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故事完全真实，如有雷同，绝非偶然。

认识赵政委和小叶是在同一天同一地点。

我在电视台做一档官民对话节目，每周请一个部门领导坐在台上，再请一圈群众坐在台下。台上的人有机会表表自己的政绩，台下的人也有机会说说自己的冤屈。当这个节目的编导，台上台下张罗，招呼这个，游说那个，婆婆妈妈，啰啰嗦嗦，既不文化，也不艺术，感觉是在做事，而不是做节目。

这一次我想把市城管支队的赵政委请到台上去。

半个月前，城管执法时与一位水果摊贩激烈冲突，水果摊贩头部流血，声称被城管打伤，躺在地上坚决不起。市民把城管执法车辆围得水泄不通，双方对峙五小时，最后城管只得弃车而退。此事惊动了市委，派出专人调查，城管方面的叙述是：水果摊贩占道经营，劝阻不听，与城管队员拉扯中撞到临街铺面玻璃门，致使头部受伤。由于双方各执一词，市委抛出惯用手法，宣称进一步调查，然后没了下文。

这个时候让城管的领导来做节目无疑有些敏感，但是敏感二字，官场回避，媒体追逐。我试着给赵政委打电话提这件事，竟意外发现他并不抵触。心里有数后，我得寸进尺，连打三个电话，终于约定了做节目的事。

下一步就是面谈了。

赵政委办公室门掩着，里边传出的声音很大，似乎有人对着麦克风作报告，我决定在门口等一下，一低头就看见地上坐着一个人。

他黑脸黑衣，坐在办公室对面的水泥地上，我对他笑了一下，他没有反应，只是黑着脸坐在那里。他这样的坐姿和表情我不陌生，省政府门前每天都有，有时候会更醒目一点，坐着的人举着白色的横幅：要吃饭、要工作云云。看见这样的人我一般绕道走，万不能暴露身份。一次采访政府某部门，新来的摄像记者没经验，在政府大门口就下了车，结果被他们发现，纷纷上来哭诉，于是静坐变成事端，围观者数百，记者被困几小时，拉扯中差点把摄像机摔了。都说记者冷血，但这样的事情一不能回去发稿，二不能帮助解决问题，不冷血又能怎样？

趁着办公室没了声音，我敲了敲门，一个声音说：“请进。”我推门进去，发现办公室只有一个人。

“你好。”他伸出手来，说，“你就是刚才打电话的记者吧？”

这就是赵政委。赵政委嗓音浑厚，像随身背着音箱，说话有嗡嗡的回声，刚才估计是他打电话，竟让我听出了作报告的效果。

我还没来得及坐下，赵政委突然朝我身后挥挥手，说：“出去出去！跟你说多少回了，怎么不听？你那是非法营运——我这里有客人，出去出去。”

我一回头，吃了一惊，刚才坐在门口的人尾随我进了办公室。这人站起来和坐着的身高差不多，几乎只有政委的一半。他的两条儿童般的短腿呈罗锅状，挪一步，身体狠狠晃一下，似乎不是腿带着人走，而是身体拽着腿前行。

来人黑着脸仰视赵政委，再仰视我，什么也不说，慢慢转过身，一步一挪地出去了。

“这人怎么了？”我问赵政委。

“河北来的一个残疾人，在这里开三轮车拉客，车被我们查扣了，就天天来坐在我门口。”

我说：“坐在政委门口的人一定很多吧？”

他笑道：“天天有。城管门口不像政府有人站岗，谁都可以进。习惯了。”

“被扣的车交罚款是不是可以取？”

“他已经取过了，屡教不改就要没收。”

“那他天天来怎么办？”

“没办法。”政委摇摇头，“城管就是挨骂的，城市脏乱差，领导要骂；执勤查扣，老百姓骂。你去看看网上，一边倒，骂我们是土匪、是强盗。”

我说：“你可以上我们节目，让大家看看城管到底是土匪还是强盗？”他一愣，我马上意识到自己说错了，忙笑着补充：“是不是土匪强盗？”

