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峰

摘要:全球价值链理论自产生以来,中外相关研究成果颇丰,但是大量的研究仍主要集中在宏观、中观层面,基于企业层面的研究不多,尚且存在一定的缺陷。为此,在综述全球价值链的基础上,从企业层面对相关问题进行研究,以便能更深入、全面地了解该领域的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成果,以期为国内企业如何嵌入全球价值链、摆脱被俘获等问题的探索提供一个基础平台。

关键词:全球价值链;企业层面;综述

中图分类号:F114.41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全球价值链上的每一项价值活动都会对企业最终能够实现多大的价值造成影响,由于全球价值链的重要性,大量的相关研究致力于定义此概念,并探求其在经营活动中的影响。总的看来,虽然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于全球价值链相关问题也开始大量尝试探索性地研究,但是大量研究仍主要集中在宏观、中观层面,大多数的研究是在单一的国家和产业的背景下进行的,基于微观,即企业层面的研究不多。一般基于企业层面的研究还存在三个严重缺陷,从而制约了全球价值链理论对企业的指导意义。其一,缺乏企业层面的实证研究,对于全球价值链的计量分析尚属空白;其二,全球价值链已经与企业的发展息息相关,相关理论的研究没有与企业相关研究相结合,无法指导企业具体实践;其三,由于全球价值链影响对于企业理论发展的研究关注程度不高。

笔者旨在介绍全球价值链从企业层面对相关问题的研究,以便可以更深入、全面地了解该领域的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成果,以期为国内企业如何嵌入全球价值链、摆脱被俘获等问题的探索提供一个基础平台。

二、全球价值链理论的起源和演变:围绕着企业的生产活动展开

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波特(1985)的研究把市场竞争因素纳入企业经营管理的分析中。作为对企业内部劳动分工的一种分析,他在《竞争优势》一书中提出了价值链的概念。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根据许多企业把生产经营的行为分布到世界范围的实践,国外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把波特的价值链理论用于研究全球不同的企业在价值链中的分工。他们提出,价值链不仅存在于单个企业之内,多个不同的企业能够在同一个价值链中从事不同的生产活动。 Kogut(1985)指出价值链中不同活动的要素特性是不同的。这样的结果是,价值链的范围突破国家边界,不同的国家依据其要素禀赋汇集不同的价值增值活动而建立起弱连接。

美国杜克大学的社会学教授格里芬(1999)把波特的价值链概念应用于全球范围的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提出了全球商品链(GLOBAL COMMODITY CHAIN)的概念,集中探讨了包括不同价值增值部分的全球商品链的内部结构关系,并研究了发达国家的主导企业如何形成和控制商品链发展的问题。他认为,全球商品链是发挥全球资本主义的产业网络优越性的动力,是为了观察经济行为的相互联系和研究全球产业网络的一种工具。这些经济行为分散在不同的地方,最终产品是各种中间行为在不同企业不连续的阶段的成果。为了摆脱商品这一词汇的局限,并突出强调链上运营企业相对价值创造和价值获取的重要性,到了21 世纪初,Gereffi(2005) 等学者逐步建立起了GVC概念及其理论框架。

英国经济学家卡普林斯基(2000)在他主持编写的《价值链研究手册》(A Handbook For Value Chain Research)比较全面地描述了全球价值链的概念。他认为,生产价值链是生产经营活动中的各项行为从概念到产品的完整的实现过程,它包括产品研发设计、加工制造、生产和财务管理、品牌管理、市场营销和售后服务等。这个分析有两层含义:第一,如果把它们分解到不同企业,就意味着不同的企业分别从事同一条价值链中的不同行为。第二,把企业核心业务的重点从物质产品的加工制造行为转向生产经营的服务性行为。由于服务作为无形资产的产品的流动性很强,促进了企业之间利用价值链开展合作,也推动了全球价值链的形成。

全球价值链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价值链——全球商品链——全球价值链这样一个动态演变的过程,而对于价值链的关注也从企业内部的闭环系统(国内、企业内部的商品流动)——企业间、开放的系统(全球、企业间价值流动)。从企业层面而言,全球价值链治理,企业组织形态的网络化、企业边界和对企业内部管理的变革是研究者所关注的重点,企业内外部的一系列变化最终表现为对企业理论提出的挑战。

