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　旸

庞旸 笔名阿真、潘岩。北京人。一九八二年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历任中国和平出版社编辑、副编审、编审，编辑室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员，中国叶圣陶研究会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编辑学会少儿委员会委员，中国小作家协会导师团导师。著有长篇传记文学《邓拓和他的一家》《叶圣陶和他的家人》，散文集《牌戏人生》，散文书话集《书边人语》（合著）等，发表文学评论、人物特写、科普小品、书评、散文等各类作品三百余万字。主要翻译作品有科普文学《生命真奇妙》《美妙的大自然》《少儿英语配图词典》（合译）等。

我和太原的堂妹身处两地，平时来往不多。今年四月，我陪父母回山西老家纪念奶奶百年诞辰，住在太原叔叔家，有机会和堂妹朝夕相处了几天。姐妹之间的知心话，也在这几天得到交谈的机会。

一天， 堂妹避开其他家人，把我单独约到一个房间，说有重要的事要跟我讲。

堂妹说，姐，这些话埋在我心头三十多年了，不对你说出来，我心里总是不安哪！

什么事这么严重？

她说，姐，你还记得七三年我带小刚（我的堂弟）去大爷家（也就是我家）住了一阵子吗？

记得。

我们走后，你没发现少了什么东西吗？

没有啊！

你书架上的鲁迅单行本少了，没发现吗？

对此，我真的没有一点印象。见我这样的反映，堂妹似乎更不安了：

是小刚，不，是我们临走时拿了你的书，没告诉你。你竟然没发现，这么多年也没怪罪过我们，可我却背上了良心债，一定得说出来求得你的原谅，我这心里才能放下包袱！

咳，我当什么事呢！不就是几本书吗。我们姐妹兄弟是至亲，拿姐姐几本书看，有什么关系，弄得堂妹似乎做了什么亏心事，背了几十年的思想包袱。这一来倒弄得我心里挺过意不去的。

说起那些鲁迅单行本，还有点来历呢。为了让气氛轻松一点，我给堂妹讲了下面的故事：

那是“文革”开始后第三个年头，在成都部队院校工作的舅舅来北京出差，正赶上我小学毕业要升中学。那个时候所谓升学，不过是从一个砸乱了的课堂升到另一个更乱的课堂而已。尽管如此，舅舅也觉得他要为外甥女做点什么。他掏出十多块钱带我直奔西单商场，让我喜欢什么就买什么，作为他送给我的毕业礼物。在当时，十多块钱可是一笔巨款，几乎够一个学徒工一月的花销了。当时我十二岁，第一次支配这么大的一笔钱，自然是非常珍惜。我领着舅舅在商场里转来转去，衣服，吃的，玩的看了个够，但什么都打动不了我。最后，我们在商场里的“新华书店”停下了脚步。

那个时候，新华书店除了“红宝书”、马恩列斯的书和一些政治宣传小册子外，几乎没有什么文学书和文史哲经类的书，也没有现在这样琳琅满目的少儿读物。“文化大革命”已经把文化的命革得差不多了。但惟有鲁迅的书是例外。鲁迅是最高统帅赞扬的“旗手”，只有他的书，能够堂而皇之地登上一九六八年的书架。前些天，书店刚进了一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鲁迅著作单行本，记得是白色的封面，印着鲁迅的侧面浮雕头像，下面就是书名：《彷徨》《野草》《朝花夕拾》《故事新编》，还有《华盖集》《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集外集》《南腔北调集》《鲁迅杂文集》等等，总共有二三十本吧。装帧得简单、朴素，每本定价不过几毛钱。但在物质匮乏，大家经济都很拮据的当年，要买齐这样一套书，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早就对这套书垂涎欲滴了。从小，在邻居丁叔叔那里读到鲁迅的作品，我就梦想着自己也拥有这样一套书。但我知道，爸爸妈妈在运动中被审查，姥爷姥姥被赶回老家，没有了经济来源，爸妈上要赡养老人下要抚养三个儿女，怎么可能给我这么多钱买书呢？我只能一趟趟地往书店跑，请售货员递过一本书，翻看一会儿，又恋恋不舍地还给人家。现在机会来了，我可以“奢侈”地买下这套书了！

舅舅给我的钱买全套单行本还有点不够，但也够我挑上二十多本的了。当我把这一大包书抱回家，插在我的小书架上时，真的感觉自己像个富翁了。记得当时舅舅笑着对妈妈说：这个女娃真奇怪，什么都不要就要书，不是个小书呆子吗！这些书让我在那乱哄哄的年代，从那乱糟糟的课堂回来，能静静地享受一阵子读书的乐趣，也使我在和小伙伴秘密交换书看的时候，有了点可炫耀的资本。