聊完节目，我走出政委办公室，发现那个残疾人还坐在门口。他抬头看了看我，眼里流露出很深的忧伤。我不觉心里一动，弯腰蹲了下来。

“我是电视台的记者，最近要做一期城管的节目。”我递给他一张名片，说：“你能不能也给我留个电话，或许能够帮助你？”圈外人一般不知道编导为何物，解释起来太麻烦，我对外都自称记者。

他的眼睛亮了一下，渐渐有水漫上来：“我借人家三千元买的车，现在钱没有还，车没了。一个多月了，他们还不放车。我的孩子刚四个月，生病了，没有钱去医院，自己买了感冒的药来吃，快一个月了还没好，人家说要打针，没有钱去医院……”他眼中的水顷刻要溢出来，我连忙打断他：“你叫什么名字？”

“你就叫我小叶吧。”他眼中的泪终究没有下来。

第二天，我给小叶打了电话，告诉他想去他家拍个短片。听说要上电视，小叶有点为难，他说：“我们家什么都没有，不好看。黑黑的，没有窗户。”

“你们家大门朝什么方向？”

“西方。”

“我们下午来拍吧。”我说。

小叶在城郊租了一间菜农的杂物房，月租两百元，小叶和妻子带着孩子住在这里。杂物房很小，没有窗，但是太阳西斜，屋子里还算亮堂。屋子里有一张硬板床、一个装东西的木箱、一个煤气罐和灶具，锅碗瓢盆散落在地上。摄像记者镜头摇一遍全景，再把那几样东西分别拍个特写，十分钟就结束了。

“能不能把锅盖揭开让我们拍一下？”我对小叶说。

“不好看，”小叶有点难为情，揭开锅盖说：“是粥。不敢蒸馒头，蒸馒头面不够。”他说的粥其实是面糊糊加剁碎的青菜。

“你妻子有工作吗？”

“没有，她要带小孩。”

“你不开三轮车了，靠什么生活？”我问。

“我去天桥上要一点。”

天桥上很多乞讨者，坐着的，躺着的，缺胳膊少腿的，也有四肢健全自称遭了大难或者找不到工作的，真真假假。小叶现在是他们中的一员。

“这么远，你怎么去？”

“有老乡送我。”

“也是拉三轮的吧？”

“对，他是截肢的，没有腿。”

拍完片子，小叶执意要送我们，我说：“你站在门口不要动，我们还要拍几个远的画面。”

小叶很高兴，转身叫妻子抱着孩子也站在门口。在我们采访期间，小叶的妻子始终没有说过一句话。

镜头里，小叶方脸平头，浓眉大眼，长相英武，他的妻子，唇红齿白，健康清秀，他们的背景是陈旧的砖墙。镜头拉开，一片坑洼之地夹杂着野草和垃圾。当我们的车开动时，小叶举起手，挪动身体想朝我们奔来，但他只艰难地迈了两步，我们的车就拐上大道，看不见了。

对小叶的采访是瞒着赵政委进行的。节目录制那天，我让小叶先坐在外面，中场时再带他到现场。

演播室内，主持人在和赵政委对话。

主持人：“我这里有一张照片，一个水果摊贩躺在城管执法车前，这是不久前发生在沿江路的事情，请问这件事情有处理结果吗？”

赵政委：“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很遗憾。这个事情，市委调查组正在深入调查。当时，城管局的领导和支队的领导也都赶到了现场，临街的铺面玻璃门的确被撞碎，这个情况你这张照片没有反映。究竟是打伤还是撞伤，目前已经移交给公安部门鉴定，按司法程序走。那么这个事件，谁是谁非，由公安部门最后得出结论，我不能定，也不能预先预知。”

赵政委显然很从容，对这件风口浪尖上的事，他有足够的心理准备。

这时，现场一位观众举手要求发言。

“不知道赵政委平时上不上网，你现在上网去看，网友如果闲着没事干，今天晚上想练练打字，就去骂城管。为什么会这么对立？您认为是不是城管自身的原因？”

