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绍俊著名批评家，1951年生于湖南长沙。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198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为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教授。曾任文艺报社常务副总编辑、小说选刊杂志社主编。长年从事文学批评活动以及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出版有著作：《文学批评学》（与人合著）、《文学中的性爱描写》（与人合著）、《鲁迅与读书》、《还在文化荆棘地》等。撰写理论评论文章近百万字，分别发表在《文学评论》、《文艺理论与研究》、《当代作家评论》、《小说评论》、《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文汇报》等全国性报刊上。

30年前，蒋子龙的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在《人民文学》发表出来，随即引起了轰动，甚至导致了“两条路线”的直接交锋，最终，《乔厂长上任记》作为胜者一方所捍卫的法宝，进入了新时期文学的经典行列，也成为了“改革文学”的滥觞。毫无疑问，乔厂长是第一个改革者的文学形象，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乔厂长一路领先，才有了一位又一位的改革者在文学的天地里叱咤风云，由此也就奠定了《乔厂长上任记》在新时期文学史上的历史地位。

《乔厂长上任记》发表于1979年的《人民文学》，这是一个特殊的年代。当时，粉碎“四人帮”才几年光景，整个政治局面发生根本性变化，但为了让整个社会在思想上真正告别过去的年代，从而清除政治上的隐患，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这个工作被命名为“拨乱反正”。各级组织以不同的名目核查人们的历史表现，进行政治上的甄别；人们也不得不以各种方式重新站队，证明自己政治上的立场。这一段时期的文学紧密配合着政治上的斗争，无论是小说、诗歌还是戏剧，都以鲜明的政治意识加入到“拨乱反正”的政治大合唱之中，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伤痕文学”。但是，社会的发展不可能停留在对历史的清算和对伤痕的抚摸上，广大人民群众更关注的也许不是在政治思想上如何“拨乱反正”，而是如何开创新的生活，在人民的内心涌动着强烈的改革愿望。蒋子龙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敏感地捕捉到了人民内心涌动着的改革愿望，一反当时强大的“伤痕文学”潮流，写出了呼唤改革的《乔厂长上任记》。因此这篇小说代表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小说主人公乔光朴是一家国营大厂某重型机器厂的厂长，但他首当其冲地不是领导全厂职工进行揭批“四人帮”的工作，而是要抓工厂的生产。这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是犯大忌的事情，因为当时尽管打倒了“四人帮”，但人们还习惯于“政治第一”的社会生活。小说的立意特别强调了这一点，一开始就描述了经历十年动乱后的重型机器厂处于一片混乱的状态之中，生产停顿，人心涣散。乔光朴接手了这样一个烂摊子，他像上战场的军人一样在领导面前立下了军令状。按照当时的政治要求，乔光朴到工厂后，首先就应该进行“拨乱反正”的思想整顿，可是蒋子龙却遣使乔光朴去抓生产，甚至还大胆起用在文革中参加了造反派组织的工人干部，最终乔光朴改变了工厂的状况，建立起新的生产秩序，工人们焕发出生产的积极性，工厂出现蒸蒸日上的好局面。乔光朴的所作所为，是一种建设的思维，而不是革命的思维。由革命的思维向建设的思维转变，才有了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三十年，从这个意义上说，《乔厂长上任记》具有思想的超前性。也正是这一原因，《乔厂长上任记》发表后，就受到了猛烈的攻击，而且是权力部门有组织的攻击。攻击方是蒋子龙所在地天津市。天津市有关部门在《天津日报》上连续组织了四篇批判文章，其火力之猛丝毫不亚于刚刚结束的文革中的大批判。今天来看这场批判，就发现关键原因还在于，蒋子龙在这篇小说中所表达的超前思想，未能被天津的政界和文学界所领悟。当时担任天津市委书记的刘刚坚定地认为，这篇小说“有严重的政治错误”，甚至在中宣部希望天津不要再批判这篇小说后，刘刚还充满义愤地致信党中央，申述自己的意见。再看天津方面所发表的批判文章，其中心思想就是一点，这篇小说是与天津正在进行的批判“四人帮”的“揭批查”运动唱反调的。如有的文章说，乔厂长对揭批查运动“大泼冷水”，“充当了不光彩的消防队员”，“把‘四人帮诬陷老干部，和我们的揭批查运动混为一谈”。还有的文章说，“作品自始至终缺乏对林彪、‘四人帮的深仇大恨，反倒充满了对揭批查运动的不满和诋毁”。说到底，这些批判者不能容忍一个单位在还没有完成揭批查运动就去发展生产的做法。尽管北京方面特别是文学界大力声援蒋子龙，既发肯定性的评论文章，还为《乔厂长上任记》组织文学研讨会，但天津方面对《乔厂长上任记》展开的批判仍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这充分说明当时整个社会还没有做好足够的准备去迎接由革命思维向建设思维的转变。今天，我们在重读《乔厂长上任记》时，必须充分了解到当时的历史语境，只有这样，才能认识到这篇小说对于社会和文学所造成的震撼性的影响。

