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玲

[摘要]民国时期是中国考古学从传统转向现代的一个特殊时期，有着金石学根底的本土学者与有着留学背景的新型考古学者之间，既有一定的学术承续，又有明显不同的学术取向，构成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新旧并存的一个独特阶段。

[关键词]民国时期，考古学，学者

[中图分类号]K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09)02－0042－04

民国时期，从事考古学研究的主要学术力量有两个，一是从事传统考古学活动的本土学者，一是留学归来的新型考古学者，两者的学术着眼点都在古代物质文化，对古代遗物感兴趣。因处在相同的时代背景下，两大群体都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试图通过自身的学术活动发扬中国文化，重新树立中国文化的地位。但在具体学术理念上，留学考古学者仅把具体实物当成古代曾经发生过某个特定社会文化活动的证据，把实物遗存作为研究古代社会的信息来源，很少有收藏古物的习惯；而本土考古学者对器物本身更感兴趣，大多数同时为收藏家、鉴定家。学术理念的不同又导致两者学术分歧、发生诸多学术争议，甚至在一些问题上存在尖锐冲突，具有明显的学术界限，进而形成不同的学术圈。这些对当时及此后的中国考古学发展都产生了一定影响，是中国考古学史研究重要课题之一。但因对中国近代考古学史整体研究的缺失，此课题的研究还很薄弱，几乎没有直接的研究成果。本文从学者群体的交游、人脉等人手，考察民国时期不同学者群体的学术理念，重新透视中国考古学发轫期的特殊成长历程。

一

中国文人很重视学派归属，讲究门户学派及其传承，并且因此影响他们对治学环境的选择。民国时期表现尤烈，“民国学界，唯新是求，老旧几乎成了腐朽的同义词，所谓老师宿儒，大都被打人顽固保守之列，甚至等同于前清遗老”…。中西新旧官私之间矛盾很大，处处充斥，“在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学术界，特别是文史学界，有所谓‘土产学者和‘出洋学者之争，前者说后者不了解中国传统，处处隔靴搔痒；后者则批评前者方法陈旧，工具不够”。

民国时期史学界明显存在以傅斯年等留学生为主体的“西学派”和维护传统学术的“中学派”两大派别。“西学派”崇尚西方近代科学，强调“制度”，忽略“精神”层面，主张科学地整理原有学术。此学派专注于对中国旧传统的质疑、解构和批判，对中国传统抱着极其严峻的态度；而“中学派”在学术上表现为对传统文化抱有“温情”与“敬意”，他们不排外，而是力主以“中学”为本位的“中西会通”。两大学派之间在具体的活动中分歧明显，傅斯年就常以西方知识渊博自豪，自觉地用西方科学方法研究历史。对从没走出国门、也没受过大学系统训练、自学成才的钱穆时有讥笑，笑他的西方文化知识只有从《东方杂志》上得来的那点。反过来钱穆也讥笑傅斯年，说他历史知识视野狭窄。萧一山直接批评留学生的实证主义：“以考订破坏为学，而讥博约者为粗疏。”民国时期考古学附属于史学，学者之间的身份认同与史学界大体一致。夏鼐对民国时期考古学者学术背景的分析，反映了考古学界同样存在西学与中学即新与旧两大群体：

当时受过训练的考古学家几乎都是从地质学或人类学方面过来的。便是受过考古专业训练的，他们所受的训练几乎都是史前考古学方面的。另外一批学者，则是由古史研究、古文字学和古器物学方面过来的，是在书斋中培养出来的。

前者主要指以田野为阵地的留学归国的学者；后者指以书斋为研究场所的本土考古学者。事实上，民国时期本土考古学者与留学生之间，因为人脉、交游、学术渊源以及身世习惯等因素，导致学术思维、方法以及学术取向迥异，并由此产生诸多学术纷争，学术交往多限于相对封闭的学术圈内。

二

整个民国时期以留学生为主导的学术机构都非常看重学者的留学背景，并以此为准相互介绍和引荐。留学生归国后很快会被以留学生为主体的学术机构和团体接纳。成为圈中人员，或者创建新的相应机构，接纳更多的留学生。傅斯年组建史语所后，在具体用人上就偏重于有留学背景的新人，提出“应找新人，不应多注意浮华得名之士”的用人方针。史语所考古组组建之初，主任人选最后集中在马衡、李济两人身上。马衡当时已是北大考古学会的会长、考古学研究室的主任兼导师，在学界有很大的影响；而李济除了西阴村遗址发掘外，并没有很多的学术成果，为学界较年轻的学者。在双方都向史语所示意愿往的情况下，傅斯年最终舍马衡选李济，看重的正是李济的留学背景，这从一个侧面真实反映了民国时期留学生之间声气相应的关系。

