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兴翔　王　鹏

大学生的村官路

□ 高兴翔 发自北京

北京平谷区大兴庄镇

“村长助理”王强站在顺平公路的岔口处，不时地跺跺脚，活动一下有些僵硬的腿脚。偶尔有村民经过，都会停下来跟这位新上任的村干部寒暄几句。他只是讪讪地笑笑，却不知道该怎样称呼对方。

这是他的老问题了。平时，如何称呼那些共事的村干部就让他挠头不已，“按年龄算，应该叫叔叔，但同事之间似乎更应该直呼其名。”

被动“下乡运动”

王强的正式职务是村委员会主任助理，任期3年。他的主要工作是整理、录入村委的文档，还要负责教村民一些简单的电脑知识。

村里的干部多数由中年人充任。他们的年龄大多在45岁上下，基本是中学学历。站在这个行列里，大学生王强显得很扎眼。

“来这里之前，我权衡了很长时间”，他说。

王强喜欢自嘲为“第二代知青”。在他看来，自己从“生于城市、长于城市”到做了村官，跟建国初期的上山下乡运动颇有几分相似。同样类似的，还有那句著名的“到农村去、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宣传口号。

与当年的知青不同的是，在日趋紧张的就业压力下，这轮“下乡运动”显然是大学生的一种被动选择。

不过，政策的制定者们更喜欢引用梁漱溟说过的那句，“乡村建设运动实是图谋中国社会积极建设的运动。”在他们的设计里，基层就业的大学生像撒进土壤里的种子，长出的将是新农村建设和城乡一体化的硕果。

在王强看来，所谓的“乡村建设”是一个距离自己很遥远的理想宏图，他所能够奢望的，仅仅是基层工作经验能够帮助他顺利地在合适的时机转为城里的公务员。

难以复制的“北京模式”

刨去每月230元的保险费用，王强每月的收入在1800元左右。这比北京市区中小企业给的报酬略低一些。不过对他来说，能解决北京户口是个更大的诱惑。

读了4年的金融专业，王强一直希望能够进入银行工作。但对他来说，北京户口是一道很难逾越的坎儿。直到毕业前两个月，他报名参加了北京市选拔毕业生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助理、村委会主任助理的考试。

2008年7月，总计3095名大学生被北京市“村村有大学生计划”录用，成为新鲜出炉的村官。王强仅仅是其中普通的一个。

根据人事部统计，我国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财政供养人员有4000多万。因自然减员等因素，全国每年须补充100万名～150万名基层干部，其中大部分集中在县、乡两级。

“若无有效的政策引导，大学生下不去，既不能缓解就业压力，又不能制止县、乡两级继续招用低层次人员，‘人多没事干，事多没人干的状况将会继续存在，基层干部队伍的结构也无法改善”，原人事部副部长陈存根说。

依照中组部的规划，从2008年开始，政府将在5年的时间里分批选聘10万名高校毕业生到村庄任职。北京市显然已经走在了全国的前列。自2006年以来，该市共招募了8100多名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任职，基本实现了“每村有两名大学生”的目标。

但显而易见的是，“北京模式”的成功，更多在于北京户口以及未来就近升迁的极大诱惑力，对于非中心城市的基层来说，并不具备可复制的条件。

基层就业的制度出口

在巨大的就业压力之下，引导大学生到基层工作，仍然是中央各相关部门不约而同的共识。

近年来，团中央、原人事部、教育部和中组部分别牵头出台了各自的就业计划。参与这些计划的大学生可以得到每月600至1200元的生活补贴，并在报考研究生和公务员等方面享有不同程度的优惠政策。据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的一位官员估计，“现有的国家计划总规模在10万人至20万人之间。”

此外，各地实施的地方专项就业计划合计达到48种。

有人试图改变这种“多部门、多项目”的工作格局。2006年11月，在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部际联席会上，陈存根提出，鉴于多个计划工作内容基本相近，重点工作时段也大体一致，各项目缺乏统一规划、统一安排，没有形成一个清晰的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各类专项计划的整体规划。他建议在适当的时候，由中央有关部门将这几个项目统筹为一个项目，制定统一的政策。

担任人事部副部长的1年多时间里，陈存根敦促人事部相关司局撰写了“一揽子”计划，希望在5年内推动百万大学生到农村基层就业。但随着他调任重庆市组织部部长，“一揽子”计划逐渐被搁浅下来。

