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丽慧 贺 飞

弗洛伊德认为,本能是人的心理和行为的内在动力,每一种本能都是身体需要的代表,在诸多本能中,人性本能处于特别重要的地位,它对人格的成长、人的心理和行为都具有重大意义。人性本是人本能需求的表达,但鲁迅把这种表达方式通过一个病态人物阿Q猥亵不同弱小女性来达到其小说人物形象的典型化。而阿Q正是压抑过度的产物,他的那种人性本能的冲动在不知女人为何物的情况下产生,他心里只需要一个工具来发泄孤独与焦虑,找一个传宗接代的工具。伦理与人性本能之间的选择,这使得阿Q生活在一个两难的境地,人物内心的心理与生理的矛盾异常突出,鲁迅先生选择这种两难境地的病态人物,其目的通过病态人物来洞穿封建伦理观下人物的心理灵魂,表现出阿Q逃不过封建伦理道德观下“男女授受不亲”的严重束缚,从而把阿Q性格的游移裂变展现给“看客”。而这看与被看的关系中,把封建伦理下中国国民的劣根性彰显得更加裸露自然。也证实了鲁迅先生所说“中国国民性的堕落……最大的病根,是眼光不远,加以‘卑怯与‘贪婪,但是这是历久养成的,一时不容易去掉”的预言。而整个国民的麻木及劣根性都聚焦于阿Q,通过阿Q来实现整个封建礼教下人性的裂变。而这种以个体带整体的写法也更符合逻辑与自然。同时也使得阿Q的本能展现得更加的真实,本能欲望变得丑恶无比。这样阴郁敏感的心理在鲁迅的作品《坟·从胡须说到牙齿》《坟·反对“含泪”的批评家》《集外集·咬嚼始乏味》《坟·坚壁清野主义》等等都可以得到证实。而小说《肥皂》更是专门用小说方式来揭示道貌岸然的士大夫的隐秘而阴暗的心理。

阿Q性格的裂变,人性的两次分裂,主要原因则是封建礼法扼杀着人性的本能,也就是在封建伦理下那些最具道德的“圣人”“正人”也自身正在发生着人性的分裂。同时这种人性的变异是通过用弱小女性来表现,这也正是所谓阿Q那种愚昧麻木无知的灵魂的寄生之地,因为阿Q抵挡不住异性,同时也逃脱不了封建伦理道德的拷问。因而这种冲动也就被铐上枷锁。阿Q与小尼姑的纠葛,以及与吴妈“爱情”悲剧的产生都证明了这一点。人性本能与封建伦理道德观的畸形矛盾,使得人格重新复苏成为呐喊的对象。

对于阿Q 的行为,《寄戏》中有这样的评论:“不过没有流氓样,也不像瘪三”。也就是说阿Q是个不三不四的人物,也许正如文中所描绘那些既是革命分子又不像革命分子本质的人们。暗示着辛亥革命中的游移投机分子与阿Q都是伪君子的代名词,他们行为也就只是追求心理需求目标罢了。其目的也就是分割地主老爷田产来满足自己的奢淫生活,而这种需求行为和阿Q人性本能需求行为是没有质的区别。

“人性”是一种符号,正如鲁迅把小说中主人公定名为阿Q一样,因为这种符号是内心世界更深层次的东西。“一个女性,走在外面,一定想引诱人”,这其实是阿Q的幻想,因为他的那种孤寂压抑了他早已扭曲的人性,同时,这种思想定位把自己猥亵女性的行为合“理”合“情”化,“一男一女在那里讲话,一定要有勾当”[1],这是阿Q得不到异性关怀下的告白,同时,也为自己守护封建礼教筑起 “伦理道德”的牌坊。但是这种“男女授受不亲”的伦理观却后来被他无数次地越过,这使假卫道的一面更加逼真,以至于膨胀到骨髓。

这种扭曲的人性既是个体属性,但同时受阶级性和社会性的影响牵制。阿Q在这方面的表现尤为突出,亵渎两种不同底层的边缘女性则证明这一点,但这种亵渎不同底层人物效果却大不一样,它们产生不同效果,其根源还是在于封建伦理中的价值取向。

