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涛

【摘要】本文在分析对鲁迅小说《故乡》主题的不同理解的基础上，从语言学角度对《故乡》主题作出了自己的理解。本文认为，人教版教材注释关于《故乡》主题理解的方法是将自然时间社会化、将同一对象的历时性自然变化进行人为的共时性对比。根据同样的方法，本文将“豆腐西施”和“圆规”这两种历时性称谓作为共时性称谓进行并置处理，发现这些称谓或“能指”形成了意义上的对立关系，《故乡》正是借助于这个对立关系表达了难以打破又力图打破“隔膜”这个文化层次的主题。这个主题同人教版教材注释关于《故乡》主题的理解一道，丰富了《故乡》的主题含蕴。

【关键词】《故乡》主题语言学

【中图分类号】I 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270(2009)7-0014-03

一

关于鲁迅小说《故乡》的主题，历来有各种说法。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学语文课本注释认为“这篇小说以‘我回故乡的见闻和感受为线索，通过闰土二十多年前后的变化，描绘了辛亥革命后十年间中国农村衰败萧条、日趋破产的悲惨景象，揭示了广大农民生活痛苦的社会根源，表达了作者改造旧社会、创造新生活的强烈愿望。”1980年，陈根生在《中学语文教学》第9期发表了《谈(故乡)的主题》一文，对人教版课本注释提出异议，认为《故乡》的主题应当是“小说通过‘我回故乡的一段经历，深刻揭示了人们之间的可悲隔膜，突出了农村凋敝、农民破产的惨痛现实，热烈期望下一代能过上亲密友爱的幸福生活。”陈根生对《故乡》主题的这个解读引来了李兴武的商榷。李兴武在其质疑文章《(故乡)主题管见——与陈根生同志商榷》(《西南民院学报》1981年第2期)中认为：《故乡》“深刻反映了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农村经济日趋破产、广大农民生活痛苦和精神麻木、人们之间严重隔膜的悲惨现实。揭示了产生的社会根源，控诉了反动统治阶级的罪恶。抒发了作者对农民的热爱、敬重和悯惜，表达了作者变革现实、创造新生活的强烈愿望。”总体而言。除了表述方式的差别外，李文关于《故乡》主题的理解不过是在人教版的基础上吸收了陈根生对《故乡》主题的理解，其商榷的意义仅在于纠正了陈文对于《故乡》“隔膜”主题的单一性理解，实际上还是与陈文一样认为人教版教材关于《故乡》主题的理解存在着一定偏差或不全面的地方。但这并不意味着李兴武的这个解读——将“隔膜”添加到人教版教材关于《故乡》主题的理解中——就是全面的或准确的。常根荣在发表于《天津师大学报》1983年第1期的《(故乡)主题新解》中，针对吴伯威发表于《吉林师大学报》1978年第3期的《漫谈(故乡)的教学》中关于《故乡》主题的理解——“深刻地反映了辛亥革命前后我国农村经济日趋破产的情势，广大农民生活痛苦和精神麻木的悲惨遭遇；揭露了反动统治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和精神上对农民的残酷奴役和迫害：通过‘我表达了作者对农民的热爱、敬重和同情，对同农民形成‘厚障壁而感到非常气闷和悲哀；进而提出了愿同农民联成一气，为创造未经生活过的新生活而斗争的希望和信心”——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常根荣认为吴伯威的理解虽然“比较全面。但未抓住要点”，原因即在于他认为《故乡》的主题应当是“通过‘我回故乡的见闻和感触。深刻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严重隔膜，提示了造成隔膜的根源，激励人们为改变这种状况，创造新的生活而奋斗。”

