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露　孙　雷

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闯关的中国式改革中，价格改革无疑是绕不开的一道坎。

“放开价格见市场”，价格改革为市场的发育、发展和市场主体的自主经营创造了前提，改革开放30年来，价格改革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计划价格体制向市场价格体制渐进转变的路子。

中国价格协会会长、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原副院长，王永治带领其课题组完成了一项关于价格改革三十年的课题。而在接受采访的过程中，王永治强调，改革不能简单理解为“放”或“管”，改革改的是机制。

如今，中国的改革发展正处于攻坚阶段，深化价格改革的任务，依然任重道远：

不仅要集中力量攻克一些触及利益深、配套性强、风险较大的资源性产品价格、要素价格、垄断行业价格等领域，还要完善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价格、公共品价格的形成机制；解决医疗、教育、房地产价格收费改革存在问题；处理好国内价格与国家市场价格的关系等。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正前所未有地提高，行政性垄断行业管理体制改革缓慢，利益部门化，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等问题依然突出。

王永治从农产品价格、资源环境产品价格、公共品和准公共品价格改革三大领域，阐述了未来改革思路以及建议。

渐进改革：不排除时机成熟时跨大步

需要研究，对放开价格怎么加强监测和监管。但是这里绝对不是按照政府定价的办法来管理。

记者：总结过去的经验，价格改革中最关键的点是什么？

王永治：价格改革从商品和服务角度，主要讲三部分：主要农产品价格、资源环境产品价格、公共品和准公共品价格改革。公共品和准公共品比较模糊，真正公共品就不应该是收费的，实际上是准公共品。这是大家最关心的、也是接下来需要重点推进的三方面。

而且，改革不能简单理解为“放”或“管”，改革应该是改“机制”，理顺不完善的机制。比如煤炭价格，资源的、环境的、安全的成本等没有包括进去，所以煤炭价格并不体现一个很合理的成本，需要改革。

记者：你是否赞同，各个领域的价格改革都是要采取一种渐进的方式？为什么？

王永治：对，还是一步一步来。过去30年的经验叫“小步快走”，但也不排除时机成熟的时候，跨大步。步子的大小、频率的快慢，要根据各种条件和情况逐步调节，要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后采取措施。渐进式改革的实质是考虑宏观环境、社会承受力、可控程度等因素，逐步推进、深化。

记者：在价格领域的市场化改革中，如何完善政府定价机制和调控的监管机制？怎么看待一些价格干预措施？

王永治：干预指的是对放开价格的干预，要严格按照《价格法》规定，在特殊情况下采取非常性的措施。这些措施确实是必要的。而且应该要在条件成熟时，极快地调整过来。

下一步需要研究，对放开价格怎么加强监测和监管。但这里绝对不是按照政府定价的办法来管理。现在对于放开价格的监管有两种偏见，一说监管就像管政府定价那样管，那是不对的。因为它是放开价格，主要应该是市场调节。监管的目的是防止大增大涨、欺诈行为、垄断行为等。另外一种说法认为，价格放开就是不需要管了，这也不合理。因为我们还不是成熟的市场经济，而是处于完善过程中的市场经济。

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考虑建立目标价格

目标价格的确定，可以考虑保证农民的收入增幅比城市居民略高一点。目标价格应该是合理反映劳务、资源等开支的一个比较合理的价格。

记者：在农产品价格领域，我们要做些什么？

王永治：要完善农产品价格机制。比如进一步完善粮食最低收购价。粮食最低收购价还要继续提高，因为农产品价格的成本体现不完善、不完全。最突出的是按计算的工本，农民的劳务成本跟一般工人的日值相差较大。所以很多人说打一天工顶得上农民劳动一年，导致越来越多农民放弃务农出来打工。

从长远讲，我们应该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而粮食安全更要保证。因此，农民的收入水平要不断提高，劳务成本等应该在农产品价格里有比较好的体现。

记者：应通过哪些方式去提高农民收入？接下来还可以做些什么？

王永治：最主要的措施就是逐步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加上财政补贴。另外，还可以建立目标价格，就是国外的价格支持政策。比如美国的农机补贴相当高，农民跟工人的收入基本接近，所以农民愿意在农村种地。而现在我们为什么会出现有地不种的现象？说明农产品价格还没有完全反映价值。

记者：这个目标价格怎么定？有没有什么指标体系或者其他国家的经验可以借鉴？

王永治：这需要进一步研究，是定一个目标价格，还是在一定时期内确定一个目标价格。不过总体而言，目标价格应该是合理反映劳务、资源等开支的一个比较合理的价格。

目标价格不一定一下子达到，但可以通过财政补贴等方式，使农民增加收入。而补贴多少，应该有一个依据。当农业生产的价格没有完全反映价值，就给予补贴。今后在完善最低收购价方面，也可以考虑一些非粮食类的农产品是不是可以提高价格。比如说棉花，这几年市场波动比较大，但现在还没有最低收购价，下一步是不是考虑建立一个目标价格？

记者：也就是说，目标价格是一个参照值，依此我们就知道该补给农民多少钱，一方面促进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另一方面避免市场承受不了？

王永治：对。因为增加的是补贴，不反映在价格上面，所以对市场销售价格没影响。我认为，目标价格的确定，可以考虑保证农民的收入增幅比城市居民略高一点。为了保证这个收入增幅，财政补贴就有了依据，可以确定每年需要增加多少补贴。过去是财政有多少钱就补多少，没有一个可参照的依据。

