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2月10日，由中国作协、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省作协联合主办的“改革开放30年与广东文学”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与会专家认为，广东作家坚持“三贴近”原则，与国家、与人民、与民族同呼吸、共命运，积极反映改革开放的现实生活，创作出一大批具有时代精神的优秀作品。广东作家的努力不仅开辟了广东文学宽阔的创作道路，并对中国文学的大发展大繁荣作出积极贡献。广东省作协在坚持正确的创作方向，引导作家深入生活，努力创作精品，加强队伍建设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本报刊发部分与会专家的发言摘要，以飨读者。 ——编 者

陈建功：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文学界在党中央领导下，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呈现队伍大团结、创作大繁荣、事业大发展的可喜局面。其中，广东作家可以说是中国作家中一支生气勃勃的队伍，他们所开创的广东文学的繁荣局面，可以说是30年中国文学收获的最为瑰丽华美的果实之一。因此，在改革开放30周年纪念日来临之际，中国作协、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和广东省作协联合举办“改革开放30年与广东文学”研讨会，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开放事业，不仅是中国人民的福祉，也为中国文学的发展开辟了宽广的道路。火热的生活、激情洋溢的时代和开创了伟大业绩的人民，为文学提供了丰厚的情感资源和生活资源。党对文学事业的热情关怀、大力支持和正确的文艺方针，为文学提供了自由驰骋的广阔天地。广大作家找回了作为创作主体的位置，告别了“无我”、“非我”的时代，使文学以鲜明的个性，呈现了自身的魅力。作家们又不断拓展着“自我”的境界，把“小我”融入家国情怀和民族忧欢，融入人民创造历史的热潮和民族复兴的洪流。由“无我”、“非我”，到“自我”，由“自我”、“小我”到“大我”，文学的创作主体终于找到了自己的艺术定位与历史定位，这就是30年来文学创作个性凸现，文学格局厚重雄浑的奥秘所在。改革开放的30年，中国文学又找回了久违的创新精神，焕发了巨大想像力。对“美文”的追求，崭新文体的尝试，已经蔚然成风，社会对艺术的创新予以极大的激励，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创造空间。改革开放的30年，中国文学又找回了放眼世界、洋为中用、兼容并包、大胆吸纳世界先进文化的勇气，找回了继承传统、古为今用的自信。改革开放的30年，中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经济的、科技的强劲支持，因此，这又是推动文学“与时俱进”，面对新挑战的30年。30年来广东文学的成就，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时代潮流中取得的。

广东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在我国30年的发展进程中，广东几乎永远得风气之先，为改革开放事业的作出了开创性贡献。30年来，广东省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方面全面发展，成就举世瞩目。广东文学界在全国的同行中，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跃面貌，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在关注时代、关注现实、表现人民的主体地位和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业绩方面，格外发挥着引领作用和榜样风范。广东省作家协会，在广东省委省政府领导下，在省委宣传部的直接关心下，工作特别到位，得到了广大作家的拥戴和好评。比如他们举办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广东的文学创作”研讨会、“科学发展观与广东文学创作研讨会”、“建设和谐文化与广东文学研讨会”，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一次就“改革开放30周年和广东文学”话题展开研讨，同样是先声夺人。我相信，通过今天对广东文学创作、评论实例的研讨，大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文学事业发展中的指导地位，对文学与生活、文学与时代、文学与人民的关系，对艺术创新的重要性，对借鉴与继承的关系、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关系等等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发展的重大问题，都会有鞭辟入里的见解，不仅对广东的文学发展发挥重要的推动作用，也会对全国的文学创作、理论和评论有重要的启发。

王巨才：

在我们国家五色斑斓的文学版图上，广东文学创作有它的特点，这就是紧跟时代步伐，关注现实生活，反映历史趋势，他们好像形成了一种群体的倾向、群体的意识。

除了老作家，中青年作家这30年来，反映古代历史时期、革命历史时期相对的就少一些，他们更着力反映改革开放历史进程和对中国社会所产生的振荡所起到的作用，并形成了以中青年作家为主的一个有共同价值取向的作家群，同时还营造了奋发向上的文学氛围。