三、全球价值链治理:决定企业发展的外部关键核心因素

Gereffi认为GVC/GCC包括三个主要组成部分:投入产出结构,具体的地域范围,内部治理结构以及体制框架 (Gereffi,1999)。并指出GVC 研究的焦点是价值链中各种参与者之间的关系特征,即全球价值链治理(Gereffi,2003)。

全球价值链治理理论的主要来源有三个方面:交易费用理论、企业网络理论以及企业技术与学习能力理论,Messner 和Meyer-stamer认为治理就是利用各种手段(包括市场手段以及非市场手段)进行协调的过程,并将价值链治理分为三种类型,即市场型、科层型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网络型(陈树文等,2005)。Humphrey 和Schmtiz认为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是指对经济活动的非市场调节,他们的研究的重点在于价值链治理的内容,“价值链治理的对象是什么”,他们指出主导企业在价值链不同的环节定义三种类型参数,即: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以及物流方面的参数(Humphrey,Schmtiz,2002),进而将治理的类型进一步细分为网络型,准科层型以及科层型(陈树文等,2005)。在这种分类的基础上,Gereffi、Humphrey和Sturgeon (2004)提出了GVC的四种治理形式:市场导向型;均衡网络型;俘获网络型与层级型市场型,用以解释全球价值链片断化、分离化、形态化,以国家(地区)为单元的生产体系的对接方式和治理形式。Kaplinsky and Morris(2001)通过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实践分析,归纳出在GVC条件下,为发达国家代工或外包的发展中国家本土企业或企业网络的四种序贯式升级模式,即工艺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链的升级的自动实现过程。Schmitz以及后来的Gereffi(2001)都否认这种“自动”实现机制存在。

彼得•诺兰等(2006)认为20世纪末发生的全球商业革命的三大特征:一是在跨国公司重组并购浪潮中所形成的高度产业集中;二是由核心公司对其所在价值链进行的“系统集成”的管理手段;三是在系统集成过程中所产生的对价值链各个层面的巨大的集约压力,即所谓的“瀑布效应”。许多学者关注了在全球价值链对产业组织的影响,冯丽等(2003)综合经济全球化、经济网络化和经济知识化这三大基本趋势,从企业自身和社会福利角度对垄断效应进行了深入分析。探讨了现代垄断不同于传统垄断的重要特征,指出从竞争范式向垄断范式过渡的合理性和必然性。邓俊荣等(2006)指出产业竞争力归根结底是一个产业组织的问题。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和网络经济的发展,产业组织的研究范式从竞争范式转向垄断范式和竞合范式,这一范式转变对我国产业竞争力的提升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产业必须利用经济全球化的平台,培育具有竞争优势的企业,参与全球产业价值链的整合,提升产业竞争力。通过全球要素整合,实现创新与市场势力构建的良性互动(张小蒂等,2007)。随着企业网络的诞生,鲁伟刚(2005)认为企业网络的无边界组织特性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市场与企业关系的分析范式,传统的产业组织理论从分析视角到政策选择取向上均面临着超越以往所有经验与理论的挑战,杜传忠(2003)等也提出了类似的结论。

产业升级的概念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才被真正引入到GVC 分析的框架中。聂名等(2005)通过研究地方产业集群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模式和升级的前景,指出全球价值链研究的焦点是链上不同行为主体之间关系的性质及其他们对发展的含义,而治理这一概念是全球价值链方法的中心。因为不同的价值链治理模式往往伴随着链上行为主体之间不同的关系,决定着不同的资源分配及流动方式并最终影响不同主体的升级前景。虽然产业升级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产业升级的内涵及分类至今仍然很难完全统一。在内涵上,有的学者从较为宏观的层面来把握,Poon (2004)则认为产业升级就是制造商成功地从生产劳动密集型低价值产品向生产更高价值的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品这样一种经济角色转移过程。不过,无论从什么层面看,其共同之处就是:产业升级是产业由低技术水平、低附加价值状态向高技术、高附加价值状态演变的过程。有的学者则侧重于从中观或微观层面来进行界定,张辉(2005)地方产业集群沿着全球价值链往上升级,并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而是在“不进则退”的激烈竞争中进行的。在不同价值环节的地方产业集群就处于不同的治理模式,在该治理模式中,既紧密合作又相互激烈竞争的各个层级的地方产业集群时刻演绎着升级和反升级的较量。既然各个地方产业集群之间攀登和反攀登都是在全球价值链中展开,地方产业集群应该遵循链条本身所包含的各种竞争关系。张辉(2006)在对西班牙鞋业集群跨越50年时空,分阶段、分层次的分析研究基础上,一方面诠释了产业从地理集中到地方产业集群的外在表现和内在根源;另一方面,也为我国地方产业特别是地方“传统”产业发展,参与全球竞争、沿着全球价值链升级等方面提供了众多经验教训。张向阳(2005)等也从产业升级的视角进行了研究。

