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舍勒的《怨恨与道德价值判断》（1912年）和《“调谐时代”中的人》（1926年）等相关文章之后，再来阅读鲁迅的《阿Q正传》（1921年），这不得不使我惊异于同时代而又素无往来的西方哲学家的舍勒和中国文学家的鲁迅在思想深层中的相似性，舍勒是用现象学的方法批判了当时欧洲的危机，提出了怨恨这一哲学命题；鲁迅是用阿Q这一文学形象来描述了当时中国的悲剧社会与悲剧人生。由于现象学在我国当前文学研究领域还不是很昌盛，所以本文暂不讨论两位大师思想的相似性，只用舍勒的怨恨理论来分析阿Q的怨恨层结结构。

一、无怨无恨的阿Q

“阿Q没有家，住在未庄的土谷祠里；也没有职业，只给人家做短工，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阿Q很喜欢”。这说明阿Q早先并无怨恨，这种无怨无恨的价值认同，是因为他自身的社会价值就是一个社会无产者，没有感受到被他自身社会价值的否定，他也认可了自己的社会价值。后来国内的文艺批评者认为这是“麻木的表现”，其实是一种无社会价值冲突比较下人的自然形态，或者是阿Q自我价值未被社会价值否定的存在。他虽然“和别人口角时候，间或瞪着眼睛道：‘我们先前比你阔得多啦！你算什么东西！”这并没有妨碍他自身社会价值的自我认定——我的存在与你的存在是自然存在，我没有必要用你的价值尺度来定位我的应然存在。但是人的社会性存在不是单向自为定式，一旦存在于他人的社会之中，自我价值认同就必然受外在价值否定或肯定，这就使一个无怨无恨的阿Ｑ逐渐产生了怨恨。

二、阿Q怨恨的积淀与升发

阿Q怨恨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一个层结性的发展过程，是“妒忌、痛苦、眼红、嫉妒、被侮辱、不怀好意、敌视、报复”等多维性积淀而升发成的怨恨。

1.生理的缺性成了他人的笑柄，使阿Q产生怨恨的萌芽——妒忌。

阿Q头上的癞疮疤成了别人的笑柄，对“赖”、“光”、“亮”、“灯”、“烛”等的忌讳，成了阿Q妒忌的对象，他虽然对语词本身并不产生妒忌，而是因为这些语词被他人应用于恶意笑话自己，而阿Q由于又打不过嘲笑他的人，“阿Q吃亏的时候多”。生理的缺陷本是无可否定的自然状态，但是一旦运用否定价值体系加以愚弄，被愚弄者又无力销解，这正是舍勒所说的怨恨的生成基础。虽然阿Q用自嘲的方式“你还不配”、“儿子打老子”等精神胜利法来加以解脱，但妒忌的心理动因已经产生了。

2.赌徒的胜利成了泡影，使阿Q“这会才有些感到失败的苦痛”。

本是极度的喜悦——阿Q“赢而又赢，铜钱变成角洋，角洋变成大洋，大洋又变成叠”；到一无所获，血本无归，“赌摊不见了……一堆洋钱不见了”。阿Ｑ“感到失败的苦痛”。痛苦无法解脱，就自己“打了两个嘴巴，热辣辣的有些痛”。这种自我虐待正是怨恨无法解脱的集中体现，“痛苦”的无法解脱是怨恨的根源。

3.同阶层中的自我无能是阿Q怨恨的又一体现——眼红。

阿Q与王胡和小D本是同一阶层人，彼此的社会价值认同原本没有差异，原本不应该出现同等价值认同否定，但是，阿Q跟王胡比虱子多与少，比咬虱子的响声大小，最后失败了，还被王胡“一连给他碰了五下……这才满足的去了”。随着王胡满足的离去，“在阿Q的记忆上，这大约要算是生平第一件的屈辱”。“小D，是一个穷小子，又瘦又乏，在阿Q的眼睛里，位置是在王胡之下的，谁料这小子竟谋了他的饭碗去。”本来王胡是“向来只被他奚落”的对象，却因阿Q的“眼红”——虱子没王胡多，咬虱子的声音没王胡响，反而落下生平第一件的屈辱。屈辱是怨恨的诱因之一，是“眼红”的直接产物。位置在王胡之下的小D的竟谋了他的饭碗，其实不是小D抢了他的饭碗，而是阿Q把自己的价值尺度外化为他人的结果。原本是同一阶层的对象，具有共同的社会肯定价值，为什么又会产生差异呢？这正是舍勒所归纳的“怨恨感受的根源于肯定价值的难以获得性”P146。，是阿Q的价值认同被自为的加以了否定。

