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萍

摘要:文学创作中往往蕴藏了作者的隐秘的内心世界。《聊斋志异》是蒲松龄的代表作,通过对《聊斋志异》男性人物形象的分析,从而发现在聊斋男性人物的塑造上,折射出作者蒲松龄对科举制度的爱恨难舍,对真善美的道德捍卫以及矛盾的情爱观。

关键词:聊斋志异;男性;蒲松龄;科举;劝世;情爱

中图分类号:I207.419 文献标识码:A

蒲松龄所写的《聊斋志异》这部短篇小说集,是人、鬼、狐、妖所组成的一个幻想王国。在作品所反映的时代,不管是达官贵人还是商贩走卒,在社会大舞台上粉墨登场的极大多数是男性,而作者本人也是一个落魄的男性文人。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提出:“有人想在天国的幻想的现实性中,寻找超人的存在,而他找到的,却只是他自己本身的反映。”在《聊斋志异》众多的男性形象中,作者正有意无意地投射着自己的世界观、道德观和审美追求。由此,我们通过对《聊斋志异》的男性人物形象的解析,来探究作者蒲松龄的内心世界。

一、郁闷和愤恨——科举制度下灵魂的生死沉浮

隋唐以来,鉴于前代取士之弊,开创了科举考试法,实行凭应试文章而不以家世门第为标准的新登科制度。制度的程序,到明清时已十分完备。这个制度给出身寒门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进入封建统治阶层的机会。使一批有才识的士人由此进入了各级政权。应该说,用科举制代替以家世门第取士是社会的进步。但是,真正能从科举踏入仕途的毕竟是少数。唐朝时,取士名额稳定在应试的百分之二至三。李唐以后则远远不到这个数。到了蒲松龄所在的时代——清初,因为各学的名额有限,而应试者多,所以进学甚难。这在文风发达的地区尤其如此。而且,从科举制度出现的那一天起,士子们就因疯狂地追求金榜题名而不择手段。科场舞弊、请托贿赂之风愈演愈烈。

蒲松龄出身书香门第,在这个“学而优则仕”的社会里,科举是他必然的出路。从十九岁开始参加科举考,直到五十一岁在妻子的劝说下才罢手。“八股文”这个敲门砖却屡次敲不开做官的大门,使他济苍生、耀祖宗的愿望一次又一次落空。在此过程中,也逐渐让他看清了科举制度的真面目:考官无才无德,考生舞弊成风,录取名额又微乎其微,像他这样家境贫寒的人是很难有进身的机会。但是,科举又是穷秀才的唯一出路,他不得不在科举路上蹉跎一生。

良禽高飞尽,吾郑数何奇。莫下陵阳泪,三年黍一炊。不恨前途远,止恨流光速。回想三年前,含涕犹在目。三年复三年,所望尽虚悬。五夜闻鸡后,死灰复欲然。①

在这首诗中,蒲松龄流露出来的欲进不能、欲罢不忍的心态,字字血泪化入了《聊斋志异》里许多举子形象的塑造中。

《聊斋志异》中很多篇目中的男主人公是以落第秀才身份出现的,这是作者身份的无意识流露。而在十几篇纯以写科举内容的作品中,作者则把自己在追求功名时的辛酸苦辣、怀才不遇的愤懑,通过一个个举子的经历,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出来。叶生(《叶生》)的身死而不知魂灭,魂从知己,欲借福泽为文章吐气;俞士忱(《素秋》)以蠹鱼之异类,一击不中,冥然遂死;王子安(《王子安》)幻想中的空中楼阁,被狐戏而不自知。可见举子们对科举入仕已到了何等痴迷的程度。而秀才赶考时的种种不堪情状,骤起骤落的幻想心态,蒲松龄则在《王子安》篇的“异史氏曰”中进行了细致深刻的描绘:

秀才入闱,有七似焉:初入时,白足提篮似丐;唱名时,官呵隶骂似囚。其归号舍也,孔孔伸头,房房露脚,似秋末之冷蜂。其出场也,神情惝怳,天地异色,似出笼之病鸟。迨望报也,草木皆惊,梦想亦幻。时作一得志想,则顷刻而阁楼俱成;作一失志想,则瞬息而骸骨已朽。①

悲乎,天下失意之举子!悲乎,蒲松龄!