从微观层面,Humphrey和Schmitz(2002) 明确提出了一种以企业为中心、由低级到高级的四层次升级分类方法:一是流程升级,通过重组生产系统或是引入高级技术将投入转化为产出;二是产品升级,根据单位增加值转向更高端生产线;三是功能升级,即获得链上新的、更好的功能,如设计和营销,或放弃现有的低附加值功能而集中致力于附加值更高的环节(在不少文献讨论中,从基本加工到“贴牌生产”(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 ure ,OEM) 到自己设计制造(own design manufact ure ,ODM) 再到自有品牌制造(own brand manufacture,OBM )的转换常常被视为功能升级路径);四是部门间升级,把从一个特定环节中获得的能力应用于新的领域或转向一个新的GVC ,也称链升级。可见,西方产业升级研究的视角较为微观,实质上是直接把企业的生产能力以及竞争力的提高视为产业升级的本源。程新章等(2005)关注了价值链治理模式与企业升级的路径选择,认为集群理论强调集群当地内部的联系是实现企业升级的关键,全球价值链理论认为全球分配体系和生产体系中企业跨国界之间联系是企业升级的关键,但集群理论忽视了和外界的联系对于企业升级的重要性,而全球价值链理论忽视了当地联系对于企业升级的重要意义。通过价值链治理模式将这两种理论联系起来,认为企业是处于全球价值链不同治理模式中的单位,企业要实现升级,必须根据它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的地位,采取不同的战略。薛漫天(2006)从行业分类视角研究了全球价值链中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升级。池仁勇(2006)分析了全球价值链的驱动力,以及对于企业的影响和企业处于不同类型的价值链、在不同的价值链驱动力下的表现。

因此,从GVC 的理论来看,产业升级就直接表现为企业在一个GVC 中顺着价值阶梯逐步提升的过程。当然产业升级也有部门维度,并且因不同产业集群的特点而有所差异。

四、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定位

文献研究表明,国家、技术创新能力、企业所在地的要素禀赋以及企业的竞争优势等复杂因素决定了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定位。

产业国家竞争力是指在全球价值链中,国家作为行动者参与竞争时表现出来的市场力量和领导力量,国家应像企业一样,介入到国际市场上的残酷竞争中,这似乎已经得到普遍地认同(张金昌,2001)。Kougt(1985)认为企业在实施全球战略、参与国际竞争时应该同时考察国家比较优势和企业竞争优势的相互作用,这两种竞争优势决定着国际战略中两个关键问题的答案:一是价值增值链将在哪里突破国家边界,二是企业应该将它们的资源集中在那些功能活动上。在传统的国际分工中,一国具有比较优势的要素禀赋奠定了本国企业的竞争优势( 林毅夫等,2003)。国家和企业都成为了全球价值链的行动者,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在全球价值链中参与竞争的特征也越来越明显,如国家与国家在吸引外资、获取战略性资源(如石油、矿石)、协助本国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等方面展开激烈的竞争和对抗;而全球价值链的形成导致产业活动在全球地理和功能性分工进而形成产业集群;另外全球价值链背景下,国家和企业这两个行动者之间呈现出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局面。这也越发凸显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企业定位中的作用(刘力青,谭利文,2006)。刘志彪等(2006)认为中间品的大规模进口有可能使得关键技术活动的研发无利可图,从而企业可能会被锁定在那些“低端环节”,形成新的中心——外围格局。姚洋等(2007),提出了关键技术活动在全球价值链定位方面中的重要作用,利用全国、江苏和广东的数据,通过定量分析方法,对产品国内技术含量的动态变化及其规律加以研究,提出了产品国内技术含量的V型翻转假说,即发展中国家在参与国际产品分工的过程中,其产品的国内技术含量会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V型翻转趋势。陈佳贵等(2005)提出的“价值链的低端锁定”,彼得•诺兰(2006)等所提出的“瀑布效应”和“俘获”(刘志彪,张杰2007)则强调了在全球价值链上企业的被动定位。