一位参与相关文件写作的成员评价说，“政府推动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就业的最大难点在于编制。”现行的基层就业计划大多集中在支农、支教、支医等领域，都属于传统的事业单位范畴。如果采用“定岗定编”的方式，政府每年要增加以数十万计的工作人员，就此背上巨大的人员和财政包袱。

“这项工作牵涉到多个部委，不同部门之间的协调难度非常大”，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的一位处长评价说。

自今年开始，各级公务员考试中开始辟出少量岗位，专门针对基层就业期满的高校毕业生。这对王强等人来说，显然是一个好消息。

师范生就业困局

□ 王 鹏 发自兰州

2008年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压在白杨树的树冠上，一夜间把陶家沟中学不远处的一棵大树劈成了两半。陶家沟中学的师生们吓了一跳：这地方，每年都会有一场大雪，20厘米左右，但从来没见过冷到能把树劈开的。

“实在太冷了！”2008年12月15日9时，刚刚从兰州市区的家里回到学校的常钰香开始了她新一周的第一节英语课。教室里燃着炉子，不过要把手放在炉桶上才能感觉出一丝热气。常钰香穿着棉衣、围着围巾，在讲台上搓着手不停地走来走去，“老师上课是不能戴手套的。”

陶家沟的冬天让她受不了。上班第一年的冬天，她就被冻回了家。“冷得我肚子疼！逃回了家。”从那时候起，她的脚就患上了冻疮，一到冬天就犯。

常钰香，地道的城里人，2003年8月，被分配到了这所偏僻的中学。作为第一波扩招后的毕业生，常钰香选择了服从分配，“那时候找工作已经不太容易了。”

渴望上北大的乡村教师

“以前我也很娇气，但是现在不了。”常钰香承认，这几年乡下的学生教给了她许多东西。“我小时候在城里上学，天气太冷了就不愿意去了。但现在看到那么多学生都在教室里安安静静地等待，怎能不去上课？”

不住校的学生上学大都要走上40分钟的山路，远一点的要一个多小时。“天冷的时候，这些学生披星戴月地走进教室，头发上都是冰渣子，眉毛上挂着霜。”

6年的乡村教师生涯，让常钰香这个生长在大城市的年轻人习惯了陶家沟的一切。“城市当然好，但是农村也不可怕。”

陶家沟中学在兰州市七里河区最偏僻的乡下，今年夏天之前，这里没有手机信号，也没有车愿意上山来—至今，只要下雨、下雪，依旧没有车能从大坡上爬上来。“每周回一趟家，走40多分钟到山下，才能坐上车；而每次上山，就需要1个小时。”每次从家里回来，她还要背上这一周的蔬菜、米面。

出了校门，除了沟对面的一家农户，这个学校被完全孤立到了大山深处。2003年的夏天，到达陶家沟一周后，常钰香回到兰州的家里，哭着不愿意再回去。

“这里安静得害怕。”全校只有一台电视，并且仅能收到《甘肃文化频道》一个台，更没有网络。“我们接收外界信息都是靠听广播。我不会聊Q，被一起长大的同学笑坏了。”

“晚上批作业、备完课就到9点多了，然后看看书，和同宿舍的聊聊天，听听广播，就到睡觉的时候。”

全校21位教师，20位住校。因为4间宿舍给了住校的学生，20名老师只能挤在6间宿舍里。“轮流打扫卫生、生炉子……我们的生活和学生时代几乎是完全一样的。”

“这半学期的变化都让我们这些老师感觉不适应了。”常钰香笑着说。去年，山顶上建了一座手机信号塔，他们的手机终于不再只是一个“玩具”。柏油路也铺过了学校门前，光滑的路面让老师和学生都很兴奋，他们将运动会开到了公路上。曲曲折折的路上，起点一端老师一边开着手机一边发令，终点一端的老师则通过手机听发令枪响并且按下秒表。而剩下的老师就在公路的两端堵住来往的车辆。

“我们还有福利呢？”说到福利，所有在场的老师们都笑了起来。学校有两块地，全部种上了土豆，每年每一间宿舍和办公室都能分到两袋子。现在一块地上建起了教室，于是他们每间的福利也只剩下了1袋土豆。土豆丰收后，休息的老师还有一项工作就是在炉子里烤土豆。“下课了，每位老师能分到半个!”

