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鸳鸯赏罢觅金针——《西藏读本》读后

2009-03-13王充闾

文艺报·周五版 2009年9期

王充闾

2006年,在法兰克福度过了难忘的异国中秋之夜。那天,辽宁出版集团盛情款待我们这些参加国际图书博览会的作者。席间,作家苏叔阳以他那特有的清亮而标准的京音,吟诵着一首首关于中秋与月的古代诗词名篇,豪情与酒兴争辉,面颊共灯花一色,赢得了与会者一阵阵热烈的掌声。文友们尤其为这位文章大家慨然承允《西藏读本》的写作而感到振奋;当然,也深知这是一项难度颇高的硬任务。

概言之,其难有三:读本中许多话题都是很敏感的,政治性、政策性很强,不太容易把握。此其一;其二,书的篇幅虽说不大,不过十几万字,但它对作者的哲学(宗教)、史学、文艺家素养的要求却是很高的;当然,最难的还是第三点——如果就是一部政治著作或者学术著作,也还好说,可是偏偏要求:既要从历史的、学术的角度,客观地撰写一部西藏历史和今天的真实范本,又必须采用文学手法、形象思维,写出一部富有艺术魅力的文学作品来。科学性与艺术性,史笔与诗性,逻辑与具象,纵令不是相互对立、相互矛盾,起码也是相互制约的。弄得不好,就会成为一部“正襟危坐”的标准史书;或者,变形为猎奇笔记、戏说历史、民俗趣谈。我们都为叔阳先生捏着一把汗。

而他自己却从容不迫,好整以暇。这使我想起了“草船借箭”的诸葛公了。“三日之内,拜纳十万枝箭”的重担挑在肩上,可是,“第一日却不见孔明动静,第二日亦只不动”。叔阳先生也像当日的孔明那样,只顾喝酒、吟诗,纵情谈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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