从主动定位角度分析,全球价值链的分析方法(Gereffri,1999,Humphrey,Sturgeon,2003)已将战略规划的视野扩展到全球范围内整个行业上游的研发、设计,中游的零部件制造与组装,下游的营销、品牌和服务。外包战略将企业资源和目标集中于核心业务,而将非核心业务(涉及IT资源、业务流程、人力资源管理、供应链等)全部或部分转为外部供应,这样有利于节约生产成本和治理成本,从而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胡军等,2005)。“温州模式”的转型与发展(黄群慧,李海舰,王延中,2006)得益于在价值链上的正确定位。于伟萍等(2003)主要探讨了经济全球化下,基于企业能力的价值链优化问题。将企业活动按其价值创造大小划分为:核心活动、亚核心活动和基础活动三类;分析企业自主执行各项活动能力的强弱;构建企业活动、能力与战略选择矩阵,从企业能力与企业活动的匹配关系角度,对企业活动进行恰当的战略选择:自制、合作或外包,以优化企业价值链,实现企业持续竞争优势。从企业层面而言,全球价值链的企业动机是由于企业为了增强其核心竞争力,只是关注与其核心业务,而将非核心业务进行外包,这就产生了价值链环节的全球配置和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定位选择。

五、企业组织形态的演变:企业网络、模块、集群

企业组织形态的演进与企业生产方式的变革及其由此引致的企业内部及企业之间合作方式及水平的变化有着必然的内在联系,与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相对应,企业的组织形态也一直处于不断演化的过程中。

目前对于企业网络的研究正处于初级阶段,但正在快速发展。企业向网络组织演变是一种社会现象,现在非网络组织成员企业已经很少见,网络组织更适合各成员企业的利益,现行的生存方与管理规则能够让网络组织较为稳定地存在,根据经济发展情况,网络组织在以后一段时期内将向更深层次发展(张学权,陈伟达,2007)。许小虎等(2006)认为在网络实证中,大多数的经验研究指出企业建立网络是出于经济动机,企业对互补资源的需要是其协作的重要驱动力。研究在两个层面展开:产业和企业。认同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在产业层面一些学者指出影响企业结盟的产业因素有:市场竞争程度、市场发展阶段、需求和竞争的不确定性。在企业层面,处于一个协作网络中,企业可以专注于自己熟悉的价值活动;获取特定资源;生产的规模经济;风险和费用分担;进入国外市场;在网络中可以获取市场交易的利益,维持运作的柔性;节省信息费用,加速技术创新。由于网络理论的介入,对企业优势之源的讨论再次转移到企业外部,不同之处在于竞争性的外部环境已经被合作性的外部环境所取代,企业之间的单纯竞争也转入以合作为主导的协作型竞争。陈艳莹等(2006)基于治理机制,从嵌入的视角研究了企业网络的规模,强调了企业网络的规模对于一国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意义,运用随机图表示企业网络内部的关系结构,通过博弈分析研究了企业网络规模与网络治理机制的关系,指出要想从根本上扩张企业网络规模,必须引入外部治理机制。这些研究分析了在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下,企业网络的演进和发展。

