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　山

内容简介：一个是大唐帝国的中兴皇帝。一个是才貌双全的江湖艺伎。唐宪宗和杜秋娘谱写出了一曲荡气回肠的优美诗篇。藩镇割据，政局动乱，宫廷政变，刀光剑影。全书行云流水般描写了那个喧嚣的年代和那个年代刻骨铭心的爱情。

第一章

泾原兵变

（一）

这注定是一个多事之秋。

唐建中四年（783年）十月初三，都城长安杀声四起，一片混乱。

大约申初时分，皇城宫苑北门悄然打开，一个小太监探出脑袋四下逡巡了一番，接着朝身后挥了挥手，一行人遂鱼贯而出，狼狈溜出门来。

这已是唐朝开国以来皇帝第三次仓皇逃离京城了。第一次是开元十五年（756年）“安史之乱”时玄宗的出逃；此前一次是代宗广德元年（763年）吐蕃等少数民族的入侵；这一次则系兵变引起。短短二十七年间竟至三代皇帝疲于奔命，不能不说是大唐帝国的悲哀。

心有余悸的德宗皇帝撩开龙舆帘子朝外望去，尖利的北风顿时裹挟着密集的雪片呼啸着拥入轿内，德宗长叹一声放下了轿帘。到现在为止他都没弄明白为何好端端的“勤王”部队会突然反叛。

暴风雪越来越猛烈，地面上根本看不出道路的痕迹。抬轿的太监艰难地跋涉着，轿子也越来越厉害地摇晃起来。“混蛋！这个姚令言真该杀！”德宗咬牙切齿地狠狠骂道。

身为泾原节度使，姚令言原本的任务是奉旨平叛，岂料大军刚刚到达京城却先自哗变。德宗认为，姚令言这小子必是早有预谋。现在回想起来几个时辰前姚令言在朝堂上辞行之际那一番“为君分忧”的慷慨陈词，彻头彻尾是一派谎言。此时的德宗十分后悔。试想，那几个反叛的藩镇无非是为了让朝廷同意“世袭”而已，仅仅是给朝廷施加一点压力，绝不至于威胁到江山社稷。泾原的兵变则完全是两码事，居然在天子脚下闹起事来。真正是岂有此理！

“皇上，皇上，”轿外传来大太监窦文场的声音，“司农卿郭曙和禁军右农武军使令狐建将军赶来护驾了。”

狼狈亡命的德宗不由心里一热。皇帝现在的随扈人马已经增至近六百人，比诸逃出宫苑时的百十号内庭眷属而言皇帝的心里多少有了点底气。

事实上，德宗皇帝委实误会了姚令言。接旨后，姚令言不敢稍有怠慢，立即率五千兵卒星夜兼程赶往长安。作为职业军人，封妻荫子的唯一機会就在战场上，尤其是身负“勤王”重任之师，得到赏赐擢拔更在情理之中，因之全军将士无不争先恐后奋勇向前。抱着必胜信心的将士们甚至期望毕其功于一役，从而得以离开边远藩镇回到长安安闲度日或是解甲归田。因为他们早已厌倦了枯燥的戍边生活。基于这种考虑，远征的五千将士竟拖家带口地奔赴战场。于是从泾原到长安的茫茫雪原上便出现了一支扶老携幼军民混杂的队伍。饥寒交迫，道路泥泞，孩子啼哭，老人呼号。是信念支撑着这支万余人的队伍蹒跚前行，遥遥在望的长安城给了他们以希望。

部队终于到达长安城外。姚令言松了口气，不时抹一把脸上的汗水、雨水和雪水，吩咐将士们寻一个避风处稍事安顿，他本人则去宫中陛辞皇上，并敦请京兆尹王翃犒赏。姚令言话音未落，队伍中顿时爆发出一阵阵排山倒海般的欢呼。