而后在中国大地上进行的改革开放，为当代文学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改革文学”也成为了重要的一脉。如李国文的《花园街五号》、张洁的《沉重的翅膀》、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柯云路的《新星》、吕雷和赵洪的《大江沉重》等，都可以说是改革文学的代表性作品。改革文学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作品少不了正面的改革者形象。当我们梳理改革文学这条发展的脉络时，就发现蒋子龙在《乔厂长上任记》中大致上就已经为改革者形象奠定了基调。我们从后来的改革文学作品中的一系列改革者形象中，都或多或少能看到乔光朴的影子。当年《乔厂长上任记》发表后，担任《文艺报》总编辑的著名文学评论家冯牧就这样评价《乔厂长上任记》的：“作者以难能可贵的艺术家的勇敢，用严谨的现实主义手法表现了当前工业战线的矛盾和斗争，塑造了一个真实可信的、有血有肉的基层领导干部的典型形象——乔光朴。这是一个四化建设新时期的闯将形象。这样的具有时代精神的英雄人物，是我们国家的脊梁骨。尽管这个人物也可能有缺点，可能有时遇到问题考虑不周，做事有点冒失，工作方法也不是无可指责的，但在为四化而奋斗的进军中，他是开辟道路、打破坚冰的先锋。乔光朴形象的出现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能够振聋发聩，给人以很大的鼓舞和力量。”也就是说，改革者形象首先是一个英雄形象，但这个英雄形象可以存在缺点；另外，社会的主流意识还没有为改革者做好思想准备，改革者是从逆境中走出来的，这就决定了改革者必须在道德上是优秀的，哪怕有人如何往改革者身上泼污水，最终必然是一个出污泥而不染的结局。因此改革者体现了改革精神和道德精神的双重合一。

今天，也许我们有必要探询一下，当年顶着政治风险为开创改革事业而上任的“乔光朴”是否还在继续上任呢？毫无疑问，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年蒋子龙面临着由革命的思维转向建设的思维，而今天，中国社会无论从政治路线还是经济形态来说，都完成了全面的转型，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因此，建设的思维已经成为社会的主流，而革命的思维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社会以往的秩序被打乱，精神溃散，物欲泛滥，建立在革命思维基础之上的一切精神价值和理念都被当成彻底否定的对象，于是就有了躲避崇高、消解英雄等说法。这种思想文化潮流无疑影响到改革文学的发展，在九十年代初期到中期兴起的所谓新写实和写实主义冲击波的小说中，改革者形象不再是叱咤风云的英雄形象，他们虽然仍然怀有变革现实的胸怀，却在现实面前变得萎缩、无奈，甚至为了事情的成功而不得不牺牲原则。于是，乔光朴蜕变成了《大厂》（谈歌著，1996年）中的吕建国，吕建国也是一个大厂的厂长，他为了挽救即将凋敝的工厂，可谓殚精力竭，然而他已经不像乔光朴那样充满着理想，而是必须遵循着现实的法则。从一定意义上说，九十年代之后的改革者形象更加贴近现实生活，改革文学也侧重于反映现实的的问题，改革文学与问题小说有了某种合流的趋势。但是，即使如此，我想，乔光朴不会“下岗”的。因为从现实层面说，改革向纵深发展的时候，需要精神的支撑；从文学的层面说，英雄形象作为文学具有永久魅力的文学形象，不应该在今天死亡，而在一个和平的年代，改革者是承载英雄精神和诠释英雄精神的最恰当的身份。

最近，我读到贺晓彤的长篇小说《钢铁是这样炼成的》（湖南文艺出版社2008年9月出版），我欣喜地从这部小说中看到了乔光朴的身影。当然，小说的时代背景已经从《乔厂长上任记》的粉碎“四人帮”之后的百废待兴而挪移到了经历市场经济的冲刷后国有企业面临着生存的困境。一座大型的国有企业许港钢铁厂如今濒临破产倒闭，就在工厂破产程序即将启动时，从这个工厂走出去的陈大富毅然回到这里挑起厂长的重担，他带领工人们拼搏突围，终于使工厂起死回生。陈大富的所作所为同乔光朴有相似之处，我们就从中发现，三十年前，乔光朴面临的社会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我们还需要乔光朴式的改革者再一次上任。但是，我们又从陈大富身上看到了乔光朴所不具备的新的因素，这种新的因素概括地说，就是一种与现实生活相吻合的现代精神和现代意识。如果说，乔光朴的理想多少带有一种乌托邦性质的话，那么，陈大富身上所体现出的理想精神就是一种脚踏实地的理想，是一种与普通人息息相关的理想。陈大富作为一个改革者形象，更具有一种现实性。在他身上，积累着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验。事实上，三十年积累起来的经验，还没有在文学中充分地释放出来，因此，乔光朴作为一个改革者形象的代表人物，仍需要在改革的事业中继续“上任”下去。具有现实敏感性的作家，一定会捕捉到他们的身影的。

责任编辑潘焕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