在这种唯留学生是用的用人方针指导下，许多没有留学背景的学者被拒在史语所考古组的大门之外。李济之后考古组成了留学考古学者的集中之地，梁思永、吴金鼎等先后被招纳进来，考古组很快取代北大、清华成为考古学研究的学术轴心。而另一方面，留学生也着意于这样的新型机构，多选择到此工作。李济评价丁文江：“他是在英国受过教育的著名地质学家；他思想开放又有组织天才，更重要的是他一心一意在祖国提倡西方科学。”他还高度评价以留学生为主体的地质调查所，认为中国近代考古学的诞生与此机构有密切关系：“调查工作逐渐扩大到古生物学，以及后来扩展到史前考古的情况。此时大学课程已开设地理学和古生物学。”认为王国维在清华国学院讲授中国古文字课时，把讲授的内容分为“书本资料”和“地下资料”，“充分说明了地质学使用的‘田野方法已影响到受传统教育的学者”。评价地质调查所创办的刊物《中国古生物志》的出版：“为中国首都提供了一个新学科和获得这种知识的新方法，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比是个全新的事物。”认为具有西方科学训练背景的留学生所办刊物的基本思想是：“使科学上的各种发现引起专家和科学界的注意。中国的知识界只有少数受过专门训练的人由此获益，但也应从另一角度看这刊物的影响。它是科学资料的介绍。””对这种新的研究模式表示出巨大的欣赏。

留学生之间多以师友认同并相互以同行相称，裴文中说：“中央研究院考古组诸师友在安阳开掘之结果，在考古学上最大之贡献，即得知各文化时期之前后次序。”卫聚贤的《中国考古小史》一书成，李济作序，张凤校语，胡肇椿跋。在自序里，卫聚贤引李济、梁思永、黄文弼、裴文中、庄尚严、胡肇椿等留学出身考古学者为同行。卫聚贤一直以考古学者、考古家、考古专家自居，同时称滕固、张凤等留学学者为考古学者，称滕固等加入吴越史地研究会：“从此京中的学术团体中，又多了许多考古学者的集团，对于吴越古文化，一定有相当的发现收获。”李济评价梁思永：“是一位有田野工作训练的考古家，并且对于东亚的考古问题作过特别的研究。”

三

反过来，本土考古学者之间虽然没有统一的组织机构，但多有着明确的师承关系和较为统一的研究取向。与留学生相比他们更是看重学者的金石学

学术背景，往往以此相互引荐、相互提携，从而组成一个相对封闭的学术交往圈。

罗振玉为早期本土考古学者的核心人物，本土主要考古学者多出自罗氏之门。除了王国维的追随外，罗振玉晚年寓津，马衡一度屡屡来津会学，容庚、商承祚二人更成为罗氏亲灸的“高徒”。商承祚回顾自己的学术之路说：

九年秋，负笈析津，游上虞罗师之门。寝馈于甲骨鼎彝石刻之中。日不暇给。然后知曩日所见之浅也。尤耆殷墟文字。昼则毡拓古器铭文，夜于案头置枣栗之属，读罗氏甲骨诸书，至鸡鸣始息。如是者期年，成《殷墟文字类编》十六卷。

罗氏晚年颇思寻得“观堂第二”，曾对当时还在无锡国学专修馆学习的唐兰寄予厚望，特函嘱王国维：“此君后来之秀，诚今日少年中之巨擘，将来成就未可限量，不可不一见之也。”由于唐兰家贫，罗氏在其毕业后特召之到津，介绍给津门周氏做家庭教师。唐兰成为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后总结甲骨学最具成就者为“甲骨四堂”，排在第一位的便是罗氏。

罗振玉和王国维不但通过自己的著作影响，还身体力行奖掖和提携一批古文字学研究的专门人才。商承祚将所撰的《殷墟文字类编》请罗振玉指导，罗氏非常高兴，“为之轩然首肯，欣后继有人，鼓励再接再厉”㈣。1922年，容庚将所编《金文编》书稿请罗振玉批正，罗氏高兴地一面与容庚长谈，一面认真翻阅，并勉励他完成此书。后多方推荐容庚于马衡，使容庚得以进入北大考古学研究室学习。《金文编》成稿后，罗氏又与王国维审定全书，指出所误之处，并为出版此书斡旋，最终帮助容庚走上了古文字研究之路，容庚回忆：

(1922年)余与弟肇祖偕来北平。……至北平虽抱续成《金文编》之志，而不能无所业以藏身，遂考入朝阳大学，已注册交费上课矣。得黄节先生信，言马衡先生欲见余。乃往谒之。马先生言罗先生告以容某新自广东来，治古金文，可造就也之语，渴欲一见。……见后劝余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攻读。……余之《金文编》成，有胡适先生介绍求售于商务印书馆，欲得稿费六百元。馆中人审查不合格退还。著书难印书亦不易也。罗氏复为余印行。