京兆尹也就是首都最高行政长官，对于“勤王”之师自有不可推卸的慰劳的义务。

但王翃大人已被近年来源源不绝地路过京城的部队搞得焦头烂额，而今在他的心目中，尽快地打发泾原之师便成了他的当务之急。然而正是他的疏忽犯下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当冷冰冰的粗茶淡饭送到满腔热血的“勤王”部队面前时，士兵们的情绪顿时跌入了低谷，万余人马竟然鸦雀无声，脸上写满了愤怒和失望。恰在此时，王翃派人飞马敦促泾原之师火速开赴前线。当然，前方战事吃紧，王翃此举本无可厚非。但是在不恰当的时间发布了这么一个不恰当的命令，无疑便点燃了导火索。激愤的人群在厉声怒骂中开始摔砸饭桶。养尊处优的传令使者端起了朝官的架子，声嘶力竭地吼道：“反了你们！简直狗胆包天！”殊不知正是这句话却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话音刚落，不知是谁领头喊起来：“弟兄们，大内府库中有的是珠宝玉帛，不如杀进皇宫去，穿金戴银衣锦还乡！”如同堤坝决口一般，泾原的“勤王”之师以排山倒海之势倒戈杀进了长安城。

第一个获悉兵变消息的大太监窦文场当时便有一种天塌地陷的感觉，三步并作两步赶到含元殿禀报了这一噩耗。德宗皇帝正色看定姚令言，一副大惑不解的表情。姚令言被看得心里直发毛，紧蹙双眉转而盯准窦文场道：

“中使大人，这玩笑可万万开不得。即便你借他们几个胆，令言手下的弟兄也决不至于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窦文场当然也不希望发生这样的情况，立马接口道：

“无风不起浪。眼下当务之急是防止小人趁隙作乱，还望姚将军多多费心。”

姚令言扼腕道：

“陛下无须过虑，臣现在便前往视事，稍后必有佳音。陛下保重，臣告辞了。”

然而姚令言太过自信了。他刚出皇城不久便听到汹汹传来的喧嚣，尚未到达城东通化门，如蝗的箭矢便迎面飞来。他一面挥剑拨开矢雨，一边大声疾呼：

“弟兄们，稍安勿躁，弟兄们！此去东征杀敌立功，何愁荣华富贵！弟兄们，无端生变，必将招致杀身之祸。弟兄们，赶快掉转兵器跟随本帅东征！”

队伍中有人大声应道：

“大帅，时至今日，反也是死，上战场也是当炮灰，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兴许还有一条生路。弟兄们，不如请大帅带领咱们杀进宫去！”

姚令言劝退不成，反而身不由己地被乱兵裹挟着向皇城拥去。

姚令言的承诺不啻给皇帝吃了颗定心丸。可就在窦文场忐忑不安地宽慰他的主子之际，太监霍仙鸣带来了更为糟糕的消息：“泾原节度使姚令言兵变。乱军正冲击通化门。”

德宗犹在梦中，凄怆问道：

“泾原兵何故出尔反尔？所为究竟何事？”

霍仙鸣答道：

“泾原兵确为勤王而来，此类戍边兵卒原本期望得到厚赏，怎奈京兆尹王翃处置不当，故以生变。”

德宗用力一拍龙椅扶手，喝道：

“将王翃押至军前，斩首示众以息众怒！”

霍仙鸣摇摇头，说道：

“陛下，王翃早已逃之夭夭不见踪影。”

德宗啐了一口，施以缓兵之计：

“传朕谕旨，即命内使前往宣慰，每人赐帛两匹。”

遗憾的是此举如同负薪救火，霍仙鸣派去的使者被叛军毫不犹豫地砍去了脑袋。

德宗闻报只以为泾原兵抱怨赏赐不够丰厚，遂再次下令追加二十车金银财宝。结果不言而喻：奉旨前往的太监纵马疾驰，面对叛军刚来得及喊出“皇上圣谕——”，便被射落马下。杀红了眼的泾原兵其势如开弓之箭，在震天的喊杀声中向皇城逼近。

