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小和

作为经济学家，华生近两年遇到了圈内人一定程度的怀疑，甚至抵制。我就听说过另一位名头很大的经济学家曾经吩咐手下，不得安排华生在某高校演讲；在一些更加私密的言论平台上，华生的名字和观点，当然也是需要屏蔽的对象。理由无他，因为有些人认为，华生这些年已经逐渐失去了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必须具备的独立思考立场。

人们如此怀疑，自然有他们的道理。大众了解的华生，曾经在价格双轨制、国有资产经营责任制和股权分置改革三件大事上发挥过重要的学术影响，这使得人们可以得出结论，华生应该是那种具有更多改良诉求的学者。他的方法论事实上一直在旧体制中小心行走，并偶尔发出一种建设性的声音。在习惯了一分为二判断思维的局面下，华生的此种生态，显然是两边不讨好。那些原教旨自由市场经济的拥戴者，骂华生保守，骂他有乌有的美好，却忘记了常识；那些计划经济体制的怀念者，那些以简单的结果公平来界定世界的人们，骂华生是居心不良，是和平演变，骂他是既得利益阶层的看家狗。

凡此种种谩骂，并非空穴来风。按照理性经济人假设的路径来看，华生，首先是一名大公司的老板，他身价数以10亿计，他可能是中国最有钱的经济学家；华生，其次还是中央候补委员、国家作协主席铁凝的丈夫。私人产权意义上的华生和政治体系里的华生，都足以让别人得出很多先入为主的立场性判断。

不过，了解华生，毕竟还是要回到他的经济学里，这是他的本分，也是他的理想。虽然我在有的场合听见华生说过“腐败问题已经被控制在最低限度”的昏话，但我在另外的场合，也听见他说，“降低农民工及其家属市民化的制度壁垒，可以大大提升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和整体经济效益水平。”如此，简单地按照个人好恶去理解华生，就是一件看上去很危险的事情。

现在我相信，华生试图走出一条在他看来比较理性的中间道路，不左不右，或者是左右逢源。事实证明，这些年华生的诸多政策建议屡屡得到领导的首肯，并最终形成政策，说明华生的路子的确说到了上面的心坎上，比如他参与建议的价格双轨制、国有企业责任制和股权分置改革，甚至包括《劳动合同法》的出台，都对这个国家的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

但另外一个事实也不容回避：价格双轨制在当年的确促进了市场的形成，但它留下的空洞，正是今日腐败和不公平的源头；国有资产经营责任制虽然模仿了农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架构，但它在现代企业制度产权明细的层面，怎么看都是一种忽略常识的回避，以至于这种拿来主义形式的“责任制”，仅仅是一个道德诉求；而股权分置的改革举措，当年闹出了多大的风声，在多大程度上有可操作性，最后又对资本市场形成了多大的促进作用，至今还是一个问号。

所以，华生的学术对手在无数的场合里，都不忘记提醒众人，检验一个学术理论有没有价值，不是看其描述的场景多么美好，而是看这种学术在操作的过程里，有没有遵守常识。实话实说，这样的提醒当然价值连城。只是我们暂时还不知道，它是否适用于华生。

中国改革的真实历程实际上是走中间道路

苏：现在中国的经济学家群体看上去好像分成两派，左右之分如此明显。我从你的一些言论中，看到你似乎是站在一个中间位置，以一种保守的、可操作的政府可接受的逻辑在观察问题，发表言论。

华生：说得很好啊。改革10年的时候，我们写了一篇文章《中国改革十年：回顾、反思与前景》，分三期在《经济研究》上发表。文章的末尾，我们写到，1988年底中国面临三个前景：动乱的前景、贫富悬殊的前景和腾飞的前景。现在，我正在写关于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文章，内容还是回顾与总结，只不过时间跨度改为了30年。回过头来看，在1988年的时候，我们没有想到中国经济在经历一个短暂的动荡期后，就开始腾飞，当时所想的就是怎么避免前两个前景，争取实现第三个前景。现在，人们一谈到中国改革开放30年，就会不由自主地进行改革与反改革的总结，事实上，这并不真实。

中国改革的真实历史是怎样的？一手打顽固守旧派，一手反移植拷贝派。邓小平的路线是这样的，这也是中国改革30年成功的原因，放弃哪一边都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就。首先我不说我喜欢什么，而是中国实际是什么，实际上中国并不是先市场化、自由化、民主化，然后再反市场化、反自由化、反民主化，在中国历史上，邓小平的现代化改革需要我们自己进行总结。

