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功

13年前，我的父亲因突发脑溢血在张家界的一家宾馆里病故。我赶去料理完后事，在归途的飞机上，写了悼念的文章。我写了他作为一个经济学者曲折坎坷的一生，然而谁也不知道，我故意回避了一个话题，那就是，父亲如何作为一位父亲。

其实，作为一个父亲，他也给我留下过许许多多催人泪下的感动。比如在我12岁生日的那天中午，父亲忽然递给我一本存折，让我把里面仅剩的一元钱取出来。我不会忘记这个日子。因为在那个年代，一元钱，是银行开户的基数。因此，营业员问我：“都取了？销户吗？”我不得不掩饰我的羞愧，含含糊糊地“啊”了一声，拿了钱，匆匆离开。回到家，我把一元钱交给父亲。父亲却从口袋里又拿出一元钱来，给我和姐姐一人一张，说：“你们到商店去，一人买一块桃酥吃吧。”那是20世纪60年代，不堪回首的“三年困难”时期。那是月底，家里正缺钱的日子。可那又是多么香美的桃酥啊，我把它细细地含在嘴里，让那酥香的渣渣儿一点一点在舌尖上融化……父亲就这样取出了存折里的最后一块钱，给儿子过了12岁的生日。现在，当我在电脑键盘上敲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的泪水止不住地流淌。然而，13年前，看着父亲躺在火化炉前的铁匣里，被缓缓地推进去的时候，尽管有无数类似的细节就像身后被风卷起的银杏叶一样，在我的周遭飞舞起来，我还是像一个陌路人一样站在父亲遗体旁。最后一刻，火化工问：“家属还看最后一眼吗?”我默默地摇了摇头。我瞥见他投来的诧异的目光。这铁石心肠，就连我的妻子都感到诧异。偶尔提起我面对生离死别竟毫不动容，妻子仍怪怪地看着我。

只有我自己知道这铁石心肠的来由。

我在家乡广西北海市出生的时候，父亲游学广州，随后又走得更远，到北京做了中国人民大学的讲师。直到1957年他回到家乡接全家移居北京时，我才见到他，那时我已经8岁。屈指算来，那一年，他也才28岁呀。父亲归来前，我已经无数次翻开祖母抽屉里的相册，偷偷看过他挺拔的身影。父亲归来在那小小的城市无疑引起了轰动，因为我看到他一次一次应邀赴宴。尽管在父亲面前，我仍然是羞怯的，内心却希望父亲为自己所“独霸”。这就成为他每一次出门我都要偷偷尾随其后的原因。

一次尾随的结果，我发现请我父亲一起进酒楼的，是我的姨夫，这使我终于找到了一个撒泼使性儿的理由，我回来跟祖母又哭又闹，责问父亲为什么和姨夫吃饭都不带上我。一个时辰之后，父亲回来了，祖母还搂着我又哄又劝。见儿子回来，祖母便把儿子“训斥”一番，“命令”他承诺以后一定不得擅自行动。父亲没有回应祖母的话，冷冷地看了看我，突然一把把我从祖母手中夺过，扯到院子里便打。今天，我已经记不得打得重不重了，长大后读了《红楼梦》，知道自己挨的要比宝玉轻得多，更知道大概中国的儿子们，都难逃这一劫的。惟其如此，这个家才可奠定父严母慈的伦常基石。

就这样，父亲终于成长为一个中国的父亲。

而我，则永远远远地站在鸿沟的另一端，肃然地看着他。

甚至直到阴阳两隔的最后时刻。

不过在这一点上，最终，我还是要感谢我的父亲，因为是他，使我决心做一个别样的父亲。

至少，至今，我没有对自己的女儿有过丝毫的斥责，更不要说责罚和打骂了，甚至在她少不更事时，灌药之类的事都没发生过。有一次，我甚至和眼泪汪汪的她讨论了半个小时，直到她心甘情愿地张口把药吞下去。

现在她活得健康、快乐，学业优秀。

阿弥陀佛，她应该感谢她祖父对她爹的那顿暴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