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光平

[摘要]父子冲突是卡夫卡和余华共同关注的主题。其外在形式表现为：卡夫卡是单向的，余华是双向的，其文化内涵表现为：卡夫卡是线形的，余华是圆形的。他们笔下的父子关系都表现出非理性特征，卡夫卡非理性成因主要来自家庭的压制，余华非理性成因主要是社会环境的影响。

[关键词]父子冲突；单向；双向，线形，圆形

一直在黑暗中苦苦探寻的卡夫卡照亮了20世纪乃至以后的世界文学，点燃了余华前进道路上的火把。余华坦言：“在我想象力和情绪力日益枯竭的时候，卡夫卡解放了我……使我的想象力重新获得自由。”因此余华把卡夫卡奉为自己的导师，同时卡夫卡作品的父子冲突主题也必然会被余华所关注。

父子冲突是西方文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被认为是人性的根本问题之一，也是反权威的标志之一。无论是弑父夺权的宙斯，还是杀父娶母的俄狄浦斯，父子冲突都是最突出的主题，为此弗洛伊德还演化出“俄狄浦斯情结”来解释其内因。这个主题如滔滔江水，奔流直下，从古希腊流到了20世纪卡夫卡的笔下，无论是被父亲判处死刑的格奥尔格，还是被父亲砸伤的格里高尔，父子冲突都是摆脱不了的宿命。父子冲突就像人身体里的盲肠一样寄居在人类社会里，不时会带给人类疼痛，是人类与生俱来摆脱不掉的赘疣，同时也是永恒的文学主题。

然而父子冲突主题在中国文学中就不那么被关注，如起伏绵延的山峦，时断时续，若隐若现。虽然古代文学中也曾出现过李靖和哪吒的父子之战，薛仁贵和薛丁山的父子相残，甚至曹雪芹也曾浓墨重彩描画过贾政杖责贾宝玉。但没有哪个学者对此专门做过深入地研究，也没有哪个中国作家对这个主题特别关注，直到当代作家余华出现。他的三部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中，父子冲突就成为一个重要的显性主题。

卡夫卡认为斗争是人的存在方式，孩子与父母之间的关系也不例外。“父母是孩子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必须与之进行的是第一次反抗，同他们的讨论是一生中后来所有斗争的模式。”基于这样的认识，父子冲突必然会在卡夫卡的作品中有所表现。有意思的是，余华对父子关系的看法和卡夫卡是惊人的一致：“人生就像是战争，即便是父子之间也同样如此。”卡夫卡的孤独气质濡染了余华，唤醒了余华心中同样沉重的东西。“斗争”和“战争”是两位作家对人生内容的解释，对人际关系的概括，当然也包括父子关系。但是卡夫卡生活在20世纪初期的奥匈帝国，余华成长于20世纪后期的中国。他们笔下的父子冲突，其表现形式、文化内涵必然有所不同。因此对卡夫卡和余华笔下的父子冲突进行比较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一、单向和双向

卡夫卡笔下的父子冲突，是单向的，父→子。父亲是绝对的权威，可以对儿子发号施令，为所欲为，儿子只能被动地服从，不能反抗，或是不敢反抗。在卡夫卡的小说创作中，最集中表现父子冲突的是《判决》、《变形记》和《司炉》。《判决》中的格奥尔格被父亲判决去投河自尽，格奥尔格竟真的冲下楼去，投河自杀了。格奥尔格，一个已经订婚的成年人，一个在商场上打拼的成功男人，对于已经衰老的父亲，他是有能力反抗的。但他没有一点反抗，而是像个听话的孩子，按着父亲的话去做了。父亲是施令者，他只是默默地承受者，哪怕是让他去死，他都要执行。儿子在这里不再有力量，他的力量在父亲强大的权威面前被瓦解殆尽了。父亲尽管衰老，但父亲的权威像大山一样压着儿子，使儿子无力反抗。《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本是家庭的经济支柱，然而一旦某天早晨他变成甲虫，情况将完全改变。首先是父亲表现出不可遏制的恼怒，后来他又给甲虫形的儿子扔去一个烂苹果，造成儿子的致命伤。这跟判决儿子的死刑实质上是一样的。《司炉》的卡尔·罗斯曼只因年少无知，被一中年女仆引诱发生了关系，却被父母无情放逐到美国，他同样是无力反抗的。在卡夫卡这几篇表现父子冲突的小说中，父亲都是强大权威的代表，是施暴者，儿子是弱小的承受者。父子之间的关系是单向的。