德宗不断在内心告诫自己“千万要镇定”，一面扫视着身边的文武大臣。最后将目光落定在舒王李谊和翰林学士姜公辅身上。国难当头，匹夫有责。李谊和姜公辅不等皇上发话便主动请缨前去向泾原叛军晓以大义。事到如今，德宗仍抱有一丝幻想，一时还不能接受“勤王”之师突然反叛的事实。他抬起手臂，无可奈何地冲两位大臣挥了挥。李谊和姜公辅遂奉诏退下。

然而二人很快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沿含元殿丹墀而下，穿过一条数百米长的甬道便是宫廷的正门丹凤门。两位宣慰大臣根本不可能传达皇上的一片至诚至爱了。丹凤门外的广场上泾原叛军亦已陈兵列阵，摆开了一副决一死战的架势。显然，为君分忧的初衷就此化为泡影，二人急忙转身返回朝堂向皇上作了如实报告。德宗皇帝闻言，铁青着脸命令窦文场道：

“传旨白志贞速调禁军入宫平叛，拿下姚令言斩首示众！”

窦文场与霍仙鸣面面相觑，不知道该如何应对怒发冲冠的皇上。因为那位皇上寄予希望的禁卫军统帅早已不知了去向。

德宗的权威受到了极大的挑战。迫在眉睫的情势令他怒不可遏，声音也随之阴沉了许多：

“怎么还不下去？！”

（二）

窦、霍二人交换了一个眼神，终于鼓起勇气道出了原委。

原来，自“安史之乱”后，从吸取教训的角度出发，皇室便先后成立了左右羽林、龙武、神武、神策、神威十支御林军，其中神策军的装备尤为优良。然而唐玄宗却开了一个坏头。安禄山之流的居心叵测使他不再相信拥兵自重的藩镇武装，倒是放手将军权交给了身边的太监。殊不知握有兵权的太监也不是省油的灯。到了德宗的父亲代宗李豫践祚之时，当权的宦官亦已不把皇帝看在眼里了。最典型的例子是李辅国。这个太监居然敢于联手同为太监的程元振率领禁军深夜闯入宫中公然杀害了皇后张良娣，将德宗之父拥立为帝，从而首开了太监弑主立君的先河。德宗的祖父——病榻上的肃宗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皇后死于非命却无能为力——竟至惊恐而死。

政治斗争在某种程度上有着交易的性质。李辅国既然是“定策功臣”，代宗登基后自当投桃报李：尚父、司空、中书令，荣耀铺天盖地，安享起作为臣子的最高待遇。对于“黄袍加身”的代宗皇帝而言，乃父的生命已显得轻如鸿毛了，重要的是可触可摸的既得利益。倘若就此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格局保持下去，两者之间也许会相安无事。但此时的李辅国虽然尚未到取帝位而代之的地步，却也是利令智昏目空一切了，竟对代宗大言不惭地表示：皇上今后就在宫中享享清福吧，宫外的事老奴自会处分的。

这不分明是要架空自己么？代宗暗骂道：狗奴才，你是活得不耐烦了。不过，在耳濡目染的宫廷斗争中成长起来的皇帝丝毫不动声色，而是利用与李辅国勾心斗角的另一个大太监程元振送了他的终。

俗话说，人心不足蛇吞象。李辅国死后的权力真空很快便由程元振所取代，其飞扬跋扈的做派较前者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但生性软弱的唐代宗李豫没有杀他，而是念及当初的“拥立”和翦灭李辅国的功劳，仅将其削官放逐了事。

处置完两个专权的太监后，代宗皇帝的日子过得仍旧不舒坦。因为还有一个更大的隐患随时都可能爆发出来。那是一个叫鱼朝恩的太监。这可是一个不可小觑的等闲之辈。当年代宗尚在太子位上时，鱼朝恩便官居禁卫军指挥。代宗即位，更是被封为“天下观军容宣慰处置使”。这是一个令人生畏的职务。他的职权是统率全国十个藩镇的节度使，换句话说就是名义上的唐帝国兵马大元帅。因之，剪除了李辅国和程元振两颗定时炸弹，下一个目标便该轮到鱼朝恩倒霉了。

