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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市场扭曲与中国宏观经济失衡

2009-03-14姜学勤

消费导刊 2009年3期

[摘 要]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过程中,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进程,逐渐表现出以“高储蓄、高投资、高出口和双顺差”为特征的经济失衡。由于要素市场改革相对滞后,要素价格存在扭曲。扭曲的要素价格促进了投资,抑制了消费,增加了进口,也增强了对外资的吸引力,从而导致宏观经济的内外失衡,也为经济宏观调控带来了挑战。

[关键词]要素市场 价格扭曲 宏观经济失衡

作者简介:姜学勤(1971-),男,江苏新沂人,长江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投资。

近年来,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投资与消费之间的关系有恶化的趋势。据刘煜辉(2006)[1]估计,中国目前的消费率仅为55%,低于日本和韩国的60%-70%,日本投资消费比最高峰为20世纪70年代的70%,韩国投资消费比最高峰为20世纪80年代的60%,而目前中国的投资消费比77%,且呈上升趋势。同时,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自1999年以来,国际收支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持续双顺差增长。尽管2008年下半年以来,受美国次贷危机及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出口增长下降,但中国经济的外向型程度在不断提高,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过程中逐渐表现出以“高储蓄、高投资、高出口和双顺差”为特征的经济失衡。中国宏观经济的内外失衡始终是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进程的,工业化是通过压低要素价格促进资本积累来实现,城市化是通过劳动力的转移和人口的迁移来实现,市场化进程则是先从放开产品市场开始,要素市场相对滞后。无论是工业化、城市化,还是市场化,都与要素市场密不可分。

生产要素是人类进行物质资料生产所必需的各种经济资源和条件,在社会生产中具有基础性地位。从企业生产投入的角度,生产要素主要包括:土地、资本、劳动力和煤、电、石油等各种自然资源。一般来讲,要素价格由要素市场的供求决定。在完全竞争条件下,要素市场价格机制能够灵活确定和反映生产要素的相对稀缺程度和动态变化。当要素市场处在非竞争状态,而是处在扭曲状态时,要素价格结构就不能准确反映资源的相对丰裕程度,企业也不能根据比较优势选择自己的产业和技术,从而导致资源配置扭曲、寻租活动猖獗、宏观经济不稳定和整个经济效率低下(林毅夫,2004)[2]。要素价格的严重扭曲还会对就业、技术创新等产生直接的负面影响。要素市场扭曲通过对企业选择产生影响,进而导致资金分配和财富分配不合理,最终将导致宏观经济动荡和失衡(茅于轼,2008)[3]。

一、要素市场扭曲

经济中的扭曲是指现实的市场失灵与具有完善调节和准确价格信号的理想模型的背离。扭曲不仅存在于欠发达的市场经济,也存在于发达的市场经济。扭曲理论是战后国际贸易理论中发展起来的,并且被认为是战后国际贸易理论的主要发展(Jones,1971)[4]。要素市场扭曲作为扭曲的一个方面,是指由于市场不完善导致的生产要素资源,在国民经济中的非最优配置,或者说是要素市场价格与机会成本的偏差或背离(Chacholiaoles,1978)[5]。要素市场扭曲可以分为绝对扭曲和相对扭曲,又可分为正向扭曲和负向扭曲。要素市场的正向扭曲是指要素价格大于或超过其机会成本或边际生产力所决定的均衡价格,负向扭曲则是指要素价格小于或低于其机会成本或其边际生产力所决定的均衡价格;要素市场的绝对扭曲是针对单个生产要素而言,而相对扭曲则主要针对两种或两种以上生产要素而言的。