比较起来，余华小说中的父子冲突要复杂得多。概括地说，是双向的，父←→子。父亲是施暴者，同时也是承受者。儿子是承受者，同时也是施暴者，是有来有往的。甚至有时儿子的力量更强大，无可奈何的是父亲。《活着》中的福贵年轻时嫖妓赌博浪荡胡闹，当父亲的是一定要管的。福贵不但不听，反而恶语相向，拳脚相加，直到把家产全部输光，气死了父亲。古人遣训：“子不教，父之过。”父亲管儿子，天经地义。但儿子不服管，反而反抗父亲，甚至把父亲气死。在这里，父亲不再具有权威性，甚至没有伦理道德，没有作为社会人的其他属性，有的只是俸力的较量。来自儿子的力量大于父亲，儿子就是胜利者。更有甚者，儿子还会成为主动的进攻者、挑衅者。《在细雨中呼喊》中的孙广才对他父亲更是不敬不孝，他把丧失了劳动能力的父亲当成累赘，嫌他白吃饭。一顿饭只给一小碗，而且还不让上桌子。于是父子俩斗智斗勇，父亲故意把碗掉到地上，并说这碗不能摔破，以后他儿子还要用呢。这使孙广才明白他也有老的那一天，他也没有好下场。

在余华描写的父子冲突中，缺乏一种起码的人道主义关怀，只是一种体力的较量，父亲衰老了不再有力量了，就不再具有权威性。父亲可以揍儿子，儿子也能打父亲。父子在心理上是对等的，没有权威，没有伦理，没有道德，简直就是动物的弱肉强食。

二、线形和圆形

文化内涵决定表现形式，卡夫卡和余华笔下的父子冲突，外在形式上是单向和双向的不同表现，是由其中包蕴的不同文化内涵所决定的。卡夫卡的父子冲突折射出其中的文化内涵也是一种直线形的结构，从父亲出发，指向儿子，父亲发令，儿子承受，直来直去。父亲判格奥尔格去跳河自尽，格奥尔格就去跳河，没有犹豫，没有反抗，更没有背叛。格奥尔格冲出去。外面的路很多，他走任何一条路都意味着生，他可以到他的商店里，看到他的生意兴隆，他可能会产生一种自豪感，他可以去看他的未婚妻。他可能会产生一种幸福感。一个生机勃勃的青年，有太多的理由活在世上。但他放弃了所有的理由，单单听从了父亲的话，选择了父亲指出的方向，没有回头。他走的是一条直线，没有迂回，就那么走下去，直至死亡。在这里父亲像上帝一样具有生杀予夺的大权。

卡夫卡直言不讳：“人对上帝的想象是不由自主地产生于对父亲的交往之中的，可是反过来的可能性同样不可排除。”世界上最了解卡夫卡的马克斯·勃罗德也持同样观点：“精神分析学认为，人对上帝的想象是不由自主地产生于对父亲的交往中的(也就是说上帝是根据父亲的形象塑造的)，可是反过来的可能性同样不可排除：善感的人，如卡夫卡。正是通过对上帝的交往丰富了、扩展了对父亲的想象，使之形象丰满。”

通过父亲想象上帝，卡夫卡把父亲的权威无限扩大了。父亲像上帝一样具有绝对的权威，一言九鼎，不仅操纵着今生，还控制着来世，儿子是不敢反抗的。既然他判决儿子去死，格奥尔格们就不会有生路了。然而父子之间是有亲情

的，儿子的血管里是流着父亲的鲜血的。在卡夫卡那里，血缘抗拒不了权威，他强调父亲权威的至高无上。动物世界重遗传，讲血缘。尽管卡夫卡经常让他的人物变成小动物，但那只是外在形式。实质上卡夫卡笔下的人物，动物属性被削弱了，社会属性被强化了。家庭就是等级森严的社会，权威大于血缘。因此卡夫卡笔下的父子关系很单纯，从父亲出发，指向儿子。一条直线而已。

余华笔下父子关系外在双向性的表现，是由其文化内涵的圆形结构所决定的。父亲向儿子发号施令，儿子可以承受，也可以反抗。因为儿子是父亲生命的延续，父亲宽容儿子也就是宽容自己，于是就容忍了儿子的反抗。指令从父亲出发，画了一个圆，又回到原点。儿子之所以敢于反抗父亲，一个深层的原因。就是中国人心中从来就没有一个至高无上的上帝。在西方，尼采说上帝死了。权威倒塌了，世界失去了主宰。而中国从来就没有这样一个权威主宰着天堂地狱，因此中国人没有最深层的心理恐惧，不怕来世报应。但中国还有现世的统治者——君王和父亲。三纲五常中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君王和父亲的权威并不比上帝小。可是君王太遥远了，威胁不到普通老百姓，也就没有惧怕的必要了。惟一可能威胁到自己的就是父亲了。“我意识到父亲和我之间的美妙关系，也就是说父亲是我的亲人，即便我伤天害理，他也不会置我于死地。”余华一语道破天机，抓住了中国父子关系的精髓，中国人讲血缘，重亲情，亲情可以重于伦理。