鉴于上述故事，所以德宗李适继位伊始便派心腹白志贞夺了宦官的权，执掌神策军的同时兼任京城招募使以扩大兵源。然而连年战事，招募又谈何容易？白志贞只得在京师内拉一批贩夫走卒权且充数。这是一个皆大欢喜的措施：禁军花名册显示出的是兵强马壮，市井商民则既可挂名领饷又不耽误做生意挣钱，白志贞本人也得以向皇上交差固宠，何乐而不为？凡此种种，受益于白志贞的窦文场和霍仙鸣自是心知肚明。事到临头，罪过当然都在那个“有负圣恩”的白志贞身上，眼下的关键是以实际行动表现出自己对皇上的一片赤诚。窦、霍二人不为人察觉地相互点了点头，躬身上前且劝且拽，硬是将六神无主的皇帝架上了龙舆。

大凡当上皇帝的人多少都有自负的弱点，区别只在于程度而已。倘若窦、霍二人不带一点劫持性质强迫皇帝出城的话，德宗此时没准已成了阶下之囚。长安城内的现状是，那个被部下“逼良为娼”的泾原节度使姚令言转瞬间便由被动转而为主动。就在他几个时辰前还宣誓效忠的皇上流窜于亡命途中的当晚，他便从幕后走向前台直奔领衔“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朱泚的宰相府，不由分说地将朱泚拥进了代表帝国权威的含元殿。龙椅上德宗皇帝的余溫尚存，朱泚便在烛天的火把照耀下坐了上去。未几便擎起了“大秦”旗号，称起大秦皇帝来。

疲于奔命的德宗皇帝一行顶着凄风苦雨逃到了咸阳，愁眉苦脸地咽下几口饭勉强充饥后，又心急火燎地夺城逃命。咸阳与长安近在咫尺，皇上不得不提心吊胆。再说，小小的咸阳也难以应酬皇家的大队人马。虎落平阳的德宗皇帝在夜色和阴霾的掩护下，人困马乏地潜入了奉天（今陕西乾县）。

唐帝国进入德宗朝时已处于四分五裂的边缘。从表面上看“安史之乱”是其直接原因。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国库耗尽，民不聊生。但是真正侵蚀帝国大厦的则一是宦官，二是藩镇。安史之乱后，朝廷实行绥靖政策，几乎没有追究叛乱者的任何责任，甚而还对降将封官许愿以示笼络，原本的叛臣摇身一变又成了朝廷的节度使，那些为戍边和拱卫京畿而设的藩镇就此彻底变了味。分布全国的十个藩镇中，最为强悍的是黄河以北的卢龙、成德、魏博、平卢，世称“河朔四镇”，其中半数以上节度使是安、史叛军的旧部。

事实上，每一个藩镇就是一个独立王国：吏治、财赋、刑法、军队各自为政。朝廷只是名义上的中央政府，节度使才是藩镇的实际统治者。为了子子孙孙的利益，“河朔四镇”进而歃血盟誓，朝廷必须承认节度使世袭，否则便共同举事；一镇有难，三镇援手，如有违盟，诸镇共伐之。泾师之变的症结其实就在这里：建中二年（781年）正月，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去世；七月，平卢节度使李正己病故；两藩镇均上表朝廷，请求允准其子袭领父职。在藩镇看来这本是顺理成章的事。因为德宗的父亲、前朝皇帝代宗便曾御批田承嗣之子田悦继任魏博节度使，如今焉能坏了祖宗的章法？然而力图革除“前弊”的德宗皇帝没有任何商量余地，坚决果断地拒绝了藩镇的无理要求。于是叛乱也就顺理成章地发生了。

泾原节度使姚令言便是在这一情况下前往平叛的。殊料却事与愿违适得其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