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一生,经历了晚清与民国两个时期,他的学术研究首先表现为一种海纳百川、厚德载物的学术精神,兼容并蓄的学风使得他博取众长,成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代表第一人。

1922 年,梁启超在清华大学作了《情圣杜甫》的著名演讲。这篇讲演稿中,梁启超文学思想从功利到审美的流变,既是近现代之交中国文学思潮变迁的缩影,也是过渡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历程的一种典型反映。他推崇杜甫,称杜甫为“情圣”。他的研究从“情感”切入,证实了情感是艺术的灵魂。这是1920年以后梁启超欧游以后的从“文学救国论”到“情感中心说”的转向。这是梁启超论诗不以“言志”“载道”为依归,而以“诗本为表情之具”作为思想立场 ,提出“艺术是情感的表现”,将杜甫还原以“情”,从审美情感的角度去把握,紧紧抓住一个“情”字,从情感去论文。

梁启超对杜甫冠以“情圣”的称号,注重从诗人的主体感受来论诗,是对陆机、钟嵘诗歌理论的继承。他说:“后人恭维他的诗是诗史;但我们要知道他的诗史,每一句每一字都有个‘杜甫在里头。”这种见解不但没有削弱老杜“诗圣”的价值,反而提升了人们对“诗圣”更进一步的认识,将文学研究由外在功能转向了作家的个体情感,让人们从“情”的角度认识一个具体的有血有肉的杜甫。梁启超认为“欲治文学史,宜先刺取各时代代表之作者,察其时代背景与身世所经历,了解其特性及其思想之渊源及感受”。他经常把历史人物置于当时的社会背景中,上溯作者所承受的文化积累,辨析时代的政治、经济、学术、风习等各种因素对作家创作的潜在影响,同时联系作家的生平经历及各方面的活动与思想。这在本文中表现得很典型,在追溯了时代背景后,开始对杜甫的身世、当时的时局以及学术风习等展开论述,并将杜甫放在民族融合的大背景中来研究,体现其时代风貌。