4.被社会价值体系否定人的否定——第二件屈辱加深了阿Q的怨恨。

钱太爷的大儿子——一个“母亲大哭了十几场，他的老婆跳了三回井”的“假洋鬼子”。其价值体系是被当时社会所拒斥的，是不能被人们接纳的“假”人；一个“没有了做人的资格”的人。阿Q“要报仇”，反而被“哭丧棒……确凿打在自己头上了。”“在阿Q的记忆上，这大约要算生平第二件的屈辱”。为什么是第二件屈辱，这说明一个被社会否定了存在的人都能否定阿Q的存在，阿Q事后“有些高兴了”，但是“报仇”的怨恨的深层结构已经从“第一件屈辱”的层次升华到了仇恨的层级。

5.姓氏的剥夺摧毁了阿Q原有的社会价值认同，使阿Q的怨恨上升到敌视。

在中华文明中，“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是社会基本价值认同的最高尺度，一个人一旦家族认同的姓氏被否定，就意味着这一个对象的人的基本价值完全消解。如果姓氏的否定不是来源于被否定者自身，而是来源于外在，被否定者的怨恨心理是刻骨铭心，是基本价值的绝对否定，自然被否定者就会产生敌视，甚至于产生颠覆整个社会价值的行为——报复。阿Q原本姓赵，因“细细的排起来他还比秀才长三辈”，导致赵太爷不仅“给了他一个嘴巴”，而且骂他“你怎么会姓赵！你那里配姓赵！”……“此后便再没有人提起他的氏族来”。在阿Q看来，自己的姓氏被整个社会否定，不是因为外在的原因，而是自己说了不该说的话，导致自己已不能姓赵，但本质上他已明白姓氏的被否定意味着什么，所以在他的内心深层萌芽了对整个社会价值体系的敌视，这一萌芽中的敌视心理，不仅使他产生了上述怨恨的妒忌、痛苦、眼红、嫉妒、不怀好意、敌视，甚至滋生了他的后来的报复和革命。

6.恋爱的失败，不仅毁灭了阿Q宗族价值认同体系，也完全否定了他生存的必要条件，使阿Q仇的怨恨彰显到了顶点。

在中华文明中，深深地烙上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千年不变的宗族价值体系。由于被小尼姑骂成“断子绝孙的阿Q！”，这触动了阿Q深层宗族价值体系的认同，所以阿Q向与他同样社会地位——在赵家做下人的吴妈求婚，这在本质上是符合中华古典文明“门当户对”的婚俗价值体系的，但这又触犯了“三贞九烈”、“媒妁之言”的另一婚俗价值体系，这不仅导致了吴妈要上吊，也彻底使阿Q的宗族认同价值的延续被毁灭，更为甚者，使阿Q在未庄的生存条件被彻底毁灭，阿Q只好的城里谋生。未庄这一农村的价值认同都不可能实现，更何况城市的社会价值怎能接纳阿Q的价值体系呢？既然不可能不社会价值认同，阿Q就去偷，偷盗东西后“衣锦还乡”，可以“满把是银的和铜的”“中兴”一回。而偷盗行为必竟是一切民族社会价值不可接受的，所以阿Q自为价值体系已经因恋爱而彻底毁灭，生存价值体系也完全被否定。当所有自为价值体系都不能被接纳时，要么主体自为消亡，要么就颠覆外在他为价值体系。阿Q选择了后者，向往通过革命来实现自己的价值追求——“要什么有什么”，这就是阿Q怨恨心理的顶点——仇恨与报复（革命）。

三、报复未能实现对他为价值的颠覆，铸就了阿Q这一文学怨恨形象的经典。

阿Q为什么未能实现自己的价值追求，或者说为什么没能颠覆外在的价值体系——革命失败被砍了脑袋，其实质是阿Q不仅不清楚自己的追求的价值体系是什么，更不清楚颠覆者们所要构建的新的价值体系是什么，这一切都是阿Q革命的怨恨所在。

1.由于阿Q对姓氏、恋爱、传宗接代、生存、甚至“做虫”等价值认同都不能得以实现以及被否定者的否定，这一切使阿Q怨恨心理不断深化为要颠覆那个时代的价值体系——参加革命。但是，阿Q建立自己的价值体系——革命的目的是“个个白盔白甲：穿着崇正皇帝的素”、“使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有这样的怕……未庄的一群鸟男女的慌张……使阿Q更快意”；造反的目的要什么有什么——未庄一火鸟男女跪下叫阿Q饶命、有东西、有女人等等。这种个人自为的价值体系是阿Q为了报复自己恋爱失败、偷东西被打、两件屈辱等，这是不可能形成共同价值体系的，也是不能被外在他为价值体系共同怨恨主体群所接纳的，它只是单个的怨恨的报复；不仅如此，阿Q参与颠覆价值体系的行为也未获得其他革命者接纳的，其他革命者并不知道阿Q“已经投降了革命党”，所以阿Q的颠覆（革命）与重构价值体系是不清晰的，失败也是必然的，这铸就了阿Q怨恨形象的一个侧面。