首先文中的女性人物由小孤孀到小尼姑,而小尼姑在阿Q眼里所代表的是不正经女人之列。这也符合上文所提到阿Q对异性的标尺,因为在阿Q以及大众眼中的尼姑都是不正经的。而阿Q对小尼姑的看法也就成为大众的传声筒。“凡尼姑,一定与和尚私通”,这样也就把清门弟子与那种不正经的坏女人形象联系起来。也就合理合法化地给小尼姑戴上这顶帽子。这顶帽子也成为阿Q猥亵小尼姑的原动力。由谚语到行为的逐层深化内心的表达,胆量在人性中不断膨胀:“秃儿!快回去,和尚等着你……”“和尚动得,我动不得?”[2]“因为压抑人性本能之故,所以于别人的事情就敏感,多疑,欣慕,因而嫉妒。其实这也是势所必然的事,为社会所迫使。表面上顾不能装着纯洁,但内心终于逃不脱本能的牵制,不自主地蠢动着缺憾之感”,[3]于是上升为用手掐小尼姑的肉和抚摸小尼姑的脸,抚摸后的那种光滑细腻的快感暂时慰藉与小D和王朝斗争中的失落,同时,这一举动同时赢得周围人的“默许”与“赞赏”。作为底层边缘性的人们不互助互爱,反而互相去猥亵伤害对方则成为作者严厉批评的对象。但是“人是不安分,不满足的,具有不安定的灵魂。他要求寻找快乐寻找欲望的满足而达到快乐。但是,这种快乐是十分短暂的,很快又会感到不快不满足,于是苦恼,寂寞尚思追求新的欲望”,[4]这也是人性本能的真实告白,从而也肯定人性在人类行为发展的重要作用。

吴妈的遭遇也就是小尼姑遭遇的延续,但是这种延续影响更加地巨大。吴妈为了贞节牌坊,沦为赵太爷的女仆,但是岁月孤寂,把她的青春年少摧残得不成样子,这种被封建思想捆绑在“正经”和“严肃”标准下的女人是最可悲的,因为她们没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只能被动受到支配与囚禁。但是吴妈还是逃不脱成为阿Q人性本能表达的对象。并以下跪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求爱,这种下跪实则是对封建伦理道德观的下跪,对赵太爷的下跪,因为阿Q不敢挑战封建伦理观,不敢去挑战未庄永恒定律,“赵太爷说的,有错么”,然而这种行为仍然不能换来爱情的胜利,因为有赵太爷这样的封建假卫士正在用自己财产实力来捍卫自己权威,捍卫自己的伦理和统治的基础,保证自己财产不可分割,包括女仆吴妈。这也就如鲁迅先生所说的“他们是羊,同时也是凶兽,但遇到比他们更凶的凶兽时,便出现羊样,遇见比他更弱的羊时便现凶兽样………”[5]

当《阿Q正传》走向尾声时,人们也许都认为阿Q的人性已经泯灭,但是鲁迅先生并没把阿Q的人性本能收缩起来,而是继续膨胀放大,阿Q游街示众中与吴妈相视正佐证了这一点。让阿Q在杀头之前都仍抱有希望来寻求自己所谓的“爱情”,这也使得阿Q本要泯灭的憧憬再次复燃,反衬出此时阿Q已是连死亡都撼动不了的精神胜利法继续飘扬。而吴妈的出现却带给阿Q一丝触动,这种触动不是自身的觉醒,而是变本加厉对未来的幻想,这种“至死不渝”的幻想是封建伦理吞噬了他的整个灵魂的重要表现。当他在斩决前画押时,他却没有想到死,而是想怎么把圆画圆,但是他没有画出圆满的人生符号,因为他还没有后代为他送终,因为他背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罪名去面对九泉下的父母,而这是封建伦理中最为可耻的罪名。周作人先生曾强调阿Q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生之意志的丧失”,而忽略了作品结尾阿Q发出不成音的声音,即“救命”一语所体现出的“生之意志”,这种“生之意志”不是对生命的呐喊,而是对人性本能的呐喊与张扬。

人性本能与封建礼教的矛盾斗争,小说对边缘女性的运用,对阿Q人性本能的描写,都深刻揭露出中国国民劣根性的特点,就像尖刀一样洞刺着每个麻木者的灵魂,把阿Q最真实的人性、最丑恶的一面展现出来,剖析封建社会伦理观下的内心灵魂,这是《阿Q正传》历史性与现实性最集中的体现,这也是《阿Q正传》像镜子一样洞穿着每个时代的精神灵魂的所在。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2]王为平.中国现当代文学及其名家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3]鲁迅.鲁迅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4] 谭德晶.鲁迅小说与国民性问题探索[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作者简介:丁丽慧,西南财经大学;贺飞,西南财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