这样，关于《故乡》主题的理解就表现为三种意见：揭示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表达了作者改造旧社会的愿望，这种观点以人教社教材注释为代表。这种对于《故乡》主题的理解虽然是“政治性”、“革命性”的，但并没有否定对《故乡》主题进行“精神性”理解的路径，即并没有否定可以将《故乡》主题理解为对“人们之间的可悲隔膜”的痛惜，但从人教版教材的注释来看。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才是导致“人们之间的可悲隔膜”的根本原因，而其关于《故乡》“表达了作者改造旧社会、创造新生活的强烈愿望”的概括则更具有抽象性和开放性。人教版教材注释虽然没有排除对《故乡》主题的其他理解，但其对问题的根源性揭示也具有一定的排他性。第二种意见则是陈根生文章《谈(故乡)的主题》的理解，这个理解由于是直接针对人教版教材注释的，因而具有鲜明的排他性。一般而言。这个理解并没有真正超越人教版教材注释，也没有达到人教版教材注释对于根源性问题揭示的深度。但其所开辟的关于《故乡》主题的理解则具有指标性意义，它预示着走出从“革命”角度理解鲁迅思想及其作品的思维路向，在一定程度上回到了鲁迅早年探索国民精神及其改造道路的实际状况。这种理解同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氛围相一致。但这种理解的局限性也很明显——忽略了国民性问题的社会历史根源，特别是改造国民性的现实道路，虽然其挑战权威的勇气值得钦佩。如果说第一、二种情况由于具有明显的对立性质而比较容易把握的话。那么第三种情况则要复杂一些——虽然将两种对立的理解结合起来，但却没有对这两个主题在《故乡》中的地位进行界定，特别是认为《故乡》表达了“隔膜”主题的文章，并没有界定该主题在《故乡》中的地位究竟如何——是正主题还是副主题。这就涉及到对作品主题内涵和主题作用的理解问题。虽然这些文章都认为主题是作品的灵魂和统帅，一部作品不能没有主题，但大多只从作品主题的多重性来理解《故乡》，忽略了作品主题的多义性问题。

二

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对语言作了“语言”、“言语”和“能指”、“所指”的区分。简单说来，“能指”即声音和符号。“所指”即“能指”所表达或指向的对象(实物)和概念(内涵、意义)。“能指”与“所指”是约定俗成的，但在约定俗成之后即具有强制性，从而形成了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之间的关系。日常生活中的“言语”行为是“能指”，它同时指向“所指”，因而日常生活中的“言语”实际上是“能指”和“所指”的统一体。就《故乡》作为一个文本的结构层次来说，其整个“言语”层面是“能指”，它企图塑造的人物与性格、世界和图景是“所指”；而这个“人物与性格、世界和图景”又是为表达意义、主题服务的，因此“人物与性格、世界和图景”又变成了“能指”，而意义、主题则又成为了“所指”。这种文本结构层次的实际情况也决定了文本分析的基本路径：“语言”一“形象”一“意义”。

就《故乡》的“言语”层面来说，表达“杨二嫂”的这个声音和书写它的符号是“能指”，它所指向的那个实际存在的“开豆腐店的”、“斜对门的杨二嫂”则是“所指”。这个“能指”与“所指”之间只有简单的符号指向关系，而没有意义关系和评价关系，因为二者之间是统一的。但当这个“所指”被“凸颧骨，薄嘴唇”，“两手搭在髀间，没有系裙，张着两脚，正像一个画图仪器里细脚伶仃的圆规”这样的“能指”所指称时，意义关系就出现了：这个“能指”虽然指称的还是那个“开豆腐店的”、“斜对门的杨二嫂”，但这个“能指”明显表达了对杨二嫂形象的负面评价，即此时的杨二嫂

是不美的。由于其“尖利的怪声”的“突然大叫”甚至使“我吃了一吓”。当这个“所指”被“擦着白粉，颧骨没有这么高，嘴唇也没有这么薄”的“豆腐西施”这样的“能指”所指称时，这个“能指”明显表达了对杨二嫂形象的正面评价，因为其美貌或“故乡”的人们认为其漂亮。她才获得“西施”的美名。因而这个“能指”和“所指”之间同样具有了意义即评价关系。

由于“圆规”和“豆腐西施”作为“能指”表达了对同一个杨二嫂的互相对立的评价，因而如果把这两个指向同一所指的“能指”联系起来，就会发现对同一个对象的评价出现了价值冲突。那么，这个冲突何以发生?这个冲突又意味着什么?