而正因为蒲松龄是天下芸芸不第的书生之一,他对科举中的贿赂、舞弊以及考官无才等现象充满了怨愤之情。贾奉雉(《贾奉雉》)才名冠世,却试辄不售,戏集落卷中不可告人之句,连缀成文,却中了;王平子(《司文郎》)的使瞽僧受之于脾的文章不中,而余杭生令瞽僧作呕的文章倒中了。可见当时文道黑白颠倒。在《何仙》中蒲松龄借何仙之口骂考官为“饿鬼道中游魂,乞食于四方者也”。《司文郎》中借瞽僧之口说:“帘中人并鼻盲矣!”而《考弊司》中则通篇以阴间开科举考试索贿等丑恶现象来隐射现实中的科举状况。如此例例,让人明白:有才之士,终老明经,乃是世道所然。

但不管蒲松龄怎样在文中嘻笑怒骂,他自身在科举考试上的屡战屡败、屡败屡战,让我们体察到在他的心灵深处,对中举始终抱着一线希望,青云直上的为官生涯是他刻骨铭心的梦想。因此在《聊斋志异》中,他所喜欢的正面书生形象都得到了金榜题名的美好结局。把自己圆不了的梦想在笔下的人物中一一得以实现。宁采臣(《聂小倩》)登进士;冯相如(《红玉》)领乡荐;孙子楚(《阿宝》)“抡魁,明年举进士”;程孝思(《胡四娘》)授庶吉士……并且,蒲松龄对于满腹经纶却在科场落第的才子,总让他们有施展才华的机会,或在海外异域,或是在花、鬼、狐、妖的幽冥世界,在那儿得到知己的肯定。像马骥(《罗刹海市》)在龙宫中赋《罗刹海市》;柳秀才(《织成》)在洞庭湖主面前写《风鬟雾鬓》;在《绛妃》一文中,作者索性借神来之笔,写一篇美文,显现自己的才华于人前。这样,落第秀才在另一个世界里求得心理的平衡,在幻想中得到了自身价值的肯定。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所流露的对科举爱恨交织、反复跌宕的心情,是他在科举场中生死沉浮、尝尽百味的体现。在《聊斋志异》的赶考举子的身上,让我们读到了蒲松龄内心的苦苦挣扎与对科举的恋恋不舍。

二、抨世与劝善——一个塾师一生的理想追求

在对功名孜孜以求的同时,设帐授徒是蒲松龄养家糊口的谋生手段。在坐馆的岁月中,又以在毕际有家当塾师的日子最长。毕际有家中有丰富的藏书,开拓了蒲松龄的视野。刺史西宾的有利地位让他听到了许多官场黑幕。而渐从小康坠入困顿的家境,又使他对农民穷苦悲惨的生活有了深刻的体验。《汉书·艺文志》中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 ① 而蒲松龄正是借这种“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事者近史而悠缪”的事例,润色、想象、虚构,对这个不公平的社会进行穷形尽相的描绘,抨世劝人。

《聊斋志异》中的一大批男性反面形象是由各式各样的贪官污吏来充当的:贪暴不仁的宋国英(《潞令》);糊涂昏愦、以凶手代人子的陈其善(《郭安》);见色而生坏心的怀庆潞王(《聂政》);夺人妻、拆其家的宋官御史(《红玉》),如此等等,蒲松龄对他们进行了口诛笔伐。

在当时的现实社会里,贫苦人民是无公道可言的,但蒲松龄要呐喊。于是他在一篇篇短篇小说中塑造了侠客、复仇者等英雄形象来为这个世道除暴安良:向杲的化身成虎,为兄报仇(《向杲》);古代侠客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聂政》);虬髯阔颔的侠士替冯相如申冤(《红玉》)……蒲松龄通过奇异的想象把幻想一一变成了现实,替书中的弱者扬眉吐气。

蒲松龄自幼所接受的是儒家正统的教育,几十年四书五经的浸淫,儒家的伦理观念已在他心中根深蒂固。为人师表的正直品格与悲天悯人的广博胸怀相糅合,又使他在通本的《聊斋志异》中透出劝世为善、遵从封建伦理道德规范的思想光芒。《礼记·礼运》中说,“爱”的标准为十义:“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在这种理论的基础上,蒲松龄把自己的人生观、处世哲学归纳为《为人要则》十二题:“正心、立身、劝善、徙义、急难、救过、重信、轻利、纳益、远损、释怨、戒戏。” ①《聊斋志异》的正面人物形象往往是按照这个道德标准来塑造的。威武不屈、富贵不淫的席方平,出生入死地与阎王斗争,是出于对父亲的“孝”;勇敢机智、智杀三狼的于江,也是为被狼咬死的父亲报仇;在《陈锡九》篇中,作者不惜自己站出来说教:“善莫大于孝,鬼神通之,理固宜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