容庚对罗氏的提携终身感激，罗氏之孙罗继祖回忆容庚在1929年曾到旅顺拜访罗氏：“当1929年予家初迁旅顺新宅，董(董作宾)与容(容庚)造访，于市楼泰车连宴二日。”

继罗氏之后，王国维成为本土考古学者的核心人物。他通过教学传递学术信息、传承学术理念，通过书信联系同好。其核心作用同样表现在引荐后学方面，许多本土考古学者通过王国维进入学界。容庚的《金文编》成，王氏亲自作序：“其书祖述中丞(吴大潋字)，而补中丞书处甚多，是能用中丞之法而光大之者”，给予很高评价。商承祚的《殷墟文字类编》成，王氏序：“他日所得，必将有进于是编者，余虽不敏，犹将濡毫而序之”，同时以“可以传世评之”。唐兰虽不是王氏的及门弟子，但他经常写信讨教，还“每道出上海，必就王氏请益焉”，得到王国维的指教，唐兰回忆说：“余既专治古文字与古史之学，于文字心悦孙诒让氏，于古史则先生所谓私淑者也。”王氏将商承祚、容庚、唐兰及柯昌济并称为“当世古文字学四少年”，推荐可谓不遗余力。

本土圈内学者关注共同的学术问题，往来谈学非常频繁。罗氏1925年10月30日致信王国维谈论：“前晤马叔平，渠近至平壤、汉城，观东西两大学掘平壤汉人古墓(皆乐浪太守)，其中多漆器，皆尚方工人所造，有年款。公知其事乎?”同年12月15日王氏致信罗氏：“今日始见马叔平，大谈朝鲜古墓中情形。”王氏晚年有十二封致马衡的信，信中所述，涉及石经、古文字、青铜器、度量衡等问题，交流学术观点占了很大篇幅。在信中提到容庚、何士骥等人，语气十分热爱。还提及李济在西阴村的发掘：“李济之自山西回，得石器、陶器等数十箱，已运至此，其详尚未闻。”

四

本文所谓的本土学术圈与留学生学术圈仅是一种简单的归类，实际上当时两大学术圈之间还存在一种交叉，如梁思永、董作宾、王献唐等人，这些学者的存在，使两大群体之间也有一定的学术认同和交流。留学生与本土学者之间并不是泾渭分明的，而存在错综复杂的关系。

梁思永本是留学生，其父梁启超认为研究考古学必须有传统金石学的基础，就利用自己在国内学界的声望和影响，积极介绍传统金石学者来指导梁思永。在其父的帮助下，梁思永在1927年回国一年的时间里，得到了传统金石学各名家的指点。正是这种中西学术的交汇培养，使他既拥有西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又具有传统学术素养。在其后的学术活动中，梁思永被本土学术圈接受，以容庚等本土学者为主创建的考古学社就接受他为主要社员，而忽略了李济。1927年，梁思永同时被聘为以本土学者为主的古物陈列所和故宫博物院的审查员等。

董作宾，早期曾受教于河南金石名家张嘉谋，后得张嘉谋资助到北大旁听钱玄同的古文字学课程一年，并摹印罗振玉的《殷墟书契前编》。1923年进北大考古学研究室，师从马衡、王国维等学习，其间参加了故宫收藏珍品的分类编目工作。从学术渊源上划分，董氏属于本土考古学者，但其后他参与了殷墟的田野活动，成为史语所考古组的重要成员。董氏主要学术活动虽然仍是对甲骨文字的认定和注释，但田野经验又使他的思维与本土学者有所差别，成为两大群体都能接受的中间学者。李济说：“就我个人来说，我们最感到融洽的为在对于现代考古学的立场上。董先生、梁思永先生和我对于现代考古学都有一个同样的信仰、同样的看法。”

傅斯年与王献唐之间的合作与交流可为当时两大群体合作的典型。两人从1929年起通过书信谈学问道，1930—1932年书信往来一度频繁，1930年5—9月4封，1931年7封，1932年3封。傅斯年在信中说：“唯此事(山东古迹研究会)无论如何，非兄主持不可，否则虚有其名，实无意思。”“盼兄长期参加山东考古。”其后还在信中提到：“安阳工作此时正忙，先生何不前往一看，多所指教?此事业十百倍于龙山之重要，往观一次似值得也。”王献唐在回信中始终高度肯定考古组用科学方法搜集考古材料的成就，并于1935年亲自前往安阳工地参观学习。

民国时期考古学界的新旧冲突如其他学科一样尖锐，甚至更甚之。作为传统学术中比较成熟的金石学，虽在学术方法上不如新引进的西方科学考古，但在当时依然保持着较大的影响力，新的考古研究需要得到本土学术的认同和支持才能正常发展。然当时这种无形的学术隔断使新旧之间交流不畅，大多数新的研究得不到老辈学者的学术参与，严重阻隔了正常的学术传递和学术资源的有效整合。延长了新旧学术之间融合的过程。

[责任编辑：王公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