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文斌

《杨绛传》里记述了杨绛的几段往事，读后，一个“老派”知识分子别具一格的秉性和风骨耐人寻味。

“三反”运动中，杨绛遭到学生“控诉”，大礼堂里几千双眼睛都射向她，杨绛却“效法30年代的旧式新娘，闹房时戴着蓝眼镜，装作不闻不见，木然默坐”。第二天起来，还故意打扮得喜盈盈的，拿着个菜篮子到校内菜市上人最多的地方去招摇，看别人怎样逃避她。

“文革”中，杨绛被剃了“阴阳头”，罚去扫厕所，之后又下放到干校，但就在一次头戴高帽、脖挂木板、手举铜锣游街后，杨绛却模仿《堂吉诃德》中桑丘•潘沙的口吻说：“我虽然‘游街出丑，仍然是个体面的人！”

上世纪80年代，杨绛因翻译《堂吉诃德》而获西班牙政府颁发的大奖，西班牙政府通过驻华大使馆邀请她出访：第一任大使邀请，杨绛谢绝了；第二任大使送来正式的书面邀请，杨绛正式地以书面形式谢绝了；第三任大使通过中国社科院领导马洪去请，杨绛感到实在“赖不掉了”，才答应下来。对此，钱钟书曾经不无得意地说：“三个大使才请动她！ ”

杨绛的淳朴、敦厚向来为人称道，但淳朴之内却隐含着高贵，敦厚之中却透射着倔强。

这真是个体面的人！这“体面”不因命运的落魄而卑怯，也不因名利的荣光而外露，不被左右的人格尊严栖居于心灵的某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