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静

一、引言

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1896-1982），是二十世纪美国杰出的语言学家兼文论家，斯拉夫语学者，布拉格语言学派的主要奠基人，结构主义发展的先驱。1896年出生于莫斯科，后移居捷克斯洛伐克。二战期间移居美国，并加入美国国籍。先后在纽约高等研究自由学院、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任教。1982年在美国波士顿逝世。他博学多才，兴趣广泛。研究领域涉及诗歌语言、儿童语言、音位学和失语症等，同时对韵律学、文学史、文化史、符号学和信息论等也有很深的造诣。作为当代西方译学界语言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雅各布森的翻译理论思想具有深远的影响和开创性意义。1959年，雅各布森发表了题为《论翻译的语言学问题》（On Linguistic Aspect of Translation）一文，从语言学的角度对翻译理论进行探讨，发前人所未及，因此，对西方翻译理论的研究有着很大的影响（申雨平，2002：269），奠定了翻译的语言学理论和符号学理论的基础。本文旨在从雅各布森的这篇文章入手，重点讨论他的翻译理论思想及其理论的历史局限性。

二、从符号学的角度看语言的意义

雅各布森吸收了皮尔斯（Peirce）的符号学理论，在文章的开篇就从这一角度阐释了语言的意义问题，他不同意英国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ell）对语言意义的看法。按照罗素的观点，“人们如果在非语言方面不知道什么是乳酪，就不可能懂得乳酪‘乳酪（Cheese）这个词”。换言之，只有通过认知经验，才能理解词的意义。雅各布森认为，任何一个词或词组，都是一种符号现象，“没有符号就没有意义。”（There is no signatum without signum）例如，我们从来没有吃过希腊和罗马神话中神仙吃的美食（ambrosia）和美酒（nectar），但我们却懂得这些词，并且知道能在什么情况下使用。同样，要引导出一个生词，就必须借助于一系列的语言符号。如果不借助于语言符号，是不可能通过对各种具体“乳酪”的认识而推断出来的。由此可见，意义是与符号有关，而不是与所指事物或对象有关。这一观点体现了翻译本身是一个解码过程，奠定了雅氏的翻译符号学理论的基础。

按照雅氏的观点，人们只要使用一种符号去解释另一种符号就能理解一个新事物或者新词。笔者认为，从认知学的角度出发，如果人们的脑海中没有一个与该事物的对应物，哪怕是一个相距甚远的模糊图像，即使再完美的描述也是很难为人们所接收的。罗素强调要理解词的意义，就必须要有认知经验，甚至是亲身体验，似乎过于夸张，但也不无道理。

三、从符号学的角度看翻译的分类

雅各布森关于符号和翻译的理论是建立在美国哲学家皮尔斯的符号学研究基础上的。皮尔斯符号学重视交际的所有形式——语言的以及非语言的，皮尔斯理论的焦点放在不断发展的文本上，放在符号运动的形式上。由于皮尔斯理论的丰富性和普遍性，他的符号学理论能作为任何其它种类理论的基础。雅各布森从符号学出发，把翻译进行了具有高度概括性的分类：①语内翻译（intralingual translationn）是指同一语言中用一些语言符号解释另一些语言符号，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改变说法”（rewording）。如把古文改成白话文，把广东话译为普通话，把英语诗歌译为英语散文。语内翻译在同一语言的不同历史阶段进行，或在其不同的变体之间进行，一般具有一致的内容和语言文化基础。对一个词做语内翻译，可以选用同义词，也可以采用与会表示法，但一般说来，同义词不可能是完全对等的词。翻译时不可避免地会增减原意，通过“改变说法”后，也只能是最近似的对等。正如皮尔斯所指出的，所有定义和解释都是翻译。②语际翻译（interlingual translation）是指两种语言之间的翻译，即用一种语言的符号来解释另一种语言的符号，这就是人们通常所指的严格意义的翻译，也是众多翻译研究家关注的焦点。③符际翻译（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亦称跨类翻译（transmutation），就是通过非语言的符号系统解释语言符号，或用语言符号解释非语言符号，比如把语言符号用图画、手势、数学或音乐来表达（李文革，2004：73）。很显然，符际翻译把翻译的领域扩大到人类交流的方方面面，翻译所面对的是一个开放的符号世界。符号翻译的优势并不在于信息的传达或思想的表达，而在于它的创造性。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把法国诗人维庸的《美丽的老宫女》一诗用罗丹的《丑之美》塑像来表达，罗丹以富有表现力的雕塑符号，将维庸的诗意整个突现了出来。诗歌和雕塑，表现符号不一，但传达的精神是沟通的。

雅各布森的这一分类方法在翻译界已成为公认的权威，虽然这三种类型的翻译实际上早已存在，但雅氏是第一个对之进行高度概括和论述之人。同时，从符号学的角度研究翻译能使翻译跨出纯语言研究的范围而进入一个更加广阔而绚丽多彩的天地，即文化的研究，能够全面系统地描写翻译中的非语言因素。