记者：对于粮食价格的改革来说，不少观点认为，今后几年是一个好时机，应适时推出。你怎么看？

王永治：什么叫接轨？接轨指的应该是机制上的接轨，即按照市场供求机制，而不是简单的随着国际价格水平来调整。

我认为，中国的粮食问题要立足于国内，比较明确的是先要解决95％的自给率。然后，也要利用国际市场来调节我们整个农产品的数量和品种的问题，并参照国际市场价格水平。

假如有富余的话出口灵活一点。在农产品自给率高，能满足需求的情况下，可以适当出口调节，关键要把农业生产能力提高，这样有利于价格调整。

资源环境产品价格改革：积极、稳妥、有序推进

有一点现在可以考虑：实行基本消费少提价，节约消费降价，超标准消费高价的价格政策。构建合理的自然资源比价关系，完善资源型产品价格体系。

记者：在资源产品价格方面，下一步改革重点在哪里？

王永治：总体而言，有一点现在可以考虑：实行基本消费少提价，节约消费降价，超标准消费高价的价格政策。构建合理的自然资源比价关系，完善资源型产品价格体系。

现在燃油税改革方案已经公布，跨了一大步。下一步是水、电、煤、气的价格怎么进一步理顺，其中比较突出的问题是煤和电的价格。

下一步改革，首先应该从成本上要对资源的价值反映得更全面，能够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稳步推进石油、天然气、电力、可再生能源价格改革。

记者：在环境性产品的价格机制方面，下一步应特别予以关注的有哪些？

王永治：首先要加强环境排污价格的处理问题，这一点特别需要考虑，确定排污权许可价格，形成排污权交易价格。其次，加快污水处理费、排污费、垃圾处理费的征收方式，提高征收标准，扩大征收范围。因为现在环境问题比较突出，结构调整的任务也比较突出。

另外，土地使用费价格问题还要进一步考虑，完善土地使用权流转的价格体系，以维护农民利益，并推进土地资源集约利用。

记者：资源环境性产品价格这一块，应该坚持怎样的原则，有无改革的先后次序问题？

王永治：积极、稳妥、有序地分别推进，要有所区分。含义是，首先要积极，要稳妥，但同时要有序，分别情况来推进。

应该说矛盾突出的领域，现在有条件推进。比如燃油税改革，而下一步就可能是电和煤的价格改革问题。

记者：那具体说，电、煤价格应怎么理顺？

王永治：煤价升了，电价该调就得调。这里有环节问题。电厂往外销售的时候有政府调控的问题，煤价高了，发电成本增加了以后，是不是销售电价也可以适当调高。应该说调价应更灵活一点。

煤、电联动总的几个原则还是对的：煤涨价多少幅度，在多少时间内相应的电价应该调整；要求电厂不能完全转嫁价格，要自己消化一部分。而现在是煤价涨超过半年多，电价也不动。理由是考虑销售电价，影响企业成本。

但后续影响的处理，可以通过别的措施来完成。包括调一些税和适当的补贴等其他措施。道理不难理解，你对人家提要求，相应就应该给人家条件，提要求不给出路是不行的。

记者：资源环境产品价格改革进程比较慢的主要阻力是什么？

王永治：资源环境产品价格要动就会增加企业成本，价格就会上涨，CPI跟着上去，因此这一步要跨多大，需要考虑。

记者：目前CPI处于下降阶段，那是不是由此可以推出，今、明年是我们进行价格改革的好时机？

王永治：应该说是好时机，因为整体价格处于下行期。但还是要控制好节奏，不要一下子提高，要逐步提高。另一方面要处理好后续影响，包括改革后对一些下游的产业怎么考虑，对于低收入群体有哪些影响，都要仔细分析。

这就需要一个较长时间的、全面的安排和规划。不要光看当前，要对整个资源环境产品价格改革，作出一个比较全方位的考虑和规划，分阶段来做。

现在CPI往下走了，有利的时机到了，但还是要慎重考虑，这是不是可能给中小企业增加负担。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很重要是财政政策调节，有的财政要补贴，有的要靠税收调节，注意价、税、费和收入联动。

虽然改革可能在一定时期内增加财政困难，但要权衡利弊。

记者：在公共品和准公共品领域的价格改革怎么推进？

王永治：公共品和准公共品价格改革主要是指医药、教育领域，特别是医药。公共品不存在多少问题，而是准公共品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机制。现在大家比较关心的教育收费问题，包括房价问题，都跟民生的关系密切，而这些价格的构成上有问题。

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保障性安居工程的价格问题。

树立大物价观念

物价不完全是价格问题，它首先是市场供求问题，还包括财政问题，财、税、费、工资收入四个方面。这两年又加了汇率问题，另外还要考虑工资成本的问题。

记者：你带领完成的课题报告里面提到，不仅要进一步破除就物价论物价的思维定式，树立大物价的观念，而且要认清商品服务价格与要素价格相互作用、影响的日趋紧密趋势，来加强和改善价格调控监管。怎么理解？

王永治：物价不完全是价格问题，它首先是市场供求问题，还包括财政问题，财、税、费、工资收入四个方面。这两年又加了汇率问题，另外还要考虑工资成本的问题。其它改革最后毕竟要反映到价格上来，所以这些问题也应该是渐进式地解决，要有统筹考虑，相互协调配合。如果这些方面的改革猛推，但价格又不能动，那可能吗？价格改革必须要推动。

换言之，必须注意，改革要配套。改革方向还是要坚持市场机制为主，这个不能动摇，但是我们的市场经济，政府要有调控，而且在当前这种复杂情况下，政府怎么调控是一个很艰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