之所以形成这样一个风貌，一是得益于广东得天独厚的题材资源，因为它是一个前沿阵地，是实验区，许多事情都是探索性的，走在全国前列，这种题材是内地作家不容易得到的资源。二是作家的使命意识。广东作家就是有一种担当，有一种以推进改革开放为己任那样一种使命意识，这也是我们好的文学传统。广东的文学工作很务实，很少跟风，很少凑热闹，很少搞华而不实、劳而无功的一些事情。这个跟他们处的改革开放的环境有关，非常注重效率，注重实效。跟别的地方的作者比，广东作家显得非常淡定，非常自信，也非常从容。

这次研讨会我觉得有一种准备新出发的气氛，我非常受鼓舞，对广东的文学事业发展我很有信心。

雷 达：

改革开放30年，广东文学有了更大的发展，改革开放催生了广东文学的新局面。当代中国文学有一个特点，东西发展不平衡，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重要的长篇小说大都出自陕西、山西、山东、北京这些地方。以至于给人造成的感觉是，西北部地区及北方的文学更加深厚，东南沿海地区好像文学比较轻飘。这其实是不准确的，我们没有充分认识中国文学急剧的变化，包括东南沿海整个文学发展的贡献。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江苏作家群的兴起，成为一个文学大省，使大家改变了看法，文学不光在北方深厚，南方也是这样。广东文学对全国文学的贡献也非常大，过去我们认识不足。首先它有前沿性，还有使命感，这些我们印象很深刻。例如《商界》，还有《终结于2005》，最近还有《深圳大道》。对广东的文学我们不能再抱着西东倾斜的观点来看待，我们对广东文学要有充分的肯定。

另外还有一个打工文学，在广东很突出。流动人口和人口大迁徙两种文化冲突，形成了很大的文学资源。打工文学应该有一个限制，主要指打工者或者是体力劳动者写的关于打工的文学，从对社会的不公、劳动的艰苦、为自身利益的呐喊，到对社会问题、对生存问题的考虑，打工文学还可以更开阔，更关注人物。

范咏戈：

从我读过的近些年来广东作家的作品，觉得有两个特点：

一是能够在开放中有所承担。我们是一个开放的政治格局和文学格局，在这种情况下，广东作家开始注意自己，有所承担了。他们不光是思索文学是什么，而且也在思索文学是如何存在的。我们从知青文学、打工文学、改革纪实、农村叙事等等当中看得出来，广东作家的步伐始终和改革开放的步伐是同步的，保持那样的热情，没有忘记他们的作品为历史作证。这一点是它的整个作品厚重的地方，包括“非典”，国家发生的各种的事情，广东的作家都表现了极大的热情。

二是敢为人先的文学精神。广东的文学与它的文学精神是一脉相承的，从老一辈一直到现在的著名作家，其文学精神是一致的，都是为人民的文学，始终不脱离我们实际的生活。但它也是一个发现的文学。理论家查儿斯基说过，作家不是黑格尔说的那种猫头鹰，等所有的东西结束了以后才起飞，作家不能等到一切社会问题解决完了才出场。他认为作家不是党的政策和生活的插图画家，必须是一名侦察兵。能够做到这样的话，就会比较容易正确深刻切实地作出自己的表现。我们确实也看到不少作品还是停留在插图画家的水平，这就需要锻炼和当下生活对话的能力。文学以什么意义在我们这个社会存在，是否可以提供一些深层次的宝贵的东西，这些在广东作家的很多作品当中都可以找到答案。

白 描：

广东文学30年的成果的确非常振奋人心。把改革开放和文学这两个关键词连接在一块儿，广东最有资格挺起胸膛来说这个，有发言权、话语权。

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我曾经在西安接待过伊始等广东作家，当时伊始给我介绍了广东建立文学院的情况，文学院的作家体制改革方面的一些尝试性做法，当时我压根儿也没有想到，作家会这样来管理，会建立一个文学院的形式，我当时就觉得非常新鲜。后来实践证明，广东的经验是对我国文学发展，对文学生产力的解放非常有益的举措，是改革的一个实践，后来这个经验推广到全国。应该说，广东在作家协会体制改革、作家管理体制改革方面很早就迈出了步伐。广东文学院最早实行了签约制、聘约制、合同制。广东的步子是大大快于全国的步伐，他们提供了一条非常好的经验，现在这个经验已经遍地开花。合同制作家、签约制作家，甚至从全国聘用作家，所以这几年广东文学有了一个非常兴旺的气象。

