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　颖

施大川来红花堰之前在乡里当过通讯员，常在县报的中缝和报尾发表百字文，挣些2元到5元不等的稿费。这些钱他从不去取，只将汇款单和剪报贴在一起，装订成一个本，宝贝似的藏着。每有空闲，便会拿出来翻一翻，一脸幸福的样子。

施大川不会做生意也不屑到餐厅洗碗当小工，因为他觉得那样有失身份。毕竟自己还算是发表过文章的，哪能跟那些叫不出名堂的傻小子一个样啊？

直到他在红花堰碰到一个写过并出版了两本诗集的诗人正在帮人算账，他才开始反思自己的求职要求是不是太高的问题，他的委屈感和怀才不遇感才稍稍弱了些。这时，正好同住的一位云南人需要推销二胡，管吃饭，卖一个提成5元。施大川想这工作多少也有点文化味，于是决定去卖二胡。

背着一堆二胡拉着当年在乡下学会的小调走街串巷，他发现城里人别说买二胡，就是愿意听二胡声音的人也越来越少。三天下来，除了脚上的几个水泡之外他一无所获。

就在他沮丧地在河边挑水泡的时候，他看到一位当年在他们乡上来讲过文学课的作家老师从他面前走过。那老师当然认不得他，以为扑过来的他要想强卖二胡给他。他费力地解释，老师才称回忆起有这么一回事，于是寒暄两句，扔下一张名片，说你平时常在社会上转悠，有什么新闻一定要通知我，老师现在不当作家当记者了。

施大川拿着那张精致的名片，恍恍惚惚觉得自己的人生转折点就要来了。从第二天起，他便把二胡甩给云南人，开始吃新闻饭去了。

他向他的作家老师提供的第一条新闻线索，便是离他住地不远的一家米粉店往粉里掺吊白块。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这事太不仗义了。这条新闻很快见报，得线索费60元，相当于卖12把二胡，可以供他生活10天。之后，他又向老师透露了一群外地人强迫小女孩上街卖花的事。这事又挣来了200元钱。报社做了一个既悲情又伤感的专题报道。之后，他又揭露了他的邻居——一个骑车上下班的“瘫痪”乞丐，报社派了三个摄影记者拍下了他装乞丐的全部过程和细节。此稿据说获了什么新闻奖，他也得到了破天荒的500元线索费。

当然，他也有失手的时候。有一次，他看见城管队员在打一个小贩，他觉得是新闻，急急忙忙打电话给老师，老师说这不算新闻。他于是白白损失了4毛钱电话费。还有一次，他看到一个开宝马的人打一个骑车人，他报料，也损失了4毛钱。此后，凡遇上这样的事，他就不报了。

他在民工和外来人口密集的地方转悠着，以每天一到三条的线索往外提供着。他的客户，也由他的老师而发展到其他报社和电视台的记者。为了工作方便，他还买了个“小灵通”，随时向新闻媒体提供线索。

据一位与他合作过的记者讲，施大川这小子很会来事，往往能摸准记者想要什么。有些新闻，如果现场错过了，还可以请他进行“新闻重放”。比如某家电视台就请他“演”过偷窨井盖的全过程，播出来之后，效果奇好。

据我所知，施大川绝不仅仅“演”过偷窨井盖的，他还“演”过半夜上街贴“牛皮癣”的外来人、写血书请求女朋友回心转意的民工，还曾经受某记者委托在宠物婚礼上当过主婚人。

随着业务的增加，施大川的演技和镜头感越来越好，每次都能很认真很投入地摆出令记者满意的POSE。照完之后，他还会更认真地提醒记者：记着蒙眼睛。

他说：可别三两下就穿帮了，我还指望着再演两年，供娃上大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