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经济处在由计划向市场体系转型过程中,生产要素价格在不同行业、不同产业、不同部门、不同地区都存在很大的差别,也就是说,要素市场存在着扭曲。在资本市场,国有企业对国有商业银行的刚性依赖依然存在,非国有企业在资金市场上仍受到歧视性待遇;企业跨地区投资受到限制;跨地区融资总体规模很小,银行体系间跨地区放贷状况有所改善仍存在着条块分割特征。在劳动力市场,户籍制度仍是制约劳动力跨区和跨行业、部门流动的瓶颈;大城市通过出台歧视外来劳动力的制度安排,加强了对地方劳动力市场的保护。在土地和资源要素方面,也都大量存在交易价格偏低、比价不合理的现象。卢峰、姚洋(2005)[6]研究表明,中国官方利率一直比非正式信贷市场低50%-100%,国家银行在向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时可采用比官方利率高10%-50%的利率。盛世斌、徐海(1999)[7]运用C-D生产函数对要素市场扭曲进行了测度,表明,资本和劳动力两要素都存在价格扭曲现象,而且相对于劳动力价格,资本要素价格扭曲更严重。也就是说,我国要素市场存在着绝对和相对的扭曲,并且以负向扭曲为主。

二、要素市场扭曲产生的原因

(一)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和发展阶段

麦金农(1988)[8]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加速工业化阶段,通常会人为地以低成本来利用国内外金融资源,从而压低存贷款利率、高估本币汇率,由此造成金融市场调节资金供求的能力。林毅夫(2004)认为,新中国在工业化初期,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为了降低重工业发生的成本,中央政府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全面扭曲产品和生产要素价格:包括低利率、低汇率、低矿产资源价格和低工资,来为重工业发展提供支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推行了渐进式经济改革,但从改革的顺序来看,要素价格改革是放在消费品价格改革、生产资料价格改革之后进行的。从改革的时间跨度上,要素价格改革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78年初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一阶段的要素价格改革主要的特征是把市场机制引进价格形成过程,以不同形式、不同程度逐步放开要素资源的价格,形成了政府定价和市场定价的双轨制;第二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要素市场化步伐开始进一步加快,改革的领域也开始拓宽。以1990年国务院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为标志,中国开始真正进行土地市场化的探索道路。同时,能源价格也开始逐步放松政府管制,开始接受市场供求的调节。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中央决定逐步将能源销售从计划价格转变为计划价格与市场价格“双轨”制。90年代中期以来,能源价格市场化进程加快,开始形成以市场价格为主导的新体制,并逐步向国际能源价格接轨。1993年,中国放开统配煤矿价格。电力价格改革步伐相对滞后,各地区价格差距很大;1998年国家开始取消了许多额外电价项目,但目前来看电价不合理状况仍十分严重。石油逐步加快了市场化步伐。1998年,国务院决定以月度为基础将国内原油价格与国际市场挂钩。2000年后,中国石油价格经过多次提价改革,使得国内石油价格长期低于国际市场的状况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2005年以后,国内成品油的价格开始按照美国、英国和新加坡三地三个月均价来确定和调整。2009年1月1日成品油费改税的方案将正式实行,但成品油的价格改革仍然不明朗。

(二)要素市场的分割

Bhagwati(1968)[9]在分析要素市场扭曲的原因时指出,在市场竞争条件下由于市场不完善这一内生性原因会造成要素市场扭曲。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市场的不完善,主要表现为市场分割。由于市场不完善,会导致非均衡价格呈现,从而会造成要素市场扭曲。Tobin(1972)[10]等在研究劳动力市场分割时发现,工资的决定并非是遵循新古典的边际法则,主要劳动力市场工资会高于市场工资,而次要劳动力市场工资则会低于市场工资。Dickens and Lang(1985[11],1988[12])从实证角度进一步证明,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是存在的,而且还存在着阻碍劳动力从次要市场向主要市场流动的非经济壁垒因素,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是导致工资水平出现差异的关键。许经勇(2007)[13]认为,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与劳动力价格扭曲,除了表现在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的劳动力市场分割与劳动力价格扭曲,还表现为尚未引起人们充分注意的城市中的市民劳动力市场与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的市场分割与价格扭曲。

除了劳动力市场分割,资本市场由于市场分割,不同所有制企业获取资本的难易程度是不同的,从而导致资本价格扭曲。自然资源要素市场,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所实行的价格“双轨制”,实际上就是人为的一种市场分割。

(三)经济转型过程中的政府管制

政府管制会导致要素价格偏离其真实的价格水平,从而会造成要素价格差别,产生扭曲。Magee(1973)[14]认为,即使生产市场经济条件下,要素价格可以在所有产业之间是一样的,但要素的边际产出与其实际回报在一个或多个部门间也会存在差异,从而产生扭曲。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作为渐进式改革的组成部分,价格改革采取了“先调后放”、从双轨制逐步向市场化过渡的方式,这种改革方式离不开或者说伴随着政府管制。相比较产品价格改革,生产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改革依然滞后,由政府管制带来的市场扭曲还很严重。