广东崛起了一大批、作家，老作家焕发青春，不断有新作问世，新的作家、新的作家类型丰富了我们作家队伍，优化了作家队伍结构。打工文学作家就是在广东省作协一手扶持下成长起来的一支创作队伍。这个经验也值得好好总结。2007年我去广东讲学，那里在办青年作家班，两三个月，时间不短，目前好多省都参照广东的经验。所以，中国经济方面的改革，我们要感谢广东，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做出那么一个伟大的实践；文学方面的改革，我们要感谢广东的作家们，作家协会的历届领导，他们大胆成功地做出这个实践，这些经验都是我国文学的一笔宝贵的财富，值得好好总结。

潘凯雄：

全国各地以各种形式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至少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起到对这一段历史人们记忆的一个唤醒。虽然这段历史还在行进当中，从头算来也不过30年，但这样一个30年怎么走过来的，这当中的曲折已经在时光的流逝中逐渐淡化了。现在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唤醒了人们对这一段历史的记忆，而这一段记忆和历史，对中国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对广东文学这30年的概括性的总结和回顾，实际上也唤醒了我们对广东文学30年走过的一个记忆，大家提到的作品实际上陆陆续续地在当时都读过，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也有一点淡忘。今天回过头来再来看广东文学30年，当然可以从各个角度去总结，人才的培养、体制的创新等等，但是仅仅从它留下来这么多的作品来说，就具有很现实的意义。当前的文学创作存在一种现象，作品的量虽然很多，但是能够在相当的艺术水准之上，密切关注现实、关注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品又很少。一面是很多，一面又是很少，这样一种现状，现在不觉得什么，但是过若干年以后，比如说十年乃至更长一段时间，当我们的后人回过头来看这样一个时代的作品的时候，如果留下来大量的是那些小情感、小情调，要不就是充满了苦难，要不就是坐在酒吧里面泡吧的作品，就会对这个时代产生一种错觉，一种幻觉。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面，广东产生了一批优秀的作家，给我们留下了一大批关注现实，拥抱时代，关注民生的作品，用文学的方式留下了对这个时代忠实的记录。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今天在这里回顾和总结广东改革开放30年来的文学，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事情。

李敬泽：

上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中有那么一个脉络叫做改革文学，现在好像也不大怎么提了。但是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讲上世纪80年代是有这么一脉的，在整个的文学格局里，这一脉后来就不怎么成立了。如果我们还继续用这个词的话，改革文学大概在广东始终是广东文学创作的一个主流，从《大风起兮》一直到最近的《深圳大道》，梳理一下，认真地反思一下，确实特别有意义。

就广东来讲，30年来，改革文学的脉络从来没有断，从来都有高度的热情。广东文学反映的改革每一部都很庞大，都很厚重，每一部也都承载了非常丰沛的信息量，而且每一部都有一种自觉的或者习惯性的史诗规模，差不多每一部都是立志，从一个村庄、一个企业、一个城市这样的规模上展现我们改革开放30年来的伟大历程。这样的志向，包括作者对于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这样复杂经验的产物，确实都是非常可贵的。但是，在艺术上没有能够达到一种很精湛的程度。这个值得我们深入地思考和反思。起码有一条，在这个创作脉络上的规模崇拜需要重新去考虑，是不是说反映改革就一定要如此大的规模，甚至这个规模有的时候会变成一个篇幅上的规模。小说怎么能够相对于历史的时间，确立自己的时间和节奏，这个即使在反映我们改革开放伟大进程的时候，也是小说家的首要任务。

吴秉杰：

我对广东文学有三个突出印象：第一，从反映改革开放的主要方式、主要的途径来说，广东的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不可替代的，确实是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面。第二，广东文学什么文体都有，打工文学，手机短信小说，在中国来说都是比较早的，具有多样性，非常全面。第三，广东文学在交流方面做得不够。广东引进了许许多多的外资，但是在思想资源方面对国外的开放还不够；另一方面，跟全国的交流也不多。广东是一个多种文化结合的地方，形成了文化方面的冲突，它需要开放的、交流的面貌，这样广东不仅在政治上，在文化上也将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