后来，我们全家下放到“五七干校”，连住房都上缴了。但这套鲁迅单行本还是幸存了下来——父母把它连同其他一些比较珍惜的书，寄存在留京的同事家。当一九七二年全家从干校回到北京，机关在和平里为我家分配了住房，这些书又摆上了新家的书架。堂妹和堂弟那次来京小住，就是在我家在和平里重新安顿下来之后。

听我讲了这套单行本的故事，堂妹说，姐，我也给你讲个故事吧。

七三年那次来京，是堂妹第一次携弟弟出外探亲。那时还没有“旅游”这个词，但这次出行多少有了点旅游的味道。处在“文革”动乱中的叔叔一家，经济条件比我家还要差一些，不可能给孩子们带多少玩的钱。我妈妈觉得孩子们好不容易来一趟，一定要让他们在北京吃好，玩好。于是，每天给姐弟俩安排去玩的地方：动物园，故宫，颐和园，中山公园……（当时北海被“四人帮”霸占着），并为他们带足车费、午餐费、冰棍费（那时没有饮料这个概念）等必要的花销。表妹对我说，从小到大，她还从来没有这样痛痛快快地玩过呢！

然而堂妹和我一样，也是个小书虫。不陪弟弟出去玩的时候，就爱闷在家里看书，自然，她也对那套鲁迅单行本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她一趟趟地往新华书店跑，希望能在回太原的时候，买回几本鲁迅的书。无奈小小姑娘，实在没有买书的钱。堂妹是个非常懂事的孩子，她觉得大妈（也就是我妈妈）为他们出去玩，已经花了不少钱，实在不好意思再提出买书的要求。于是，她跟弟弟商量：小刚，我们今天不去颐和园了，省下那钱来，姐姐买两本书好不好？

不！弟弟坚决地说。我要去，听说颐和园可好玩了！

姐姐长叹一声，她怎么能剥夺弟弟玩的乐趣呢？于是，她就尽量在吃冰棍和坐车上省——只给弟弟买冰棍，自己不吃；路不太远的地方，就步行着去——那时一根冰棍才三分钱，坐一趟车也才五分钱啊！就这样，她省下了几毛钱，买了那套单行本中的一本。

该回去了，姐姐对书架上那套书恋恋不舍的神情，被弟弟看在眼里。他知道，姐姐是为了他玩好，才没买成自己心爱的书的。他不忍心看到姐姐那满是遗憾的眼神……

回太原的列车上，堂妹发现弟弟的书包鼓鼓囊囊，弟弟的目光躲躲闪闪的，她猜到有什么不对。打开包一看，是大姐（也就是我）书架上的几本鲁迅单行本！

堂妹气极了：小刚，你怎么能偷大姐的书！这是坏孩子才干的事！生平第一次，堂妹打了弟弟。

弟弟委屈地哭了：呜呜，不是偷，不是偷！我看你那么喜欢那些书……我想让你看……大妈和大姐对咱们那么好，不会怪咱们的，呜呜……

是，大妈和大姐对咱们好，这些书只要开口，她们会给的。可是现在，你可让姐丢人了！

对不起，姐。呜呜，呜呜……

其实，那年堂弟才九岁，拿亲大爷家的书，也实在算不上“偷”。而且，我那时已买了鲁迅书更好的版本（也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黄灰色的封面，带细网格，也印有浮雕头像），对这套比较粗糙的版本已经不太在意，以至根本没发现少了几本。

这件事，三十多年没说，一是没有机会，二是难以启齿啊！堂妹说。

我怎么也想不到，如今早已是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的堂妹，对这件童年往事久久不能释怀，要在三十多年后对我坦白出来（当年那个淘气的堂弟，如今也已是成功的商界人士，以他的财力别说几本书，就是买下整个书店，也不在话下）。我对堂妹说：“妹妹，你今天把这件事说出来，我心里只有感动。咱们姐妹都是爱书的人啊！没有那个特殊的年代离奇的读书经历，也不会有我们的今天。我们的孩子如果听了这个故事，不知能不能理解——他们的妈妈和舅舅在小时候，为了读书曾怎样地为难过。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不会认为小舅舅当年做了什么不光彩的事，相反，他们会羡慕这样的姐弟情——在当今的社会，在八〇后的独生子女中，这样的姐弟情真是太稀少了啊！”

责任编辑︱曲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