在劳动力市场,政府一直实行的是户藉制度,这种制度约束一方面阻碍了劳动力跨地区、跨行业、跨部门的波动,降低了劳动力要素配置的效率;另一方面带来了教育、社会保障、福利、补贴以及其它一些公共物品方面的差别,从而导致了劳动力价格在不同地区、不同部门 、不同所有制企业是不同的。邢春冰(2005)[15]通过1989-1997年劳动者教育回报率在国有企业、大型集体企业、小型集体企业以及私营企业之间的差异及变化,分别估计了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工资方程,发现不同所有制制造业工资决定机制是不同的。

在资本市场,价格扭曲主要表现为国有银行对不同所有制获得信贷的区别对待。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由于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父爱主义”,以及政府追求就业目标或政治支持,再加上集中的银行体制,从而容易导致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J.Kornai,1986)[16]。对于一个未完成的无效率投资项目,政府或银行往往主动或被动地追加投资,以希望追加投资的边际收益可能大于放弃项目必须付出的边际成本,从而使事先的预算约束变成了事后可以修改的合约了。这样就使缺乏自生能力的国有企业通过政府获得信贷支持而政府则变成了最终责任归属者(林毅夫、谭国富,2000)[17]。这样,预算软化最终引发信贷扭曲膨胀(钟伟,宛圆渊,2001)[18]。卢峰、姚洋(2005)研究表明,中国官方利率一直比正式信贷市场利率低50%-100%,国家银行在向中小企业提供信贷时可采用比官方利率高10%-50%的利率。

在土地市场,政府拥有土地一级市场的垄断权,在《土地管理法》的框架下,政府可以地价补偿方式征用农用地,或者改变土地使用类型,这种情况下,土地的补偿条件可能会远远低于土地的机会成本。同时,各级地方政府出让土地的价格也基本没有构成原则。为了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在招商引资过程中,各地方政府相互竞争,竞相压低土地价格,使得土地价格大大偏离了市场决定的地价。根据国土资源部的统计,2005年全国新增建设用地出让纯收益应该为763亿元,而中央和地方实际收缴的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只有214.5亿元,土地价格扭曲已严重侵蚀了土地要素应得的收益。

在自然资源市场,由于自然资源的所有权属于国家,资源使用者需要从国家手中获取资源的初始使用权,获取的方式主要是由政府授权分配使用,没有经过公开市场竞争购买过程,事实上没有市场价格。资源使用者实际支付的是资源使用费或资源税,性质是政府税收或行政收费,并未包含环境污染等社会成本在内。这种政府主导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决定了目前我国资源价格较大地偏离了其市场均衡价格(王庭东,2007)[19]。

三、要素市场扭曲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一)要素市场扭曲与投资

要素市场的负向扭曲,包括低工资、低利率、低资源产品价格,一方面在产品价格市场化情况下,要素价格扭曲所制造的“经济租”会给企业带来“超额利润”,从而提高资本的实际边际生产率,同时会造成财富集中在企业家手中, 导致储蓄过多,资本的价格实际利率下降,进而会使企业更多地选择资本,加大投资,导致投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负向扭曲的要素价格降低了生产成本,再加上优惠的外资政策,吸收外资的大量流入,从而导致国内总投资的增长。

(二)劳动力市场扭曲与消费

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却是典型的二元结构,存在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或非农产业转移的农民工劳动力市场和城市市民劳动力市场,由于农业生产的规模化发展和农业新技术的推广应用,使得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或非农产业转移近乎是无限供给,从而给农民工市场和市民劳动力市场带来了就业压力,也使得我国劳动力价格增长低于经济增长速度。据统计,从1978年至今,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了30年,工资却只有美国的4%;在制造业,我国劳动力价格甚至比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快速增长的印度还要低10%;在改革开放的发源地珠江三角洲地区,民工的工资10年间没有上涨(王庭东,2007)。