“19岁到25岁，这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6年，就在这里度过了。”这6年中，常钰香拒绝家里人到学校去看她。“怕家里人看到了心酸。”

2008年12月13日，常钰香在她的二姨家里度过，她的二姨家位于兰州市最繁华的张掖路步行街旁。每次行走在这条街上，她都会感慨：“距离本来不远，而差距为什么会这么大！”这位25岁的姑娘很喜欢逛街，在张掖路步行街疯逛了一整天之后，第二天，她又去了兰州市的另外一个闹市中心西站去“买点东西”。她一个月2000元的工资，在山上还花不掉100元。

“逛街只是一时的开心，最让我自豪的还是学生们喜欢我。”她不断地想通过学生来证明自己。去年她的一名学生在全国中学生英语能力竞赛中得了甘肃赛区的第三名。2008年12月14日，她的另一位学生禄海棠也顺利进入了决赛，常钰香亲自带着学生到兰州市区参加考试。“只有学生才能让我骄傲！”她喜滋滋地说。原本教语文的她因为学校缺少英语老师而改教英语。“边自学边教学生。”

在学校，耿雪冬老师和史校长是夫妻，其他已婚老师的家属都在山下。耿雪冬和史校长是2000年毕业来校任教的，2006年他们结为了夫妻。

常钰香说她学不了耿雪冬老师。“现在的青年老师中没有合适的。”常钰香认为自己已经年龄够大了，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在这两年中，经过别人介绍，她接触了十五六位男士。“人家一听我一周只能回家一次，就不再和我接触了。”

常钰香有自己的梦想：考上北大的研究生，到北大的图书馆去遨游书海。为此，她还在继续努力着。

人满为患的乡村学校

城里长大的学生艰难地适应着农村生活，但毕竟过着稳定的生活。2008年这场经济危机的到来，似乎与乡村生活的关联并不那么直接，但师范生张莉却明显地感到压力重重。

“从乡下来的，又要回到乡下？”作为西北师范大学数学系毕业的研究生，张莉不愿意接受这一现实。为了离开偏僻的乡村，她已经努力了近20年。即使在繁华的广州找不到归属感，她还是宁愿继续忍受煎熬。虽然已经毕业两年，一向乐观的她已经开始感叹物是人非。“人不顺利了就被别人看不起，现在我已经和朋友很少联系了。”

拿着研究生的文凭，张莉却只能赋闲在家。“无数次面试，总是不能够互相满意。”

“以我现在的学历，到西北的县城做一名中学教师正好合适。”虽然不愿意去，但是张莉还是在给自己寻找最后的退路。她的两位中学朋友至今不愿意回到农村、甚至远离了西北，一位从福州大学毕业之后，至今飘荡在北京、没有工作，另外一位本来在兰州的郊区有正当工作，但还是远走深圳打工。“我是不可能回到西北去的。”张莉说。

2008年2月15日一觉醒来，张莉的老乡，毕业生李凯躺在床上，茫然地望着屋顶，不知道自己的退路在哪里。为了找一份工作，他早已焦头烂额，跑了无数场人才交流会，投了数不清的简历。“很多单位根本就不让我留下简历。”

刚刚从兰州商学院毕业的时候，他是死活不愿到乡下教书的，而如今，他愿意去了，却没有学校要他。3个月前，他就到原籍甘肃会宁县询问了相关的分配情况，教育局的一位领导说：今年不招人，学校教师都是人满为患，会宁已经取消了今年教师的招聘计划；一个月前，他又托人询问甘肃最偏僻的定西市漳县，当地一位校长说，现在进一名老师，只有县长亲自批准签字才行，即使漳县本地回来的大学生也希望渺茫，外市的根本没有可能。

县城中小学人满为患的同时，乡村老师却显得越来越多。会宁县梁堡小学最多的时候有学生400多人，如今这个学校只有120名学生，并且一年比一年少。“过了今年这一届，明年就会低于100名。”校长柴富贵说。他们已经将空出来的几间教室改成了乒乓球室，村子里的老人们会经常来打球。

“120位学生，12位教师，不缺老师。”由于计划生育，相邻村舍的学龄儿童越来越少，这让柴富贵“教师多了”的压力越来越重。

李凯每个月的生活费达到千元。但是他不愿意回到乡下的家里，他和张莉一样不敢面对乡亲们的询问。为了填补生活开支，最近李凯通过互联网做了两次牛仔裤的生意，第一次赚了600多元，第二次被骗。“现在只要有人要，我哪里都愿意去工作。”

（稿件来源：《时代周刊》，略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