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　唐

我原来以为，换个工作、换个城市，就像换个裤头那样简单。

当时一个人从北京去美国，四六不懂，也就是简单托运两个巨大的箱子，随身书包里几十张盗版光盘，贴肉钱包里几张薄薄的百元绿色美钞。我在首都机场里抱了一下面目如春花身体如高梁饴的女友，向老妈老爸挥了一下手，在飞机上曲折婉约地睡了一觉儿，就到“美帝国主义”的地方了。所以想像从中国的北京转到中国的香港，应该像换个裤头那么简单：旧的脱下来，扔进洗衣机，新的从衣柜里拿出来，踹两下腿套上身体。

但，却非如此。离开北京就是第一桶麻烦。虽然人实际上受雇于外企，但是名义和手续上我的单位是外企服务公司。外企辞职，签署各种保密协议和非竞争协议，交还机要文件、钥匙、秘书、门卡、公司信用卡、手机、电脑之后，还要去外企服务公司结算我的各种福利保险、住房基金。具体金额的算法比对冲基金的高级操作还复杂，基本上它给我一个卡，给我多少我就拿多少，密码还不告诉你。还发给我一个存折，和这个卡不是一个银行的。这个卡和这个存折什么关系，一层楼的人也没能跟我说明白。还有，我的档案要存在北京市人才市场，交几百块，别问为什么。我也可以存别处，但是别处，没有在外企公司现场办公。至于别处是哪些去处，在什么地方，什么价钱，北京市人才派出的现场办公人员也不知道。还有，我的户口要自己存街道，我的医疗卡和缴费记录我要自己留着。

然后是处理身外之物。先是房子，房子要租出去。靠着我极简主义的装修风格，我租给了一个英国大使馆做文化艺术项目的半大老头。项目做四年，房子就租四年。

我要搬出去，光书就装了四十箱。不可能搬到香港，这些书进了我香港的房子，我只有掂着脚尖坐在厕所里睡觉了。实在没人可欺负了，还有父母。书堆进老妈原来的卧室，箱子摞了三层。老妈叫嚷，楼板要塌的。

除了房子，还有宽带网。我跟英国大使馆的半大老头说，你还是留着用吧，北京也没有《阁楼》卖，你老婆也不在。他说，是啊是啊。还有手机，我申请了一个语音信箱，录了个问候语，中英文各一遍，大意说，我到南方去了，有话就撂下。我反复听了好几遍录音，才勉强接受，电话里那个公鸭嗓的男声是我自己。

然后是处理身外之羁绊。颐和园的西堤和故宫后屁股上的筒子河，我带不走，但是要使尽全身力气，恶狠狠地看一眼，闻一鼻子，能摸的地方慢慢摸两把：一棵是柏树，另一棵也是柏树。古玩城带不走，酒肉朋友带不走，我在一周的时间里，每天赶三个局，基本都见过了，至少能抵三四个月，不去念想。康宁按摩院的独眼龙老白带不走，三联书店带不走，又买了十几本，行李装不下，继续堆到摞了三层的书箱上。

然后还有到了香港的第二桶麻烦：旅行手续、工作手续、房子、手机号码及通知所有同志，银行户头、宽带登记、书店、技术好的盲人按摩院、各种银行卡飞行里程卡的联系办法更新。

所以，如果不考虑思念、纠缠、反复，以及双方亲友团，换个城市简直比换个老婆还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