从文本来看，“豆腐西施”的称谓是“我”“孩子时候”的事情，“圆规”则是“二十余年”后“我”对杨二嫂现状的评价和命名。换言之。这两个“能指”对应的不是同一时期的同一对象，而是不同时期的同一对象，对象在这“二十余年”的变化——杨二嫂由“西施”变为“圆规”，不再像以前那样美——导致了对杨二嫂的不同认识和评价，因而这些不同甚至对立的评价之间也就不存在冲突的问题——这两者之间的所谓冲突，不过是将同一所指的历时性自然变化转换为共时性的人为对立所导致的结果。由于不能要求“二十余年”之后的杨二嫂还像以前那样美，因而将“二十余年”前后两个时期对杨二嫂的互相矛盾的评价抽象成为同一时期对杨二嫂的评价，即把“二十余年”前对杨二嫂的评价变成“二十余年”后对杨二嫂的评价并与“二十余年”后对杨二嫂的评价并置起来从而形成人为的矛盾，就会造成抽空历史的方法论错误。两个“能指”及其意义评价之间的所谓冲突，是将对象的历时变化抽象成为共时的空间对象所造成的，因而这个冲突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杨二嫂由“西施”那样的美变为“圆规”一般的不美，就生理而言，是“二十余年”时间的自然结果。正如闰土由“项戴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奋力刺去”的英武少年经由“二十余年”变为“先前的紫色圆脸，已经变作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头上是一顶破毡帽，身上只是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索着……那手也不是我所记得的红活圆实的手，却叉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一样。如此一来，关于《故乡》通过闰土的前后变化反映了农村日趋凋敝、破产的主题的理由也就不再那么充足了，虽然其中也有“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都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的原因，但也无法否认闰土的前后差异是“二十余年”时间导致的生理变化的结果这个事实。因而要确认或加强《故乡》这个主题的正确性即通过变化来揭示主题，就必须将这“二十余年”的自然时间社会化，亦即闰土的变化不仅是时间的自然摧残，同时还有更为根本的社会原因，这也就是《故乡》文本所力图揭示的“兵，匪，官，绅”。杨二嫂前后判若云泥的变化也不仅是时间缘故，还有社会因素的作用，否则就难以解释杨二嫂何以变得如现在这般的尖酸势利。这说明，要维护人教版教材注释关于《故乡》表达了农业萧条、农村凋敝、农民破产这个主题的正确性，还必须将历时性的自然变化进行人为的共时性处理，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一方面通过对历时性变化的揭示维持对社会问题的探索，另一方面通过共时性的对比强化这种探索本身。人教版教材的注释也正是这样处理的。这就是说，将历时性称谓作为共时性称谓，将不同时期对同一对象的不同称谓当作同一时期对同一对象的称谓，并使这些称谓或能指形成意义上的对立关系，并非没有道理。这样的处理还依据于另外两个条件：《故乡》文本中没有提供“故乡”的人们现在是否还“都叫伊‘豆腐西施”，但从常理来看，“故乡”的人们极有可能还“都叫伊‘豆腐西施”。如此则为“我”将“圆规”与“豆腐西施”进行共时性并置和对比提供了理由；《故乡》文本恰好在对杨二嫂的“圆规”外貌的描绘中插入了对其“豆腐西施”生活的回忆，说明作者与“我”(叙述者)均有意将“圆规”与“豆腐西施”这两个历时性的“能指”进行共时性的并置和对立处理，换言之，即便“故乡”的人们现在不“叫伊‘豆腐西施”了，“我”还是把她当作“故乡”的人们此时对“伊”的评价。如此，“豆腐西施”和“圆规”这两个关于同一所指的历史性能指的并置与对立，即便有人为制造之嫌，却又能够成立。它的能够成立，却又别具一番意味。这就是“隔膜”、“厚障壁”的问题。