2.不仅革命者的价值体系是阿Q“不懂的”，而且阿Q投降革命党——想参与社会价值的重构是被“扬起哭丧棒”轰出来的；更为甚者，他对于自己参与革命的身分形式“盘辫子”行为也开始怀疑，“他对于自己的盘辫子，仿佛也觉得无意味，要侮蔑；为报仇起见，很想立刻放下辫子来。”以至于对假洋鬼子的革命行为“要告一次状”。这种对外在价值否定内容的重构——革命的不彻底性、不清晰性、不坚定性（自为价值重构的动摇），又怎等参与价值的重构呢？对外在怨恨的报复又怎能成功呢？所以阿Q在为什么定罪、定什么罪和认罪的画圆圈（画押）等都是不可知的，在游街示众、被杀头时“虽然着急，有时却也泰然”，直到最后才说出“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这里的“又是一个”后面的省略直接彰显了阿Ｑ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绝对迷茫和不可知，又是一个“好汉”么？不对，阿Q不仅打不过王胡、小D，还被小尼姑骂成了“断子绝孙的东西”；更不能对赵太爷、钱太爷、假洋鬼子的打骂还手，所以阿Q自己也不能说自己是“好汉”；又是一个“革命者”、“造反者”？也不对，因为那些革命者不仅不知道阿Q“已经投降了革命党”，更是“扬着哭丧棒”不准他参加革命，甚至在审讯时都抹煞了他的话语权——“我本来要……来投……”，是来投案自首呢？还是要投诚革命党？没有让阿Q说出来，或者是阿Q本身就不知道要“投”什么，……所以阿Q不能说“又是一个革命者（或造反者）”。阿Q究竟“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什么，不仅阿Q自己定位不出来，后世读者也无法对其进行补释，其中之根源就在于外在的过去的价值体系和重构（革命者）的价值体系都是拒斥阿Q的，所有的肯定价值体系都是阿Q难以获得的，这一切铸就了阿Q怨恨的终结——毁灭的存在。

……

总之，从舍勒现象学怨恨理论角度来解读《阿Q正传》中的阿Ｑ，就是把文本存在作为现象加以悬置，而去解读文本中阿Q的本质存在——阿Q是文学长廊中怨恨的不朽代言人：有同阶层共同价值不被接纳——打不过王胡和小D的怨恨、有宗族价值——姓氏被否定的怨恨、有恋爱不成——传宗接代价值认同实现不了的怨恨、有生存权利得不到保障——“做虫”都不可能的怨恨、有投降革命党——颠覆社会价值参与的机会都没有的怨恨……阿Q的怨恨结构可谓包含了怨恨的各种层次。为了活下去，阿Q只好用精神胜利法来销解怨恨；但是活下去的基本肯定价值都不能获得时，死亡（不论是自为的还是外在的）是唯一的存在形态了。回到文学本身而言，是要去怨恨阿Q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呢？还是阿Q要怨恨自身对肯定价值的难以获得？是怨恨的阿Ｑ？还是阿Q的怨恨？是阿Q怨恨？还是彼时彼地整个中华民族的怨恨？是怨恨产生恶——价值颠覆？还是价值颠覆产生了怨恨？从阿Q身上读者得到的是恨阿Q？还是恨自己？……一切的一切，只有阅读了舍勒现象学的怨恨理论和鲁迅文本的《阿Q正传》之后自由结论。

参考文献：

［1］鲁迅.阿Q正传——鲁迅小说集［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5.

［2］舍勒.舍勒选集.刘小枫选编［M］.上海：三联书店,1999.

［3］［美］曼弗雷德‧S‧弗林斯. 张志平、张任之译.舍勒的心灵［M］.上海：三联书店,2006.

［4］JOHN RAPHAEL STAUDE MAX SCHELER 1874-1928 An Intellectual Portrait [M].THE FREE PRESS, NEW YORK, COLLIER-MACMILLAN LIMITED, LONDON.1967.

作者简介：

阮朝辉（1970—）男，贵州思南人，华中科技大学博士生，贵阳学院教育研究所副所长，副教授，主要从事文学和教育哲学的教学及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