雅可布森在论述翻译的三种类型时，分别使用了三次“解释”（interpretation）这个词，他似乎默认了翻译是三种不同的解释。这和皮尔斯的“翻译就是符号解释，符号解释就是翻译”的观点不谋而合。笔者认为“解释”的范畴比“翻译”要大得多，“翻译”不过是诸多“解释”现象中的一种。“改变说法”和“跨类翻译”中有很多是超出翻译范围的，是属于解释活动的。翻译活动要根据上下文做出适当的选择，而符码之间的替代则是没有选择的自由的，因而不属于翻译。解释的东西一般比原文要长，且意思更为显豁，所以解释的概念和范畴较翻译要宽泛。真正的翻译强调的是不同语言之间的“忠实”和“对等”。必须要传达出和原文一致的表达效果和写作风格，而不只是传达出内容即可。而这一点，在语内翻译和符际翻译中都是很难实现的，因此，只能算作一种解释，而非真正意义上的翻译。

四、语言的对等

二十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当直译与意译之争悬而未决时，理论界又掀起了新一轮的讨论，那就是语言的对等问题。其中，雅可布森在《论翻译的语言学问题》一文中首次提出了翻译中的对等概念。

雅各布森认为，在不同的语言现象中求得对等，这是语言中的主要问题，也是语言学所要研究的头等大事。他认为，准确的翻译取决于信息对等，即用信息替代信息。也就是说，在语际翻译中，我们所关注的不仅是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对应（即逐词对应），而且也关注符号和符号组合的对等，这和他的“翻译是解释”的观点有相通之处。

雅各布森是一位语言共性论者，他认为一切人类语言都具有同等表达能力，其中引起的信息丧失是翻译过程中一个不可避免的附带产生的结果。语言层面的词法和句法是各种语言具有强制性的主要因素。正是这些强制性的范畴对表达方式的对等程度构成制约。其中词汇层面的不对等主要表现是词义空缺。例如，“浆果”在汉语中只是一个植物学术语，亦或是个抽象的名词，但翻译成英语必须用具体的词汇去替代，如“草莓”、“黑莓”、“冬青果”等。在谈到语法范畴对语际翻译的制约时，雅各布森进一步从三个方面作了阐述，分别是性层面、体层面和语义场层面。他指出翻译的最大困难似乎就在于此，因为包括诗在内的各种文字处理的语法意义占了很重要的比例，所以这方面的翻译最复杂，甚至不可译。他认为语言之间的区别在于语言中非有不可的东西方面，而不在于语言中那些可有可无的东西上。例如，在俄语中“死亡”属阴性词，常被视为女人，而在德语中则属阳性词，所以当俄国儿童阅读翻译成俄语的德国故事时，他们会非常惊讶地发现，“死亡”从女人被描绘成了老头。同样，体层面的不对等也是翻译中不容忽视的，比如把英语中的现在完成进行体和现在完成体翻译成汉语时就没有很明显的区别。显然，当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具有不同语法现象的语言时，译者必须进行“译码解释”。要做到准确地翻译一个词或相当于一个词的词组就必须采用多个词的意义对等的组合，即用信息替代信息。举一个简单的例子：captain这个英语单词在汉语中并没有完全对应的词，是“上校”、“大副”还是“船长”，只能视上下文而定。只有放在特定的语义场中，才能找出汉语中相对确切的表达。如果语言中出现缺陷，人们可以通过借词或译借、新造词或语义转移以及迂回表示法来对语言进行修饰加工。同样，如果语言中缺乏某个语法范畴，那么这个语法范畴所具有的意义则可以通过词汇加以解释。

五、诗歌的不可译

雅各布森一方面认为所以语言都具有同等表达力，但是，在谈到诗等文体的翻译时，又断言“诗是不可翻译的”。在诗中，言语对仗是作诗的一个原则，句法和词法范畴、词根、词缀、因素等都会在类同与差异的基础上相互对立、并列和接近，并各自有各自的词义。简言之，诗歌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诗侓来传达的。这些都使诗歌的翻译变得更复杂，甚至是不可能了。因此，不论是语际或是语内，诗歌都是不可译的，只能是创造性的词换位。笔者认为，诗歌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运用语言中其它短语不能产生的元素来刻意违反规则。在语内翻译中诗歌的翻译相对于语际翻译更加困难，因为诗所以成为诗就在于它的无法替代的本质性。雅各布森在1930年《论译诗》一文中也指出：“我以为，只有当我们为译诗找到了能产生像原诗同样功能的、而不是仅仅是从外表上相似的形式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说，我们达到了艺术上接近原作。”笔者认为，雅可布森从符号学的角度出发做出的诗歌不可译的观点是合乎逻辑的论断，而他的创造性的移植的翻译策略也是值得后人深思的。

雅各布森主要从语言学研究的角度论述了翻译的重要性及其普遍存在的一些问题。对符号学视角下的翻译分类、语言的意义和对等的解释以及可译与不可译的探讨，构成了翻译的符号学理论的基础，为人们对翻译的理解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而且，让人们更加清楚各种不同的解释现象及其差别。这和雅各布森的开创性研究是分不开的。

雅各布森文章的立足点是语言学和翻译理论的研究，所涉及的多属比较抽象的理论问题，很少谈及具体的翻译方法和技巧，因此，在指导翻译实践方面有其局限性。翻译研究固然应该以本体研究为主，以语言层面的研究为主，但文本外的因素也会制约翻译可译性的限度，应该尽可能地做到内外兼修。另外，他的关于翻译的分类及解释也是一种翻译的说法，以及诗歌究竟为什么不可译？在什么程度上不可译？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有待于人们进一步去努力钻研和探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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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静，安徽师范大学花津校区外国语学院07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