“豆腐西施”是“故乡”的人们对杨二嫂的称谓，其“西施”的评价表明了“故乡”人们的审美标准，换言之，作为“豆腐西施”的杨二嫂是美的；“圆规”则是“我”对杨二嫂的印象，它表明杨二嫂是不美的。关于杨二嫂美与不美的评价分歧，表明了“我”与“故乡”的人们在审美观念上的差异。这个差异固然与时间有关即由杨二嫂在这“二十余年”中的变化所导致，但也同“我”在外“二十余年…‘辛苦展转”的生活有关。即同“我”“二十余年”来的识见增长相联系。换言之，由于“我”“别了”“故乡”“二十余年”，审美标准已不再与“故乡”的人们相同了：“故乡”人们眼里的“西施”之美在我看来不过是不美的“圆规”。这就表现了“我”与“故乡”的人们在观念上的差异和情感上的“隔膜”。这个“隔膜”也就是“厚障壁”，如同“我”与闰土之间的“隔膜”。如果说“我”与闰土之间的“厚障壁”还只是两个童年时期的朋友分手多年之后所形成的“隔膜”，那么，“我”与“故乡”人们在杨二嫂美与不美的评价问题上的差异。则是“我”与“故乡”在更大更深层面上的分歧。这种分歧或许就是“二十余年”之后的“我”作为知识分子与以“故乡”为代表的民众之间在思想上的距离。一方面，作为知识分子的“我”必须作为精英以唤起民众觉醒，另一方面，又只能从民众实际出发来实现这种启蒙，因而既要站在民众一边又要站在民众之上，这就导致了作家立场态度上的矛盾和迷茫。所以“我”眼里的故乡一方面是“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村庄，没有一些活气”，另一方面的感受则是“故乡本也如此”。那么，“故乡”究竟如何?哪一种感受是正确的呢?“我”无法断定，而只能确认“我”对“故乡”的不好印象缘于“我自己心情的改变”。从此出发，即便“我”肯定闰土、杨二嫂前后的变化缘于社会问题并将改造这种社会问题作为自己的事业，“我”也并非就是那么清醒和坚定。这就是所谓“我希望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却又对这种“希望”产生了怀疑，甚至于认为这种“希望”不过是“手制的偶像”，即便真实，也是那般“茫远”。这种状态，其实就是难以打破的“隔膜”和力图打破这种“隔膜”的矛盾状态的自然反映。另一方面，如果说我对杨二嫂的“圆规”的评价与“故乡”的人们对杨二嫂的“豆腐西施”的评价，揭示了“我”与“故乡”的人们的思想“隔膜”和认识距离的话，那么，闰土称呼我为“老爷”并要求水生“给老爷磕头”，则表现了以闰土为代表的“故乡”的人们与“我”之间的隔膜。这个“隔膜”的严重性还在于宏儿和水生的朋友关系正如当年“我”和闰土的朋友关系，现在的宏儿又如同“我”当年一样离开“故乡”远行，焉知宏儿和水生之间不会在多年之后形成“我”与闰土现在一样的“厚障壁”?虽然“我”欣慰于“我们的后辈还是一气”，虽然“我希望他们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来”，但我不是意识到“现在我所谓希望，不也是我手制的偶像么”，不是意识到“我的愿望茫远”吗?换言之，宏儿和水生之间极有可能延续“我”和闰土之间的这个膈膜与“厚障壁”。那么，是否还有打碎这个膈膜与“厚障壁”的希望呢?“我”在回忆与闰土的交往中给出了答案：“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不正说明本文的主题就是揭示“我”与民众之间的“隔膜”并表达打破这种“隔膜”的强烈愿望吗?

从这个意义来说，难以打破的“隔膜”和力图打破这种“隔膜”，也可以成为《故乡》表达的主题之一。这是一个文化层次的主题，反映了知识分子和劳动民众之间的关系这个中国革命的大问题。这个主题虽然不如人教社教材注释或有些论著所主张的那般明朗和革命，而显得有些沉重、“阴晦”，但却似乎更符合作者的思想实际——作者是一个思想更为深沉的人，而不是一个简单的革命者，也不是一个认为可以通过简单的政治革命就能解决思想和文化问题的人。这个主题自然没有否定人教社教材注释或有些论著所主张的革命主题，而且正如前面所说，还忽略了国民性问题的社会历史根源，特别是改造国民性的现实道路等问题。虽然人教社教材注释所主张的革命主题被有些论著确认为解决“隔膜”问题的现实途径，但这两个主题实际上并不从属，因为解决文化或思想问题远比现实的政治革命更为艰难漫长，也正如人教社教材注释所暗含的意思，“辛亥革命后十年间中国农村衰败萧条、日趋破产”意味着辛亥革命不但没有唤醒民众，甚至连农民破产、农村凋敝的问题也没有解决。因而这个革命的不彻底既是“广大农民生活痛苦的社会根源”，也是其无力承担思想启蒙重任的证明，这说明，现实的政治革命难以有效解决思想文化问题。从这个意义来说，人教版教材注释所揭示的政治、革命主题与表现隔膜和打破隔膜的思想文化主题之间不存在从属的问题，即不存在主题的多重性以及正副主题的问题，而是可以并行不悖的主题的多义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