白 烨：

广东文学30年总的印象就是多样化鲜明，主旋律突出。从新时期算起，几乎每一个思潮流派倾向在广东都有，甚至都是有领先的。比如像知青文学，这个延续的时间很长，包括郭小东的加入，像反思文学，像新潮小说，像当时深圳有一个刘西虹，还有青春文学也是从广东发出来的，后来比如说打工文学、都市文学都是在广东这个地方比较突出，比较鲜明。从上世纪70年代后期，80年代、90年代到新时期，几乎各个思潮流派主要的倾向在广东都有。但是比较而言，有一个最为突出就是改革题材。这个倾向从蒋子龙他们之后一直延续下来。

从现在来看，广东文学的未来也是无可限量的。广东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就是，又从外地引进了很多文学新人，像打工文学基本上都是年轻人，有上世纪70年代的还有80年代的，这些人在全国来讲都是实力很强的群体，比如魏微等等，可以说60后和70后是目前广东文学创作的生力军。广东文学新人数量多，作品质量高是特别好的现象。广东作协引进新人发展新人，为以后文学的发展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

陈晓明：

我们讨论广东文学，都会感到非常强烈的时代感和现实感，同时也会为它文化的独特性感到一种冲击，这是广东文学的优势。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他们对于新的经验的表达，应该说是非常充分也非常独到的。比如说吕雷、赵洪的《大江沉重》，他表现的改革开放是回归到世俗，回归到家庭伦理，在家庭伦理的矛盾当中写人物。并没有说什么两条路线的斗争，他不需要这个，他可以回到日常性，家庭伦理当中来写改革的人物，这对改革文学是一个很大的贡献。这方面其实在广东文学当中例子很多，他们能够以一种日常性和平民性来重新书写改革，所以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后改革文学，在这里他们提供了一种崭新的经验。

另一方面，广东在文化上的多样性和多元化。第一，有大城市文化、都市文化或者说都市的消费文化。四面八方的人都汇集到广东，广东是一个文化的大杂烩，这种文化的大杂烩最能够孕育作家的感受。第二，有岭南文化，是它独特的有历史悠久的厚重的东西，这方面出过很多的历史人物。第三，有客家文化，这是在全世界都非常独特的文化，但是我们迄今为止反映客家文化的文学只在广东看到一部分，这方面也做出了很可贵很独特的开拓，这里面可挖掘的东西还非常丰富。文化的独特性越来越成为文学赖以生存的根基。中国汉文化的整合性非常强，所以文化的地域性和独特性经常被汉文化整合。在这方面，族群文学表达是非常独特的优势。在廖红球的《苍天厚土》中，既有对客家文化独特韵味的捕捉，又有对这种文化深刻历史的批判性。在程贤章的作品也反映得非常突出，他们既热爱客家文化，同时又可以站在现代化发展的进程当中，去看它所经历的创痛，以及深刻的反思性、批判性，这是很可贵的地方。

阎晶明：

就改革开放而言，广东人的发言权不能说是最大的，至少也是非常充足的。从我所接触的广东文学作品来说也确实具有这样一些特征，即反映当下现时代的社会生活和改革潮流下的物质精神方面发生的变化是非常有典型性的。我认为，研究广东文学实际上对于研究新时期文学是非常重要的。

我接触广东文学实际上就是这几年的事，自己所受的教育及文学上的影响实际上还是以北方文学为主。我觉得以岭南写作为特色的广东文学和北方文学在某些方面至少在文学写作的技巧方面有很多不同。广东小说家写改革开放题材的作品有一个突出特点，他们好像天然地写那些人物，正面人物都不那么拔高，都有一些世俗生活方面的东西，让人感觉和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正面人物，或改革开放的典型不太符合，但是看多了以后，又觉得这样的写作，这样的对人物的定位和把握又给我们非常真切的、真实的和当下有密切相关的感受。这是一种非常新鲜的文学经验。

张 陵：

广东文学确实是紧跟时代，创作了很多优秀作品。这是广东文学的优势，这个优势怎么保持下去？其实广东文学又在面临一个新的课题，我想请广东作家注意，新的金融危机会给世界政治格局、经济格局以及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带来新的挑战和考验。中国人正在经受这种挑战，广东的企业，广东的工人、农民都在经受这样一个挑战。这种题材也会使作家遇到思想上的挑战。这是一个大的题材，我希望广东作家能够抓住它，每当国家碰到困难，广东作家都是非常踊跃的，在雨雪冰冻灾害、汶川大地震的时候都走到前列去了。那么这次世界金融危机，中国经济面临严峻挑战，如何处置这场经济危机可谓惊心动魄。我建议广东作家给予更多关注。