《活着》里福贵的父亲宁可自己被气死，也不会把输光家产的福贵置于死地。《在细雨中呼喊》里孙广才一心盼着父亲早死，父亲也愿意成全儿子。他对儿子说：“儿子呀，我的魂一回来，你就又要受穷啦。”临死他想的还是为儿子节省粮食，不让儿子受穷。这就是血缘的力量。在血缘面前，一切权威都披瓦解，一切伦理都被消融。什么也挡不住血的力量。尽管余华的人物没有变形为动物，都是作为人的外形而存在，但实质上余华的人物比卡夫卡的人物更接近动物性。

三、非理性和理性

卡夫卡和余华笔下的父子冲突都表现出非理性特征。《判决》中的父亲反复无常，开始说儿子根本没有一个远在俄罗斯的朋友，后来又说自己早已写信把格奥尔格订婚的消息告诉那个朋友了。儿子稍一顶撞，父亲就判决儿子去投河自尽。《变形记》中格里高尔四处奔波，挣钱养家，但他变形以后。不能再为家里效力了，父亲暴跳如雷，竟然用苹果砸他，给他带来了致命伤。导致了他的死亡。余华小说《在细雨中呼喊》里的男孩苏字脑血管破裂陷入昏迷之中，没能起床去打水。他父母两次叫他起床去打水，他都无力回答。但他父母吃过早饭上班走了，谁都没到如此反常的儿子身边看一看，他默默地死去了。男孩苏字之死，和格里高尔变形死去，情节不完全相同，但本质是一样的，父子之间的冷漠。

精神分析学家告诉我们，要理解一个人性格的形成，必须从他的童年开始，卡夫卡的童年几乎是在恐惧和战栗中度过的。在人们的潜意识里，父亲代表着自己生存的世界，代表着世界的生存法则。卡夫卡有一个过于强大的父亲，由于自己的成功为人非常傲慢，对儿子形成一股强大的压力。压得卡夫卡直不起腰，抬不起头来。“在我看来，你具有一切暴君所具有的那种神秘莫测的特征……我的心灵之所以受到压抑，则因为你要我遵循的戒律，你，我至高无上的楷模，你自己却可以不遵循……我，是个奴隶，生活在其中的一个世界，受种种法律的约束，这些法律是单为我而发明的。”暴君式的父亲对卡夫卡童年的摧残是致命的，家庭生活带给他的惟有憎恨和绝望。使他觉得“我在自己家里，在那些最亲近的、最充满爱抚的人们中间，比一个陌生人还要陌生”。父亲的压制使他感到整个世界似乎都在威胁他。卡夫卡这样形容自己的处境：“和每日世界直接的联系剥夺了我看待事物一种广阔的眼光，好像我站在一个深谷的底部。并且头朝下。”头朝下，有别于世人看世界的角度，一个可能带来全新发现的角度。头朝下就意味着不合常规，因此他看到的世界是扭曲变形的。他从另一个角度看见了别人没有看见的非理性的人性景观。

弗洛伊德充分肯定了父子冲突对卡夫卡艺术创作产生的影响。“就卡夫卡作为一个艺术家，其审美良知和意识受到个人的经历很大的影响而言，这正是他对世界文学的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说。粗暴的父亲客观上成就了卡夫卡，给文学带来了全新的视角，他的父亲是伟大的。但从个人感受上说，粗暴的父亲伤害了卡夫卡，使他在抑郁中走完自己短暂的一生，他的父亲又是可恶的。

余华的父亲是一位专注于工作的外科医生，在余华童年的记忆里，父亲在家的时间极少。因此让余华感受到父子关系是美妙的，他心灵的土壤是温情的、理性的。他的非理性是社会影响的结果。他成长于中国文化大革命那样一个非理性的时代，使他过多地看到了人性的丑恶，埋下了非理性的种子。卡夫卡的作品为这颗种子提供了适合的气候，它就破土而出了。在余华的心灵中经常进行着理性和非理性的争斗，这种争斗必然反映在他的作品里。因此《捂着》和《在细雨中呼喊》中出现了非理性的父子冲突。但是理性对非理性的胜利催生了《许三观卖血记》。许三观用鲜血支撑他的家庭，完成了一个丈夫和父亲的责任。他明明知道许一乐不是自己的亲生儿子，但当许一乐生病住院后，他一路卖血换钱给许一乐治病，自己几乎丧命。这种父子关系超越了中国人最看重的血缘，是一种人类的大爱，是余华理性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