由于我国当前的金融市场还不完善,消费信贷市场不发达,劳动者存款容易借款难,且借贷利差大,存在较强的流动性约束。同时,社会保障体系还不是很健全,尤其是农村,除了救济、救助和救灾,还未建立完善的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养老保险,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劳动者对未来的预期收入不确定,这些都使得居民预防性储蓄增加。因此,劳动力市场的负向扭曲,使得劳动力当期的收入会减少,预期收入不确定,从而导致预防性储蓄增加,当期消费减少,最终使得国内消费需求不足。

(三)要素市场扭曲与国内就业

要素市场的扭曲,尤其是没有反映秉赋关系的资本和劳动力价格的相对扭曲,使得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面临分割的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并且以不同的价格得到资金和劳动力。国有企业可以低于市场价格的利率得到资金,使用资本替代劳动。在经济政策的“公有偏好”下,社会总投资的大部分都流入到经济效益低下、就业效应较弱的国有和集体企业,社会总投资带来的就业量大幅降低,加剧了就业的严峻形式。

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和产业的结构调整,下岗和结构性失业人数增加。作为吸纳劳动力,尤其是农民工的主力等非国有经济,却得不到发展所急需的资金。由于国有企业较高的福利保障水平,阻碍了国有企业下岗劳动力向非国有经济波动(盛壮斌、徐海,1999);同时 由于非国有经济获得外部资金的难度大,也限制了其对农民工的吸纳。

Kuijs and wang(2005)[20]指出,中国城市就业的增长之所以如此缓慢,且90年代后期农业劳动力向其他部门转移速度出现停滞,这与中国依靠投资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有关。在这种模式下,扭曲要素价格,以资本替代劳动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是地方政府的集体选择。

(四)要素市场扭曲与国际收支

要素价格的负向扭曲一方面降低了国内生产的成本,出口竞争力增强,出口增加;由于资本要素的价格扭曲程度总体上高于劳动力要素(盛世斌,1999;张军,2005[21];史晋川、赵自芳,2007[22]),企业在投资决策和技术选择上,倾向于过多地使用资本替代劳动,从而资本密集性程度增加,资本深化,产能过剩,出口增加。另一方面,要素价格的负向扭曲吸引了大量外国直接投资,使资本项目顺差增加,同时外国直接投资生产的产品出口比例大, 也使得出口增加(陈继勇,2004)[23],从而使得经常项目顺差增加。

要素价格负向扭曲使得国内收入分配体系扭曲,收入分配偏向于资本、企业和政府,劳动要素比重低下,劳动收入部分和资本收入部分相对比重降低,宏观上表现为,地区差距扩大,城乡差距扩大,收入差距扩大,造成全社会边际消费倾向降低,进口降低。而出口增加,所以经常项目顺差增加。

中国人民银行2006年2月21日发布的《2005年第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指出,我国资源价格扭曲是导致国际收支失衡,人民币汇率价值压力加大的主要原因,央行指出,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我国资源价格水平长期偏低,这不仅导致了资源浪费和粗放型经济增长,而且还导致了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出品,扩大了贸易顺差;夸大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由于国内的资源、价格被人为地压低,多数资源价格低于国外水平,使得我国出口产品的成本显得很“低”。出口产品价格水平始终保持在全球较低的水平,刺激了出口的快速增长,导致贸易顺差扩大,带来结汇压力和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国际投机资本也会因此迅速流入,造成资本项目顺差,最终带来国际收支失衡和人民币汇率上升的压力。

因此,要素价格的负向扭曲一方面使收入资本、企业和政府,导致社会边际消费倾向下降,国内需求不足,国内企业偏向于投资,从而使国内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衡。同时,要素价格负向扭曲又吸引了大量出口导向性的外资,再加上国内资本深化、产能过剩导致的出口增加,就使得资本项目下和经常项目下国际收支顺差增加,导致了宏观经济的外部失衡。宏观经济的内外失衡对宏观经济调控带来了挑战,尤其是自2008年下半年以来,受世界范围内金融危机外部冲击的影响,在200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了“保增长”的宏观调控,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增加四万亿元投资来刺激国内经济,这将进一步加剧宏观经济的内部失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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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林毅夫,自生能力、经济发展与转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9,4一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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