赵政委笑道：“这个同志谈得很实在啊，城管做得好是应该的，做不好，该骂！但是，城管执行的是人大、政府授予他们的职责。我们的一些下岗工人、弱势群体，也确确实实是为了生活，比如说我们去收掉的一板车苹果，可能就是孩子半个学期的学费。个人对个人来讲，我非常理解非常同情。但是，我们的社会是一个联动的社会，和谐的社会，是由各个职能部门共同承担起社会职责的社会，比如天桥上的乞丐谁来收留？下岗工人就业怎么安置？这都应该有一个统一的安排，由相应的职能部门来管理。如果把这些社会现象全归罪于城管，这就片面了。”

赵政委的确有大将风度，不卑不亢，有情有理。

主持人又说：“在做这期节目之前，我们对城管工作做了一些调查，在调查中我们发现了一个故事，一起来看看大屏幕。”

小叶要上场了！我一边示意小叶进来，一边注意观察赵政委的表情。

“他叫小叶，一周岁时因病双腿落下残疾。”伴随着画外音，屏幕上出现小叶艰难行走的画面，赵政委眉心颤动一下，神情却并没有大的改变。

“2004年底，小叶夫妇带着刚满十八天的孩子从河北来到这里，一家三口住在城郊的一间出租屋内。为了养家糊口，小叶借来三千多元钱买了一辆摩托车载客。今年4月，他的车被城管支队扣押，一家人的生活顿时陷入困境。为了要回自己的车，小叶拖着残疾的双腿，来来回回往城管支队跑了十多趟，至今没有结果。本想自食其力的小叶只得走向街头，靠乞讨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接下来是小叶的同期声：“我小孩差不多四个月了，吃奶粉，靠我去要（乞讨）可以管他吃。现在他生病了，听人家讲，到医院最少要两百块，没钱，就到药店拿个三块两块钱的药慢慢吃……”屏幕上，小叶的眼圈红了。“我就想把我的车要回来，我把车卖掉回老家去，老家至少还有父母管我。”

短片放完，主持人说：“今天，我们把小叶也请到了节目现场，现在有请小叶。”

当小叶摇摇摆摆走到现场观众席坐下时，我看见赵政委抬头对场外扫了一眼，我知道，他是在找我。他听了我的游说来做节目，但是我却没有把底牌亮给他，也许他在表示他的不满。

台上，主持人明知故问：“小叶，听说你最近天天去找赵政委，你有什么话想跟他说吗？”

“我就是想把我的车要回来。”小叶声音很小，但是语气坚定。

“赵政委，您认为小叶的车可以要回来吗？”主持人问。

“根据国家规定，残疾人的车我们是不能够没收和取缔的，什么情况下不能够没收和取缔呢？就是因为他们有残疾证证明是以车代步，这是受法律保护的。但是如果说，我们一些残疾人为了生活，自己驾着车进行营运，这就违反了《城市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法》。刚才看到的残疾人这样的生活处境，我觉得，我们社会其他的福利部门、就业部门应该担负起对弱势群体的就业安排问题，不能因为解决他的生活问题，而让他冒着把别人致残的危险，来允许他去进行营运。我觉得对一部分弱势群体的盲目同情，会伤害更多人的生命和切身利益。”说完这番话，赵政委仰面再朝我这边看了一眼。他已经准确地找到了我的位置。

这时，又有一个观众举手发言：“刚才赵政委很大声地谈法律，谈到严格执法的问题 ，那么我在这里想请教一个执法尺度的问题。我们在短片里面看到，我们的城管执法已经严格到足以把一个残疾人的饭碗都拿掉，您认为法律在保护谁？”

