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建海

中国在从外部需求转为内需的过程中，必然要适应低速经济增长。只要经济增长的质量是好的，即使速度慢一些，一样可以达到最佳效果。

继国务院2008年11月推出4万亿元刺激经济方案后，各地政府也先后公布了各自的投资计划。根据对已公布投资计划的24个省市的统计，投资计划总额已经接近20万亿，其中绝大部分以交通基础设施项目为主要投资方向。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大规模固定资产投资计划，虽然有利于填补出口和私人投资滑坡带来的增长缺口，但也存在着影响中国未来经济增长质量的潜在问题，需要引起极大的警惕。

投资“乘数”效应的无力

判断经济的好坏，不能单纯依靠GDP指标进行衡量。如果只重视投资的数量，而不注重投资质量，不对工程建设当中的腐败问题和工程质量问题进行严格控制，那么，即使2009年GDP增长保住8％，但是在2009年之后的隐患，例如银行不良资产问题的集中爆发，将可能产生更为严重的后果。

此次中央和地方扩大投资的一个重要依据，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引起国家投资的增加，能引起有效需求和消费的增加，循环往复形成新的投资需求，将数倍于初始的投资数量，“投资乘数”效应。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7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高达到0.448，是世界上最高的国家之一。这意味着在当前世界国别比较中，中国扩大投资的“投资乘数”或投资效果是较低的、较差的。如果不能有效地调整收入在各阶层之间的分配，扩大投资不仅不能起到国民经济增长的“倍增计划”，反而可能会造成投资浪费、投资无法收回等。

很久以来，中国工程承包市场存在高度的垄断性和屡禁不止的腐败问题，致使政府投资能在多大程度上公平地惠及众多建筑企业和庞大的施工工人群体，不少人是表示怀疑的。在建筑企业和建筑材料、设备生产企业内部，生产工人又能从工程价格中获得多大比例的工资收入?这些都关系到政府扩大投资所能带动的消费效应和投资效果。然而，由于中国建设管理体制的固有问题，工程建设中的分包、转包和各种回扣现象严重，使得真正用于施工的劳务、材料支出的费用偏低，大量的工程费用以管理费、中介费、利润等形式流入少数人腰包。因此，当前由各级政府主导的各项固定资产投资活动，如果不能加以正确的引导监督，很有可能变成产生腐败和豆腐渣工程的源头，其所引起的循环往复的拉动消费需求的过程，也会是一个急剧衰减的过程。

如果考虑到政府财政拉动公众收入的普遍性，则减税和加大对“三农”、社会保障和处于瓶颈地位的基础设施投入的效果是明显的。同政府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可能引起的各种负面影响相比，减税则是一种相对无代价的公共支出，而且涉及面是普遍的，相当于政府加大对劳动者投入，实现“倍增”的目的。政府加大对“三农”的财政支持，包括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投入、增加对农资补贴等，可以惠及占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民群体，这在农民工大量返乡的今天，显得更为迫切和及时。加强对医疗、失业、贫困人群的投入，同样惠及社会绝大多数人群，有利于解除受益群众的后顾之忧，可以起到扩大内需的作用。至于基础设施建设，应着力投资建设目前国计民生最为缺乏的公共项目，例如农业基础设施、社区医院、环保项目等，不可简单地为拉动GDP增长而匆忙上马各种项目。

政府投资效果好坏，必须与扩大就业紧密地结合起来。相对而言，目前各地打算上的交通基础设施项目，虽然在短期内可以带动建筑行业就业，特别是农民工就业，但考虑到建设的临时性和农民工工资水平低下的状况，这些项目对于扩大就业、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相对而言，增加对农村、农业的基础设施投入，则可以极大地稳定庞大的农村劳动力群体的就业；在城市，服务业可以大量吸纳劳动力，需要通过理顺体制、减免税赋等措施，扶植此类产业的发展。可以说，如果不能有效地、持久地扩大广大劳动者的就业机会，则投资就不能起到促进居民收入持久增长，从而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持久增加的作用，反过来不利于投资回报的实现。

资金动员和政府投资的“挤出效应”

中央和地方政府合计24万亿元的庞大投资计划，资金动员问题异常关键。相对而言，中央政府的投资是有保证的，但仅靠中央政府项目投资，显然无法实现政府“保增长”的任务。根据研究分析，地方政府上报的投资项目，主要集中在公路、铁路、港口等交通基础设施项目上，不少甚至是“十一五”时期规划内的项目，存在着重复计算、缺乏论证突击申报、资金来源严重不足等致命问题。如果只为保增长而不加规范盲目上马，所引起的恶劣后果，将给中国经济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

鉴于中国地方政府多处于财政赤字状态，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规定，地方政府没有权力发行政府债券。因此，地方政府从根本上缺乏大规模推动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的资金支持能力。虽然地方政府一些土地资金可以直接投入但毕竟数量有限；更多的项目将通过市场化运作的模式筹措资金，势必通过项目融资的方式大量从银行贷款。不过，银行贷款的前提，是项目本身必须具有充沛的现金流，但也势必将政府项目归类于商业化项目，很难摆脱政府投资项目向纳税人高额收费的指责，同时也无助于促进居民的消费需求。

如果政府项目主要来自于社会资金，而社会资金更多地来自银行贷款，从短期来看，由于市场需求萎缩，似乎不存在挤压私人投资的问题；然而，社会财富的总量是一定的，政府动员的社会资金越多，又会使私人部门可使用资金减少，经济学将这种情况称为财政的“挤出效应”。此外，政府通过向公众(企业、居民)和商业银行借款来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引起借贷资金需求上的竞争，导致民间部门(或非政府部门)支出减少，从而使财政支出的扩张部分或大部分被抵消。民间支出的减少主要是民间投资的减少，但也有消费支出和净出口的减少。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地方政府缺乏建设资金，寄希望于中央财政的出手，导致大量建设项目沦为“钓鱼工程”，其前景不容乐观。截至2008年底，中国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为30.35万亿元，近年来每年的贷款余额净增量不过3到4万亿元。总规模达24万亿的政府投资计划，即使按照4年期的投资计划，每年中央和地方政府投资将达到6万亿。如果项目资金70％来自银行贷款，就需要银行新增固定资产贷款4.2万亿元，而2008年全国金融机构各项累计贷款增量仅4.18万亿元。

由此，如果真要保证刺激经济的投资计划的资金，银行体系会面临两种选择：一是收回金融机构在农工商业等领域的贷款，以满足政府主导投资项目的信贷资金需求；二是商业银行基于风险控制要求，不配合政府投资计划的融资要求，这大概会严重影响政府在公众中的信誉，政府刺激经济计划的效果也会大打折扣。

如果政府从社会中筹集资金规模过大，政府也会面临难以承受的财政赤字问题。而挤压私人投资、消费需求和出口需求，并且有可能加剧银行体系不良信贷资产的风险，则会大幅度抵消政府投资效果。

在笔者看来，中国在从外部需求转为内需的过程中，必然要适应低速经济增长。只要经济增长的质量是好的，即使速度慢一些，一样可以达到最佳效果。反之，基于经济增长目标的大规模投资计划，即使能够实现短期刺激经济增长的任务，但从长期观察，就明显得不偿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