为，法律和科学是西欧借以发展的工具，是天主教世界独有的产物，而俄罗斯是以东正教为信仰基础的，这也就构成了他矛盾地对待西欧的一个原因。由此他不自觉地在作品中认同俄罗斯的普世价值和救赎使命，认为只有俄才能拯救“堕落”的欧洲。菲洛索福夫在《高尔基的终结》一文中指出：“他绝望地抓住俄罗斯，抓住上帝选民，来拯救欧洲于凌辱之中，由我们亲爱的俄罗斯人拯救欧洲于绝望之中。”。

第二，有利于理解陀氏其他作品中的诸多矛盾。他创作了诸多包含二元因素的作品，如《罪与罚》中拉斯科尔尼科夫杀死老太婆与其后的宗教皈依体现了善与恶的矛盾统一；《地下室手记》中“地下室”人向往崇高和美好，却又干尽坏事、自认卑劣、甘于堕落等。他笔下的诸多女性更是“堕落的天使”，虽然自甘堕落，却又具有天使般的心灵，如《罪与罚》中的妓女索尼娅为了维持穷困的一家肉体自甘堕落，却又心灵纯洁，引导拉斯科尔尼科夫走向救赎之路。

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理想之路是经由磨难和罪恶，最后在救赎径途中达到天堂的和谐。诚如别尔嘉耶夫所言：“关于世界的和谐问题，关于天堂问题，关于善的最后胜利问题，可能有三种解决方式：(1)和谐、天堂、善的生活的实现，既没有选择的自由，没有世界性的悲剧，没有苦难，同时，也没有创造性的劳动；(2)人间历史的顶点的和谐、天堂、善的生活，要以注定要毁灭的所有人的苦难和眼泪为代价，为了未来人的幸福而将一代人变为工具为代价，方能实现；(3)人通过自由和痛苦才能在神的王国里实现和谐、天堂、善的生活。陀思妥耶夫斯基反对前两种解决世界和谐和天堂问题的途径，只接受第三种途径。”

总之，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品中所叙述的二元思想，不仅对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而且对于理解他的作品中的诸多矛盾思想都是深有裨益的。

责任编辑：张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