广东文学有自己的文学特色，我们过去注意得还不够。是它在城市文学中有新的发展和开拓。广东的传记文学也应该引起注意。广东这块土地上产生了非常多的风云人物、英雄人物，广东文学通过传记的方式把人物表现出来，这一方面非常有价值。广东还有地域文学正在兴起，以客家文化为主。像程贤章的作品比较粗，但是它带出的客家文化的气息非常重，反而成为代表性的作品。当然广东还有很多地域文化，比如潮汕文化也很发达，但从它的文化含量、文化特色看，还没有客家文化这样让我们感觉到除了紧跟时代脉搏以外本身还有追求，积累一种文化底蕴。客家文化的特点，就是其核心价值特别突出，在代表性的作家和代表性作品里面反映非常强。

王 干：

广东文学有大有小，有土有洋，有整有零，是一个协调发展的文学格局。

关于有大有小。有大，是说广东文学非常关注现实，关注时代，关注生活，有很多宏大叙事的作品。广东文学从欧阳山、陈残云以来一直到今天其实基本上继承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传统。广东的报告文学特别发达。这种文体本身就属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特定的产物，这种特定的产物在广东作家那里得到了非常充分、也是非常自由的发挥。这一方面跟他们生活的丰富多彩有关系，一方面跟他们的传统有关系。有小，是指小语文散文，出现在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就是回到日常生活，回到人最基本的生存状态。

关于有土有洋。广东作家是很奇怪的，一方面广东处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但是很多作家的写法非常传统，另外也有很多写乡村题材的。例如，已经去世的杨干华，他用广东话写作，是一个真正本土的乡土的写作。打工文学也非常土。当然广东有非常洋气的一面，比如最早的孔捷生的小说，后来刘西虹的小说《你不可改变我》，是非常洋气的。

关于有整有零，指的是广东的文学队伍。有整的力量，最早通过文学院的方式组织起来的；有零的力量，通过签约制、合同制的方式实现的。广东自由撰稿人在全国出现得也是比较早的。

张颐武：

广东文学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像《大风起兮》《国运》这些宏大的作品，记录下中国30年来变化的轨迹，这是很有价值的。

此外商业精神、企业家精神也在文学里面有很好的表现。商业精神是30年来对中国社会发展很重要的精神，其重要的意义就是解放个人，把这个东西写出来，不管是大的还是小的作品都是很有力量的。

广东有一个特点，它的地域文化在整个生活形态方面和内地有非常大的差别，其中有跟亚洲华人海洋性文化天然接近的部分。比如说客家文化、潮汕文化都跟东南亚、南洋的华人文化有比较紧密的联系。广东话是一种和普通话完全不同的在全球流行的汉语。从这个角度看，广东文学有一个很大的契机。好多广东的作家很苦恼，口语是一套说法，但是写在文字上又不一样，粤语中很鲜活的东西，在文字上表达不出来。广东的文学怎么办？未来从一个全球华人的角度来观察，粤语就不再是负担，方言会是积极的因素，进入到文学里面，对于整个中华文学的发展有积极的意义。因此，我觉得广东文学更有希望。

王必胜：

广东作家的状态很好，是一种进取的状态，这很难得。这里面体现了一种现实题材，还有人文情怀，还有现代意识。另外，整体上比较丰富，也很立体。闭着眼睛一想，就会想到广东的小说、报告文学，还有散文。

广东文学从整体上看比较丰富，但是从个体上看我觉得还有一些缺失。突出的作品，很抢眼的，就有亮点，这一方面是不是有缺失？怎么处理现实的进入？应找一种很好的切合点，同时眼光上要更深远，文化意识层面上的东西更深入一点。换句话说，我们现在创作上世俗性的东西很多，但是神性的东西少，怎么样更进一步增强？需要我们认真思考。

彭学明：

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前沿，正是在地理上的得天独厚，使得广东的文学地理也具备了四个最鲜明重要的特点：一是站在时代前沿，领唱改革题材。二是带着民间情感呼吁打工文学。三是丰富的岭南气息。四是丰富的文学储备。