“情圣”的情感内涵:首先,杜甫对下层人民的痛苦感受深。梁启超说:“他的眼睛注视到社会最底下那一层;他最了解穷苦人们的心理。所以他的诗因他们触动情感的最多,有时替他们写情感,简直和本人一样。”基于这一论断,梁启超把杜甫最著名的“三吏”“三别”看作是那个时代社会状况最真实的“影戏片”,认为杜甫已经与诗中所描绘的那些下层人的精神合并为一, 作《垂老别》时,老杜已化身为那位年逾花甲还被拖去当兵的老人, 写《石壕吏》时,已经化身为三男不在身边的老妇人。遭值乱离之时,杜甫的《哀江头》《哀王孙》《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诗作,都站在时代和国家的高度,关注百姓的疾苦。老杜之所以有这种胸襟,是因为“他对于下层社会的痛苦看得真切,所以常把他们的痛苦当作自己的痛苦”。其次,杜甫对亲友之情感得切。杜甫早年漫游四方,中年遇安史之乱,晚年流落西南,与家人聚少离多,诗作中对他们往往有至性亲情流露。梁启超以《同谷七歌》《述怀》《月夜》《奉先咏怀》《彭衙行》《羌村》等为例,具体阐述老杜诗作中表述的浓挚亲情,他说:“那《述怀》里头,‘反畏消息来一句,真深刻到十二分;那七歌里头《长镵》一首,意境峭入,这些地方我们应该看他的特别技能。”这所谓的“特别技能”指杜甫在写亲情时的“真”和“浓”,是其表情的重要特色之一。梁启超分析《月夜》一首后说:“这种缘情旖旎之作,在集中很少见,但这一首已可证明杜工部是一位温柔细腻的人。”杜诗中有大量的写亲情写家庭的作品,对象为妻子、儿女、弟、妹等,皆为感情不加掩饰的真实流露,这在古代诗歌的内容表达上也是很少见的。中国古代文人所写的往往是同性间的倾慕、友情等,而很少提及自己的家庭,而杜甫的诗中,思念弟、妹、思念妻子儿女、描述居家生活情景的篇什为数都很多,并且都能看出杜甫的一往情深。梁公在此敏锐地抓住了杜甫“情”的这一方面,将杜甫之情展现得尤为具体饱满,并且,将杜甫这一部分写自己家庭状况的诗,起名为“半写实派”,并称其“用的最多而最妙”。指出“这类诗的好处在真,事写得详,真情愈发得透”,并由此理会出“真即是美”的道理。首开了以“真善美”的标准论杜的风气。最后,杜甫能准确把握时代的情绪。梁启超说:“杜工部的忠君爱国,前人恭维他的很多,内中价值最大者,在能确实描写出社会状况,能讴吟出时代心理。”杜甫讴吟时代心理非常准确,这是由于他对当时的社会弊政看得透,他不但能在动乱时代看到问题的症结,更能从繁华的表面中预示出行将到来的危难。梁启超举《后出塞》五首之四为例,分析杜甫在这些诗作中的情感特征后说,读这些诗,令人立刻联想到现在军阀的豪奢专横。尤其逼肖奉直战争前张作霖的状况。最妙处是不着一字批评,但把客观事实直写,自然会令读者叹气或瞪眼。客观事实的直写,是诗人情感冷静的表现,是勃发情感的极度压抑。此上为杜甫的情感内涵,极丰富,极真实,极深刻。“情圣”的写情方法其独特之处,具体分以下几点:第一,调和之功。梁启超认为杜甫 “能将许多性质不同的情绪,归拢在一篇中,而得调和之美”。所谓“调和之美”,即在同一首诗中,诗人往往会把诸多丰富的感情同时迸发出来,而且能够做到迂徐缓和、杂而不乱。如《羌村》三首实写自己情感的地方很少,只是说日、云、鸟、鸡、老妻、儿子、邻居怎么样,通读全诗之后,诗人的情感就水到渠成了。第二,拶转开合。杜甫写诗既能做到“愈拶愈紧,愈转愈深”,又能“淋漓尽致一口气说出”,有的篇章几乎是一句一意,而诗人的情感如乱石堵胸,不能尽吐,又不能不吐,断断续续,哽哽咽咽,看似无条理、无章法,实为文章之能事。与此相反的是,有的篇章,老杜的写情方式却是大开大合,情来如山倒,情去似潮退,是剧烈的起伏。比如《忆昔行》,上半篇极力追述从前太平光景,从社会道德上加以赞美,下半篇反过来说现在的乱离景象,对比十分鲜明。第三,语简情浓。梁启超以《喜雨行在所》之“死去凭谁报,归来始自怜”,《述怀篇》之“反畏消息来”,《登岳阳楼》之“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等句,分析了诗人在创作这些诗篇时的酸甜苦辣的内心情感,这种“用极少的字表极复杂极深刻的情绪”的手法,真正体现了杜甫“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语言艺术。第四,善于写巨变中的喜情。 韩愈说过:“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古往今来,许多诗人创造了异彩纷呈的愁情作品,他们都是写愁高手,但是,用诗歌抒写忧愁、哀痛、愤恨、爱恋等,都还比较容易些,而能够把喜情也写得开合恣肆,似乎只是老杜一人的专利了。梁启超所发现的这一写情方法,也是杜诗有别于其他诗人的卓越而独特的创作艺术,以《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为例说:“那种手舞足蹈情形,从心坎上奔迸而出,我说他和古乐府《公无渡河》是同一样笔法。彼是写忽然剧变的悲情,此是写忽然剧变的喜情,都是用快光镜照相照得的。” 在文章的最后,梁启超提出对待文学的两种主张:“诗是歌的笑的好呀?还是哭的叫的好?换一句话说,诗的任务在赞美自然之美呀?抑或在呼诉人生之苦?再换一句话说,我们应该为作诗而作诗呀?抑或应该为人生问题中某项目的而作诗?”所应采取的态度:“我们不能作极端的左右袒,也不愿作极端的左右袒。依我所见:人生目的不是单调的,美也不是单调的。为爱美而爱美,也可以说为的是人生目的;因为爱美本来是人生目的的一部分。”杜甫的诗歌“自然是刺激性极强,近于哭叫人生目的那一路;主张人生艺术观的人,固然要读他。但还要知道:他的哭声,是三板一眼地哭出来,节节含着真美;主张唯美艺术观的人,也非读他不可。”将主张“人生艺术观”和“唯美艺术观”统一于真善美之中,这就调和了“为艺术而艺术”和“为人生而艺术”,也就是将文学的自律性和他律性统一于情感 ,并且提出殷殷期望:“我希望这位情圣的精神,和我们的语言文字同其寿命;尤盼望这种精神有一部分注入现代青年文学家的脑里头 。”再次强调“情感”的重要性。

梁启超的情感论文艺观,以“情”为中心 ,调和了为人生而艺术和为艺术而艺术两派,在新的学术思潮和背景下,重新对诗歌的性质、功用作出界定,指出美的丰富性,强调创作主体的情感修养,真善美的统一。指出真与美均以“人生目的”的善为宗旨,将文学的社会功利性和审美属性通过“情感”给连接和沟通起来,让人们从“情”的角度认识一个具体的,有血有肉的,更加立体化的杜甫。

(作者简介:岳玉琴,张家口教育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