“最近我也在思考法和情的问题。”赵政委并不直接回答提问，“因为我本身就是农民的儿子嘛，我从部队到地方，当了二十多年的兵，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嘛。但是在法和情中间，我们首先应该是尽职。随意地为了自己的生计，不顾城市管理的法规，破坏了大多数人整洁亮丽的环境，该处罚的就处罚。我对少数破坏城市整洁亮丽的行为不进行查处，就是对大多数人的不负责任。”

赵政委话音刚落，立即有好几个观众站起来反驳：究竟是面子重要还是肚子重要？谁是大多数谁是极少数？穷人没饭吃该谁负责？……眼看就要说出格，我赶快在对讲麦里示意主持人进入结束部分。

“观众朋友，城管人员在众目睽睽下执法，常常会成为社会矛盾的主要承担者，城管形象的好坏，可以缓解矛盾，但有时候又能激化矛盾。城管为的是城市形象，但同时城管队员本身又是城市形象的一部分，因而，城市管理和城管人员的管理都很重要。好，感谢收看本期节目，再见！”结束句是早写好的，也是我比较得意的部分。有一点我比赵政委更难，他只需要对一头负责。而我要对台上的人负责，又要对台下的人负责。

节目结束了，赵政委下来和我握手时说了一句话：“你真不厚道。”

几天后，我接到小叶打来的电话：“记者大姐，谢谢你！我的车取回来了。政委还了给我四百元钱，叫我去给孩子看病。”

我告诉他节目播出的时间，小叶说家里没有电视机，但一定会去别人家看。

我通知赵政委收看节目，顺便提到小叶的事，说：“小叶来电话了，他说谢谢你。你一发话，车就放行了。”

“也没那么简单，我们让残联给他出具了证明，证明他确实残疾才能放车的。”

我愕然：“他的残疾还要证明？”

“这是程序。”赵政委说。“证明是我写的，找残联盖了个章。你以后要劝一下小叶，不要再载客了，我们发现还是要扣押的。”

“小叶说你还给了他钱，他很感激。”

“这个小叶，唉——”他叹了口气，说：“这个小叶也是个相貌堂堂的汉子，可惜。”

这期节目标题叫《城管怎么管》，它有双重含义：一是城管怎么管理城市，二是怎么管理城管队伍，不知别人有没有看出我们的用心。节目播出后反响很大，我们没有剪掉现场观众那些激烈的言辞，现场有交锋，有起伏，加上小叶的出现，给节目抖了包袱，制造了悬念，市民觉得很过瘾。城管这边的反馈也相当满意，赵政委从容不迫，侃侃而谈，面对众多的质疑，有礼有节，貌似谦和大度，实则暗藏锋芒，柔而有骨，让平时被人指指戳戳的城管人也豪迈了一把。真是皆大欢喜。

此后半年，小叶没有消息，有同事说看见小叶在解放路一带载客，这也在我的预料之中，一个没有别的技能的残疾人要养家糊口，很可能会选择跟城管打游击。

这一天我又接到一个电话：“记者大姐！”我一听就知道是小叶，因为还没有别人这样称呼我。

“我是小叶。我今天带老婆去商场买东西，城管非说我拉客，把我的车扣了，你能不能帮忙找一下赵政委，把我的车放出来？”

“小叶啊，”我说，“我同事说看见你拉客呢。”

“是，记者大姐，”小叶停了一下，有点不好意思，说：“今天是真的拉老婆买东西，我老婆还在身边，不信让她跟你说话——”

“不用了不用了，”我忙制止他，“小叶，你不是跟赵政委也认识了吗？你自己也可以找一下啊。”

小叶支吾一下说：“我……我不方便。”

其实我也不方便。我去找赵政委是涉嫌利用职业之便。平生鄙视动不动亮记者证的人，驾车违章、排队加塞、剧场迟到，还要说“我是记者”，记者已经没有什么好形象。不会用公民的权力而滥用记者的特权是不自信的表现，我希望我的记者身份只在工作时出现。

“记者大姐，我准备回河北老家去了，真的要回去了，这里不好混。”小叶说得很诚恳，“我把车要回来，卖了作路费就走，真的。”