第一，站在时代前沿，领唱改革题材，举改革开放大旗，作品一般结构恢弘，有一览众山小的气势，有忧患意识、现实品格。第二，带着民间情感呼吁的打工文学。第一个层面表现疼痛与呐喊，不仅是肉体上的疼痛，更有心理上的疼痛，精神上的疼痛，是打工者自己的心声。二是其他阶层对打工阶层的关注和悲悯，这是一种中国的文化情感，更重要是打工文学从集体呼喊痛苦，现在开始自觉地自强自立。第三，丰富的岭南气息。我们到处看到荔枝、龙眼。第四，有丰富的文学储备。广东文学有巨大的潜力，它还处在成长期，一批年轻打工作家的崛起丰富了广东的文学储备。

欠缺的方面：一是有宏大的现实品格，但缺少宏大的文学气象。文学性和艺术性还不够，内容上比较老套，缺乏新意，结构上稍显粗放，诗意美感也欠缺一点。二是题材宏大，太大太满，就显得杂乱无章。

李炳银：

广东文学在这30年中有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迅速地进入到第一现场，这在内地一些省份和地区表现得还不是很明显。很多东西在广东轰轰烈烈干起来了，在内地还在争论，还在犹豫的过程当中。我关注报告文学比较多，我觉得广东的作家在迅速进入到第一现场拥抱时代生活上非常突出。

还有另外一种现象很奇怪，按道理说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他们最早接触外来的文化、外来的生活方式、外来的行为方式，但是恰恰在广东文学作家的作品当中，像上海的那种所谓的美女作家写作，北京的一些青春文学写作却很少。广东的作家对社会有一种担当精神，有一种责任意识，有一种使命感，，对社会现实生活积极地介入，这一点值得肯定。

现在摆在广东文学面前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需要大家来讨论。一方面是我们在火热的生活面前，兴奋的情绪、兴奋的感觉和热情表现得很充分，也很及时甚至也很到位，但是如果我们回顾改革开放30年文学实践来看，我们在兴奋之余是否还需要更加凝重的表现。在这些方面我觉得广东文学的表现可能也有不足的一面。当然也有很好的作品，也有茅盾文学奖的作品，多次得鲁迅文学奖的作品，也有像《国运》这样的厚重大气之作，但是再过多少年来回忆这些作品的时候，我们也许会感觉到它的时效性很强，它的及时表现生活的功能很明显，但是它的历时性和文学性可能就要弱一些，所以我觉得广东的文学还需要更加凝重的表现。

牛玉秋：

讲到广东文学的贡献，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广东文学的贡献，就不能不提到它的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我们讲它是宏大叙事也好，讲它是革命现实主义的作品也好，这样的一批作品所产生的影响，最重要的是把，历史进程、社会思潮通过人物形象展现出来了。这恰恰说明了，它是革命现实主义，而且是在这样的创作方法的指导下才可能产生出来的文学现象。从这一点来讲，就肯定了这样一种创作方法，它所包含的独特的文学内容。

方言其实是文化最强烈最直接的一种表现，但是广东方言还有它和整个中原文化、北方文化的难兼容性，造成了它在进入文学的时候是有障碍的。我很小的时候看《三家巷》，当时没有觉得里面有广东话，说明广东话进入《三家巷》还是比较艺术的。而现在，比如《终结于2005年》中的广东话，确实让人受不了。方言进入文学，应掌握的尺度，采用的方式，这是广东作家应该研究的问题。

广东的地域文化是内容非常丰富的，比如潮汕文化和客家文化，那是有很大不同的。这种丰富性为广东作家提供了非常好的土壤。把这样一种文化的丰富性在今后的广东文学创作中得以展现，是我对广东文学的希望。

黄宾堂：

不能忽略广东女性作家的崛起和女性创作对于改革开放30年的贡献。郁秀、刘西虹，还有郑小琼，她们组成了女性创作群。她们都得过很多奖，在整个广东文学中占的比重也是非常大的。

