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兆强　石　岩

60岁的詹兆强每年都给自己的右腿买几百万的保险。这条腿断过两次：一次是在1979年，詹兆强随部队往云南前线运送弹药，还没到前线，就踩上了地雷。一次是在1987年，当时詹兆强在深圳大学读书，下晚自习的时候不慎从楼梯上跌倒，右小腿粉碎性骨折。现在，这条受过伤的右腿却成了詹兆强实现梦想的王牌。他的梦想是建立一个可以跟“邮老大”比肩的报刊发行网络，以残疾人的名义。

而这个梦想的起点是1989年的清晨，詹兆强背着二十几份报纸在深圳街头跛着脚叫卖——

南下深圳卖血求学

1986年，我从收音机里知道“改革开放”，知道深圳的大学可以勤工助学，那年我38岁。我坐上了从南昌到广州的火车。当时，江西还没有发身份证，更没有边防证，我是爬铁丝网进深圳的。我没打工，一门心思到深圳大学去。当时深大的政策是“读书不问来路”，但是要收240块钱学费。我去卖血，400cc卖了200块钱，还差50元，校长听说了我的事，特批，减免了50元学费。

在深大读了4年，毕业了就不好住在学校里了，我流落街头。我有个同学在《深圳特区报》印刷厂，他告诉我：深圳没人卖报纸，很多人买不到报纸。我这有试印的报纸，你拿去试着卖，看能不能活命。他每天给我二三十份报纸，不要钱。我每天上午就把这些报纸卖光了。

乞丐变身“卖报大王”

我给自己做了一身卖报穿的衣服，前胸和衣襟上有很多口袋，好卖的报纸一卷一卷插在口袋里沿街叫卖。开始我搭公交车，车票5分钱。后来报纸越来越多，背不动了，我就用自行车驮着卖。我慢慢摸到门道，火车站是报纸最好卖的地方，我一天能赚一百多块钱。这样，我就挖到了第一桶金。

1992年，我在深圳已经有了“卖报大王”的称号。我每天4点就去印刷厂，先迅速浏览一遍当天的报纸，停机之前如果有猛料，我马上就加报；如果新闻不好，或者暴风雨来了，我就减报。我拿了报，再批给报贩，一份报纸赚5分，报贩再拿去卖，一份报纸也赚5分。

我做了“报头”，凡是报纸好卖的地方，都有我的马仔。我的马仔主要是这么几种人：一种是以前跟我一起睡在天桥下面的乞丐；一种是儿女不孝，离家讨饭的老人；一种是到深圳求学的大学生，他不知道深圳消费高，把钱用光了。那时候，卖报纸是当时深圳最原始的谋生手段，有5块钱的底本，就可以去卖报纸，卖了报纸，就可以买快餐吃。

1996年，我已经有一辆小四轮货车。不久股市就来了，炒股的人一定要看股票信息。本来报纸是1块钱，股市一来，我卖三块就三块，我卖五块就五块。最多的时候，我一天卖过5万份报纸。

出资建造爱心报亭

1997年，我的爱心报亭有限公司成立。第一个爱心报亭建在深大。这是我深大的老师给我的建议。我的梦想是建一个全国性的报刊发行网络。爱心报亭的模式是：我出钱在学校建起报亭，报亭的所有权归学校，经营权归我，报亭必须雇佣贫困生或者残疾学生，利润的50%给学生们发工资，50%给我支付报亭的管理费用。

2003年，我的爱心报亭建到了北京的清华大学，我还在清华大学设立了“清华之友——詹兆强”奖学金。我想来想去，这个发行网络必须跟慈善事业结合起来。我跟各地残联联系，得到他们的同意后，再去跑工商、税务、交通、城管的批文……跟高校报刊亭一样，我出一万块钱建起报刊亭来，再把报刊亭租给残疾人或者他的合伙人。我有好几种办法：有能力、有经济实力的残疾人自己经营；残疾人不参与经营，正常人经营，但是每月从利润中拿出八九百块钱给残疾人；残疾人家属承包，条件是必须保证残疾人温饱；完全由正常人经营，但每年必须向当地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书报亭经营越久越值钱，比房子增值还快。清华大学的书报亭最初一个月赚2000元，现在可以赚到1万块钱了。我的目标是在2013年之前，在全国建4万个爱心报亭。

摘自《南方周末》2008.1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