我想起小叶曾经说的“老家至少有父母管我”，心里一酸，可我还是说：“小叶，我不敢答应你，你还是先自己试试吧。”

话虽给小叶回了，但我还是忍不住给赵政委打了个电话，还没有想好怎么把话绕到小叶身上去，赵政委劈头就说：“你们最近在锤谁啊？”我们节目片头有个炼钢的大铁锤上下挥舞，红光闪闪，所以赵政委见我后总问：“最近在锤谁啊？”

“看了你们的这几期节目，没见比锤我更狠的。”赵政委笑道：“带血的照片、小矮人，海陆空全方位围剿啊，哈哈。”

我马上跟上他的话头，说：“小叶给我打过电话。”

“找你了？他不好意思来了？”赵政委说，“上个月我已经给他‘教育放行了一回。”赵政委在罚单上签“教育放行”四个字就可以免除罚款。

“走的时候我交代他不要再载客了，他跟我点头说好。他上了你们节目就成了明星了，队里谁都认识他，大家还真不想逮他，可他要往你眼皮下送，有什么办法？”

“他说卖了车准备回老家去。”

“上次不也这么说吗？”

“这次应该是真的，”我说，“我感觉他真的要走。”

“这家伙怎么不去找民政，不去找残联，尽来我这里出难题？”赵政委沉默一下，说：“屡教屡犯，教育放行是不可能了。”

话已到此，我不便继续，只好放了电话。

又是一年过去了，小叶再没有出现，每次看见街头有三轮车载客，我都会想起小叶。

满街的车形形色色，大的小的长的短的，四轮的三轮的两轮的，犹如满江游动的鱼，不同的是打鱼人爱捞大的，城管却专抓小的。载客三轮车在城市是地下产物，开车的人左奔右突，要躲避交警的拦截、城管的围堵，夹在湍急汹涌的车流中险象环生。

同事说再没有在街上见过小叶，也许，他真的回家了。

五月的第三个星期日，是全国助残日，我准备把残联主席请到台上，谈一下他的助残计划。采访中我听说他们准备免费发放一批轮椅，我一下想到了小叶。

小叶是外来流动人口，居无定所，派出所、居委会、民政局、残联的花名册里都没有他的名字。我给小叶打电话不通，就问赵政委，有没有小叶的消息。

赵政委说：“我还想问你呢。昨天有人在门卫那里放了包河北柿干，上面写着‘小叶送给赵政委。我还想这家伙是不是根本没走？要是没走他藏猫猫就有水平了，我们八百多个队员一年查巡愣是没见过他！”

听了赵政委的话，我不知哪根筋一动，决定带着摄像机去小叶家看看。残联办公室主任带一辆轮椅也跟了去。

当我们穿过城市，找到那间城郊菜农的杂物房时，眼前的景象让我吃惊得说不出话来：我看到了一幅和一年多以前一模一样的画面，浓眉大眼的小叶和他健康清秀的妻子站在门前，妻子怀里抱着一个婴儿！

“你、真的、没走啊？”我极力掩饰着自己的失望。

“我昨天刚从老家回来。”小叶看见我很高兴，“是不是赵政委告诉你的？”

残联办公室主任把轮椅推过来，我告诉他是残联送的，他伸手小心地摸了摸说：“这很贵吧？”

这时，小叶家门口围上来很多看热闹的人，他们七嘴八舌叫小叶：“坐上去看看，坐上去看看！”

小叶呵呵地笑着坐上去，对残联的人说：“太谢谢你们了！”

门外的人又纷纷问：“舒服吗？”

小叶对他们连连点头：“舒服，舒服，像坐沙发一样。”

门外的人哄地笑了，说：“吹牛哦，你又没有坐过沙发！”

我把话筒线插上准备采访，摄像记者碰碰我，嘀咕说：“你看他那孩子，怎么还这么小？”