自1997年哈佛大学的鲍德温和克拉克危代表的代表性论文《模块化时代的经营》以来,模块化理论研究呈现出了几大流派齐头并进的特点。鲍德温和克拉克为代表的哈佛学派集中于模块化与系统创新的理论研究(Baldwin,C.Y.andk.B.Clark,2000),以国领二郎、池田信夫等人为代表的日本比较产业论学派着重探讨模块化对企业之间关系的影响(国领二郎,1995;池田信夫,2001),以克里默和青木常彦为代表的信息比较效率学派则从组织间的信息传递效率角度切入研究模块化理论(Cremer,J.1990;Aoki,M.2001)。从全球价值链视角,Sturgeon和Lester(2004)认为,模块化生产网络是价值链的模块化,它由默许行为(Tacit Activity)的节点组成,这些节点通过编码化信息的交换而连接,创造出全球规模的制造系统。Sturgeon(2002)的研究还指出,模块化生产网络在空间上的集中与分散是相容的,并且具有相互增强的趋势。全球性领导厂商以外包为基础,以产品设计为龙头,以开放共享为标准,跨国公司总部及其内嵌在各种专业化产业集群中的分支机构通过组织接近整合地理接近,在全球经济范围内重新建立战略体系,将分布在不同地区的企业或企业集群连接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以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朱瑞博,2006)。这样模块化生产网络就突破了经济区位的有形疆界,既可是地理位置毗邻的产业集聚地,也可是跨地区、跨国界的网络组织,从而具有了全球化的特征。白雪洁(2007)通过电子电器产业案例分析,分析了模块化环境下中国制造企业的竞争空间和策略选择。柯颖等(2007)分析了模块化生产网络的演进历程,指出随着模块化技术在产品研发、设计、生产等领域的广泛应用以及大量面向外部契约供应商的外包子系统的出现,使模块化生产网络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新兴的产业组织形态。

从全球化视角看,地方企业集群的发展既是对全球化挑战的回应,又是全球化发展的结果。集群区在提升地方生产效率,孕育新企业的产生,促成区域创新网络方面所带来的勃勃生机正是对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国际分工网络的有益补充。从产品价值链的角度看,目前我国各地的产业集群大都呈现出一种“中间大、两头小”的菱形组织结构,即赢利较少的生产制造环节能力较强,而利润丰厚的研发、设计以及市场营销、品牌等环节较弱。这说明,目前我国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还局限于中低档生产制造环节,仍处于产品价值链的低端部分。由于众多的小企业在生产制造环节过度竞争,靠产品数量多和价格低取胜,由此导致利润摊薄,大量企业处于微利甚至亏损的边缘。随着大规模产业集聚造成的要素成本上升,如土地价格和劳动力工资的上涨以及各种优惠政策的到期,很容易促使现有集群内企业大规模向外迁移(魏后凯,2007)。

汪斌等(2007)从企业生命周期和全球价值链视角,对地方产业集群嵌入全球价值链实现升级与区域创新体系建设之间的关联进行了理论研究。张辉(2005)也对地方产业集群在全球价值链中升级模式进行了研究,指出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所形成的地方集群区域既是独具特色的本地化系统,更是不断发展的动态化系统和开放性系统。一方面,不同的集群区域将融入到全球价值链当中;另一方面,外来的知识和信息成为集群区本地知识创新和学习的重要源泉,而外部的交流是获取外来知识的必要途径。因而尽管不同的产业集群区明显带有地方化的烙印,但仍然与全球价值链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企业网络、摸块、集群在其结构、组织以及目的方面与独立企业组成的同业联盟大不相同。很明显,这种组织类型很可能继续发展一段时间,并且对企业间在所谓的自由市场上的竞争的分析是不同于传统教科书的。国外的研究把很大的精力放在诸如组织创新、组织危机管理、组织学习等领域,但国内对这方面的研究还尚欠重视(黄速建,黄群慧,2007)。

六、全球价值链的深化

对于企业为什么会产生,企业的边界是如何决定的等一些经典企业理论问题,许多理论流派作了精彩分析。张光海(2007)从新古典经济学、交易费用经济学和契约理论等主流企业理论的角度,探讨了决定企业边界的相关因素。

许多研究学者的研究表明,随着全球价值链的深化,网络化的企业往往被看成是具有丰富联系的环境,信息流动模糊了传统的企业边界(罗仲伟,2000)。韩太祥(2002)认为产业价值链的分割和企业价值环节(或活动)的外包实际上是企业成长边界的变化。古典经济学认为企业成长能力取决于专业化分工获得规模经济的程度,企业成长边界与分工程度正相关。传统产业组织理论继承了这一观点,其中芝加哥学派把技术因素作为解释企业规模的惟一因素,认为企业横向成长边界由平均成本最低的产出规模决定(牛晓帆,2004)。新产业组织理论主要用交易费用理论来解释企业成长边界,企业组织是市场机制的替代,节约交易费用是企业成长边界扩张的内在动因(科斯,1937,威廉姆森,2002),企业边界的变化由技术、交易费用和组织费用等因素共同决定,要将三者结合起来才能全面地理解全球价值链外包体系中企业的边界。