苏：我们的改革走的应该是中间道路。

华生：中国改革的真实历程实际上是走中间道路，走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就是中国，不能照搬别人。中国历史上的改革，为什么都失败了？而为什么邓的改革能取得成功？这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而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学家偏向于走两端？我觉得，主要是受中国文化的影响，走两端的人更容易引入注目，容易抓住眼球，但中国的成功不是依靠走两端。

最近我在进行总结，发现中国一些重要的制度创新的方向确实是融入世界文明，这是它的方向和主流。但我们又不能简单拷贝别人的东西，这样的话，我们很可能会偏离预定的轨道。实际上，在大的方面，中国的改革符合自主创新，如家庭土地承包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创新。在过去，它所能发挥的作用被很多人低估，在大家看来，分产到户、分田到户，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历来就有，它所能发挥的作用也不过如此。但现在回过头去看，实际上家庭承包给予了农民土地的权利，而最关键还不在于土地权利的获得，而是个人权利从集体经济体制中的解放，这是一个实质。

苏：你的意思是，要解决农民问题，恐怕还得继续坚持中间道路。

华生：对，这其实已经是一个事实上的轨迹。在集体经济体制下，农民大部分时间都在做无效的、低效的劳动。个人权利解放以后，家庭观念赋予了农民权利，他们开始从边际效益低的地方向边际效益高的地方转移。先从粮食转到油料、经济作物、饲养业，再接着发展乡镇企业等等。实际上，这个权利释放以后，市场理性就会去引导它。

因此，中国改革开放30年所取得的成就中，最大的就是这个。因为它引起了一连串的连锁反应，最开始解决了饿肚子的问题，后来促进了乡镇企业的诞生与发展，这是我们完全没有想到的。更没有想到的，是日后会有亿万农民工的出现。这就是意义深刻的制度变革所蕴含的延伸效应。

农民被剥夺了成为市民的权利

苏：看来，中间道路也可以引发更深刻的变化，比如农民的权利或者说农民权利的释放、农民权益的回归。如果用一种前瞻性的眼光来看的话，今天中国的农民在权利方面还有哪些没有得到回归？

华生：这是大家忽略的问题。实际上，人都具有内在的自由利益导向，现在人们谈论最多的农民问题、城市化问题、土地流转问题，其实质的内在利益导向都是成交的土地。而呼吁允许农民卖宅基地，将土地资本化，让他们实现财产增值，所有这些漂亮口号的背后，有着一个简单的共同利益导向，即城乡土地的价值。

实际上，对大部分中国农民来说，他所拥有的承包地和宅基地不能说一文不值，但也是所值无几。因此，农民被剥夺的最大权利就是他们成为市民的权利。这是我们在制度上对农民的公然歧视。

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内需不足，可为什么内需会不足？两亿农民进城，他们作为廉价劳动力，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巨大供给，但却不能享受城市化的成果，无法创造出相对应的需求来平衡这个供给。

苏：在城市中，农民被边缘化，他们只是一个过客。

华生：所以现在人们讨论的刺激内需，其实忽略了核心问题，那就是农民消费能力的提高。这是权力对农民问题的公然忽略。包括我们现在所说的贫富差距拉大，而实际上中国贫富差距加大最主要的原因是城乡差距的扩大。因为城市之间、农村之间的贫富差距只有0.3左右，所以这个贫富差距的拉大实际上就是二元体制格局的产物。因此，农民应该拥有的最大权利，前30年靠土地承包释放出来，后30年则依靠农民的市民化。

户口的背后，是城市人和农民的利益冲突

苏：是不是可以考虑，可能是利益方面的冲突，导致我们继续在错误的道路上行走？

华生：对，农民工的市民化过程，潜在威胁着城里人的利益。所以你的问题有道理。在我们的二元经济结构中，一部分人的大房子、大楼、大广场都是由另一部分人的低收入来维持。如果通过市民化，农民成功转变为城里人，那原来城里人的大房子、大楼、大广场还会存在吗？也许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实际上他所处的位置会无意识地引导他的反应。

这对政府来说都是一样，因为农民市民化将会促使利益分布的改变，这不是闹着玩的事情。首先，它有多大的动力来改变？其次，会得罪多少人？而这里得罪的都是社会的强势集团。

我想说的是，中间道路同样可以抵达个人权利，过去农民的这种权利被撕裂了。将一个农民转为城市市民，在不同的城市，其成本不等。但我们当然应该在馅饼不断做大的过程中逐步完成这件事。在目前的情况看，只有中间道路，才可能把馅饼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