我朝小叶的妻子一看——可不，一年多了，她怀里的孩子还是几个月大的婴儿！很快我便恍然大悟，才一年多时间，小叶夫妇又生了个孩子！

“你有几个孩子？”我问小叶。

“两个，上次那个是女儿，这个是儿子，大的放在我父母那里了。”

“这个刚两个月，还在吃奶呢。”门外的人又补充到。

“你不是说这里不好混吗？怎么又来了呢？”

“家里也难。”小叶摇摇头，说：“这里好过冬，不要被子。孩子还小，在这里好养。”

“还要开三轮吗？”

“不开了。”他盯着我的眼睛，又重复一句：“不开了。再开我就对不住人了！上次车被扣了，我去求赵政委，他说，车是没办法还给你了，我这里有三千元钱，你拿去做路费吧。赵政委真是好人，我不能再拉客了，不能对不起赵政委！”

我点点头，又问：“那你靠什么生活？现在家里又多了一口人。”

“多了两口人。”门外的人索性替小叶回答了：“他还带来个丈母娘，是个疯子！”门外的人指给我看：只见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夹杂在人群里，笑眯眯地看着小叶。

这次我真的叹气了：“小叶，你真胆大啊！”

“她家里还有两个儿子，都不养她，我就把她带来了。我吃什么她吃什么就是了。”小叶忽然笑了起来，说：“她今天还骂我，说我不给她买花衣服穿。我说，等我赚到钱了，我会给你买的。”

“这个疯子好吵人哟，晚上吵得我们睡不着觉。”门外的人异口同声说：“这是小叶，换了别人我们早不让他们住了！”

小叶双手抱拳，忙给门外的人作揖：“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丈母娘是刚来不习惯，过几天就好了。你看她白天都好好的。”

“你准备怎么赚钱？”我问小叶。

小叶说：“在想，还没有想好。”他的样子是已经想好了，只是不愿意说。

“他不会开三轮车了，不会开了。”门外的人一齐替他保证。

残联办公室主任又在镜头前对小叶说了一通自强不息之类的话，这个采访就热热闹闹地结束了，走时小叶又要送，我依然像上次一样叫他们一家站在门口。小叶站住了，他的妻子也站住了，只有他的丈母娘跟着我们，笑眯眯地，幸福而满足。

小叶准备干什么呢？回来后我一直在猜想。小叶没有手艺，他曾经想去擦皮鞋，但是能摆摊的地方都有人摆了，当游动擦鞋的他又走不动。

对小叶工作的猜想没几天就有了答案。

小叶又来电话了，声音忿忿地：“记者大姐，我买了个DVD机，拿回去一天就坏了，我找他们，他们说给我修一下；我拿回去，又坏了。我跑了三趟，现在他们不管了，说是我不会用。”

小叶是来求救的，他认为记者是万能的。但是我既不是跑民生新闻的，也不认识卖DVD机的。我只好说：“你可以打电话12315投诉啊。”

“我打了，他们说要先调查。叫我等。”

“人家处理事情当然要先调查啊。”小叶一家连饭都吃不饱，买DVD机干什么？我很奇怪。“小叶你买DVD机干什么用啊？”

“学歌。我准备到菜市场去唱歌，我试过了，跟拉车的收入差不多。”

这下，我觉得我不能不管了。我问了那家商店的电话号码，直接打了过去。

“您好，我是电视台的记者，有个残疾人反映在你们这里买了个DVD机是坏的你们不给退，是这样吗？”

“我们给他的时候好好的，是他自己不会用。这个人好凶哦，两百块钱的东西，跑来跑去跟我们吵！”

“两百块钱还少吗？你知道这两百块钱他要攒多久？你们明知道他腿不方便，为什么还要折腾他跑来跑去？《消费者权益法》规定，商家有包修包换包退的义务，两次修理还不能使用，你们就应该给他退货！”我听着自己声音有点发颤了，赶紧刹住。

“我们没说不换啊。”对方软下来，“我们是准备换的。”