有西方经济学家提出,全球价值链将代替现代企业制度,成为主导性的生产组织方式。原来由一个企业完成生产经营的所有功能,现在由多个企业来完成,一个产品的生产经营不再局限在一个企业之内,包揽生产经营活动全过程的垂直一体化企业的界限因此被打破(侯若石,2004)。对于组织边界问题的探讨和争论是组织理论研究的前沿问题,有的研究者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未来企业的组织边界正在消失,李海舰等(2005)指出传统经济学认为企业是有边界的,企业的边界在于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之处。研究认为,在信息经济条件下,企业随着边界扩张,边际成本递减、边际收益递增,边际成本曲线和边际收益曲线无法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而相交于一点,所以企业边界可趋于无穷。对无边界企业来讲,企业边界不再是指物质边界,而是指能力边界,企业边界的大小,取决于自身核心能力的强弱。企业要想成为无边界企业,必须将自身的核心能力打造成价值模块,并融入全球价值网络当中。无边界企业有着不同的具体形式,但是不论哪种形式,都是基于核心能力运作的,价值网络是核心能力的集大成。林志扬等(2007)则对这种观点提出了质疑,通过案例研究的方式探讨了组织边界的内涵,指出正是因为有了组织边界,企业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行为主体与其他企业之间进行平等的交易活动,甚至说如果没有组织边界,所谓的企业组织也就不存在了,同时分析了企业边界存在对于企业管理所存在的问题,认为组织边界的形势与内容会发生一些变化,而这种变化也因此给管理者提出了新的问题。

七、适应全球价值链发展对企业管理提出的挑战

价值链理论自Michael E•Porter提出之后的30年里,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应用,揭示了企业与企业的竞争,不只是某个环节的竞争,而是整个价值链的竞争,而整个价值链的综合竞争力决定企业的竞争力(冯淑梅,孙磊,2007)。Goldmark等(2005)分析了在全球价值链上中小型企业所面临的机遇,同时也指出了中小型企业所面临的在交易成本、标准和生产能力、价值链治理和公司环境的威胁,指出只有参与竞争才能生存,所有的公司都是一个不断升级过程的参与者。分析了中小型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关键因素:公司的运营环境,包括规则、标准等;公司间的联系可以使中小型企业超越公司自身的水平参与竞争;升级对于公司的竞争是至关重要的,并且必须持续不断的升级,获得升级所需的知识和资源通常最初是通过横向和纵向的联系获得,随着价值链的发展,支撑性市场将会提供升级的服务;支撑性市场,包括金融、公司服务等方面。程新章(2006)探讨了全球价值链治理中的质量惯例。

企业要发展或者保持自己的竞争优势,并不需要在企业的所有环节上都保持优势,关键是发展或者保持那些创造价值同时产生比较优势的战略环节的优势(冯淑梅,孙磊,2007)。冯淑梅等(2007)进一步提出随着现代产品技术和管理技术快速发展,导致企业竞争环境的巨大变化,与之相应的价值链战略也不断演进发展。企业战略中对价值链和核心竞争力的定位不断发展,导致其实现竞争优势的方式不断演进,要基于价值链战略的竞争优势建立模式,侧重于从企业内部构建企业的竞争优势模式,从企业价值链的分解、价值链的重构和利用协同效应,注重企业核心竞争能力方面的培养。并且提出分析竞争对手价值链,在充分识别竞争对手价值链和价值活动的基础上,通过对其价值链的调查、测算和模拟,确定本企业与竞争对手相比在各价值环节的优势和劣势,通过对以上对价值链的综合分析,就可以找出企业的战略环节。冯淑梅等的研究已经明确提出了企业应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构建企业的发展战略和竞争优势。

王钦(2003)以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价值链的配置和协调为基本分析思路,重点讨论了跨国公司价值链网络的嫁接、延伸、扩张和协调。将跨国公司在华市场战略的进程分为战略布局、本地化和全球协同三个阶段,并深入研究了不同阶段战略导向、资源配置、组织调整、战略措施等方面所表现出的不同特征。