有三个经验值得注意。第一，她们很多人是外省来的，带来外省的经验和当地文化的碰撞产生了丰富性和复杂性。第二，彭名燕是1992年到了广东，那是改革开放的拐点，改革开放进入了快车道，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整个南方的改革开放氛围非常热烈，从彭名燕开始一直到后来我提到的作家群，她们以女性的细腻和敏锐，体会到了在改革开放前沿，在社会变革时期人们的一系列精神层面的变化，我觉得这是一个女性的切入点，在这个层面上提供丰富性。第三，城市经验。大家刚才都提到城市化的进程，在广东处于前沿的位置，城市经验的丰富性和城市文化的建设性，人的现代化的层面的开拓，我觉得女性群体在这些方面对广东文学作出的贡献不可小觑。

冯 敏：

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成绩是举世瞩目的，广东省又是在这一场改革开放大潮当中的弄潮儿，文学也是同步地反映了这样一个历史的进程。

30年来的改革开放顺风顺水，但是它现在遇到了问题，遇到了很大的挑战，广东省也是首当其冲。广东改革开放所遇到的问题或者说中国改革开放进程当中所遇到的问题，广东作家实际上早已反映过，他们思考过，他们忧虑过。土地流转问题、弱势群体问题，国企改制问题等等，我觉得思考最多的是广东作家。这是广东作家的敏感之处，也是先于社会进行的以人为本的表述。

这里面牵扯到一个转型问题，经济要转型，文学也是这样。由我们过去的意识形态批判应该及时转到对资本的批判，对资本的扩张和增值造成的种种问题，文学应该发言。在这一方面广东作家都涉及到，都对这些问题作过批判和思考。在广东这个经济最发达的省份，对资本的批判力度也是最强的。这一点是广东文学值得骄傲的地方。

王兆胜：

广东文学中的散文有两个特点：第一，风气之先。在创作上，小女人散文，打工散文，都是非常快捷的，也反映了我们的时代。第二，在表现生活、表现人生观的时候有正气在。现在很多散文写得比较萎靡，有一些散文越写越低，但是广东散文还有它的正气、阳光的一面。比如说散文写到性的问题，它写得很美，把性进行了审美化。再一个写到苦难悲剧的问题，不是进一步悲剧，而是在泪中笑。

谈到不足，现在广东的散文和全国的散文一样，仍然没有摆脱我们对散文的固有认识。散文越写越长，越写越散，这可能与我们对时代的理解有关。散文可能还要改变一个概念：形散而神不散。有的人提出来形可以散，神也可以散，我觉得可以考虑。我们现在倡导的就是散文愿意怎么写就怎么写，形神俱散。另外，变和不变是一个常态的关系，我们文学应该考虑。广东的散文也是这样，在强调变的同时还要考虑不变，常态的因素，传统的因素，各方面的因素都要考虑进去，这样文学才可能有传统的底气，有内涵，而不是仅仅是穿堂风。

张 柠：

我在广东作协工作了12年，自己在学术上成长的过程，最主要的时间都是在广东作协度过的。在那里呆了那么多年，对广东有一定的了解，我感觉广东文学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是关注个人语言表述的华丽和漂亮，而是关注现实问题，这是广东作家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它的文学最出彩的地方是报告文学和有报告文学色彩的小说，这个跟广东本土人的文化的世俗化和平常心有关。并不是说广东人本身不善于玩语言，玩技巧，在上世纪80年代也有一些玩得非常好的，刘西虹就玩得非常好，但是他们放弃这个路子，这个跟近代的广东文化密切相关。

在充分肯定广东文学对改革开放的生动反映的同时，还有一些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在对于典型人物的塑造，对于人的描写上还有些缺陷，对大事件的描写非常有气势，但是对于人物个性的刻画还比较弱。

另外一个就是文学风格，正多于变，我们的作品是正太多，变太少。“变风”强调作家的个性，强调作家的多样性，感受的丰富性，而不是对大的宏观历史的把握，对大的抽象的社会主题的了解。在这一方面，近年来广东作协也下了一些功夫，大量引进年轻作家，引进风格多样的作家，这对广东文学创作的丰富多样性以及个性化是会有帮助的。

广东作协的文学工作思路还应该更打开，除了关注传统的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之外，应该把视野再打开，特别要关注影视文学。广东的影视文学委员会应该抓起来，它不仅仅是电视台、电影和电视的问题，要发挥文学作为影视剧“母本”的作用。近年来广东作协对于新的人才的引进以及对文学总体的管理上的力度不断加大，相信广东文学会有更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