第二天我给小叶打电话问结果，他说DVD机已经换了，谢谢我。我问小叶在哪里唱歌，想去看看。小叶说在城南菜市场，早上六点到九点。可是说完这话才几个小时，小叶就反悔了，他给我打电话，声音很低沉：“记者大姐，你还是不要去看我。说实话，我这个唱歌就跟要饭一样，你不要去看。”

我说不出话来。

小叶见我不回答，又叮嘱一句：“记者大姐，你一定不要去，你答应我。”

“好的，”我说：“我不去。”

为了遵守诺言，我始终没有去看小叶唱歌。这个同样因为遵守诺言因为感恩的残疾人终于改变了他的谋生方式，走上了另一条未知的路。

又一年过去了，小叶没有消息；赵政委退居二线；我还在做对话节目。

我删掉了手机上小叶的电话号码。我以为小叶的故事可以告一段落了，他的新轨迹离我越来越遥远，遥远到我感觉不到他的存在。然而，载客的三轮车并不因为小叶的退出而减少，他们继续在城市和城管队员玩猫捉老鼠的游戏。

我以为小叶、赵政委和我不会有什么瓜葛了，不料一件事又让我们有了联系。

起因还是因为小叶来电话。

“记者大姐。”这个称呼遥远而新鲜，小叶出现了，“我被人打了！”

我心里一惊：“为什么？你在哪里？”

“我在城南菜市场唱歌，几个烂仔保安赶我出去，我不走，他们四个人打我，把我拖出来，我的音箱也摔坏了！”

“你人受伤没有？赶快打110先报警！”

“人没怎么伤，就是音箱不能用了。”小叶说，“我已经打了110了。”

放下电话，我在脑子里飞快调动相关人员的资料，怎么也搜索不出一个和公安有关系的，想来想去，还是决定找赵政委。

赵政委听了有点为难，说：“我们管不到公安那里去啊，再说我现在也不管事。”

“城管跟公安都是执法机构，多少会有点联系吧？”我有点死乞白赖了。“您想想您战友里有没有公安的人？您打个招呼就行。”

赵政委果然有战友在公安，还是个副局长！

两个小时后，赵政委给我打来电话：“小叶那事儿已经解决了，派出所让对方赔他八百元钱。小叶脾气太犟，人家说他喇叭声音太大，叫他关小点，他不听，人家就来拉他，他一下从车座底下抽出一把刀来！”

这件事终于过去了。但是我不知道小叶下次来电话还会有什么事。

几天后，我在本市网上看到一条新闻《无证三轮车依法被查扣，男子泄愤砸坏九辆车》：该男子从河南信阳来此，靠捡垃圾卖废品为生，两个月前，他向老乡借钱买了一辆三轮摩托车载客。车被扣后，他再三请求无效，便拿着菜刀到市城管支队，将院内的一辆轿车和八辆执法车砸烂。目前，该男子已被派出所拘留。

看完这条新闻，我眼前闪现一道寒光。我想，也许每个有生存危机、生活在不安全状态的人都私下藏着一把刀，这把刀平时克制着、隐忍着，甚至卑躬屈膝着，但一旦抽出，就火星四溅，刀刀见血！

我没有听过小叶唱歌，但是国庆休假我去重庆，在朝天门码头看到了另一个小叶：一个没有胳膊的年轻人坐在地上，面前摆着音箱和一个纸盒，纸盒里面有几张纸币。

看到他，我的心被狠狠震了一下：这就是小叶！尽管小叶已经告诉我他唱歌就是要饭，但直到今天我才亲眼看见！

年轻人粗糙生硬地唱：

“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祖国，清晨我放飞一群白鸽……”

我听了一会，然后打开手机，翻出赵政委刚刚发给我的短信：“举国欢庆，节日快乐！”我摁下回复键，飞快输进去一行字：“赵政委，我看见小叶了，他在歌唱祖国。”

李咏芹，编导，现居海口。主要著作有小说集《寂寞的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