刘志彪等(2007)认为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所具有的技术势力和国际大购买商所具有的市场势力,造成俘获型网络治理关系成为发展中国家在现有国际贸易格局下不得不接受的既成事实,由此造成发展中国家的代工企业无法实现功能升级与链的升级的高端价值链攀升过程。我国企业若能构建、强化市场势力,则可提升自主创新的动力与能力,扭转不利局面。张小蒂等(2007)从理论上探索了企业创新与市场势力良性互动的机理,进而在“环”、“链”、“群”三个层次上就如何构建“良性互动”提出了思路与对策。

胡军等(2005)的研究指出企业向价值链的高端环节跃迁或者其分包层次的提升,既是企业成长边界的变化,也是企业成长过程中的蜕变。这种蜕变使企业获得新的成长曲线、延长生命周期、实现持续扩张。通过分析珠三角OEM企业成长与全球价值链外包体系的动态演变,归纳出全球价值链外包体系中的OEM企业的一般成长路径,将珠三角OEM企业划分为两大阵营,分别探讨了企业实现持续成长的路径选择:第一阵营主动承接价值链高端环节,一部分企业从OEM向ODM转变,另一些则走OEM与OBM相结合的成长模式,也鼓励大企业适当的相关多元化;第二阵营要做大OEM实现规模经济,并向配套产业的方向发展。OEM企业持续成长还要有一个良好的外生环境,主要包括发展机遇、制度环境和文化环境等。黄永明等(2006)则指出发展中国家企业要嵌入全球价值链,必须遵守发达国家价值链治理的标准,这些都对企业管理提出了挑战。

八、对企业理论发展提出的挑战

曾铮等(2007)通过分别介绍管理学和经济学在价值链相关理论上的研究,发现二者虽然在研究范式上不尽相同,但其研究框架和技术特点是相互补充和渗透的,并且存在着研究上相互结合的耦合点。在生产全球化的现实背景下,整合经济学和管理学在价值链理论研究上的优势,将有利于解释当今世界国际产品内分工盛行及发展的原因和影响。侯若石(2005)认为在全球价值链下原来由一个企业完成生产经营的所有功能,现在由多个企业来完成,一个产品的生产经营不再局限在一个企业之内,包揽生产经营活动全过程的垂直一体化企业的界限因此被打破,企业理论势必面临被改造的命运。必须结合企业之间的价值链的发展,建立有益于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企业理论,并使之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制度创新理论的基础。以企业网络为例,企业网络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在最初的经济维度中,网络只是替代市场和企业层级组织的另外一种资源配置形式,是为了控制交易费用(许小虎,项保华,2006)。在全球价值链理论的推动下,企业网络作为有效的资源发展路径的作用逐渐显现出来。基于全球价值链在网络形成、治理、绩效等领域的研究将会深入展开。

九、总结

全球价值链理论是一个融合微观、中观、宏观视角,全面审视经济全球化下区域经济合作和发展的一种新兴理论。目前国内外学者对全球价值链的研究,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着力于研究全球价值链治理等理论问题;二是选取实际案例进行实证研究,以不断完善和拓展理论体系,从而达到更好为实践服务的目的。不少学者通过对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与创新方式的分析探讨了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价值链、实现产业升级的途径与对策。但是,理论界的成果对于从整条价值链的高度、以一种系统的视角来看待企业层面的问题的研究尚不够,如何分析、利用全球价值链的动态变化,实现发展中国家企业与全球价值链的对接和企业升级是未来管理学讨论的热点和研究方向,有以下方面仍待深入探讨:

1.作为一个企业如何根据自身已有条件和价值链的治理模式来找到最适合的切入点或价值环节,是现在全球价值链研究的一个热点。

2.当企业融入全球价值链后如何通过实施突破性创新以及跨价值链创新来实现从原有价值链跨越到更高层次的价值链,这也是当前的一个研究方向。

3.在全球价值链所形成的复杂环境下,发展中国家企业如何摆脱技术控制,增强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在目前的全球价值链理论分析中还难以得到有效的解释。

4.如何用计量技术定量研究全球价值链环节企业的价值链环节嵌入、组织形态的变化、绩效等若干问题将是一个难点。

这些问题的研究将不仅对我国企业以创新参与全球化竞争作出更符合实际的解释,更重要的是对“如何”自主持续创新作出探索。这些方面的深入研究还可以为我国企业提升国际竞争力,争取获得更多比较利益提供有益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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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吕洪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