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驻法国特约记者 姚 蒙

法国公开拍卖中国文物，为近年来屡遭波折的中法关系留下了新的伤痕。欣慰的是，有一些法国人也在为中国的文物追讨行动奔走相告。最早提出追讨文物法律诉讼的法国人高美斯（Bernard GOMEZ）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位。作为法国“欧洲保护中华艺术协会”主席，高美斯多年来都致力于反对展出和买卖中国被盗文物的事业。23日，巴黎大审法院驳回了“停止拍卖中国文物”的法律诉讼请求。当天，在巴黎第十七区一家咖啡馆，作为法律诉讼发起人，高美斯向《环球时报》记者讲述了他从事追讨中国文物事业的心路历程。

发起这场诉讼，就是要让人知道这件事的重要性

环球时报：您为何会发起这场诉讼？

高美斯：圆明园文物是中国重要的文物，是中国历史的见证。我十分了解这一点。面对拍卖，中国政府很难介入。我也意识到法中关系现状不理想，两国之间也不应该有新的摩擦。而我们协会的宗旨本来就是帮助中国保护文物，反对文物走私，促成流失在外的文物回归。因此，我们觉得自己有责任帮助中国来进行这次诉讼。法庭说我没有资格，这是法庭不了解我。我本人接受了陕西省、西安市、甘肃省、河南一部分地区和保利集团的授权书，他们授权我考察国际文物市场，关注中国文物的流通情况，给中国提供有关文物的信息，了解中国文物合法与非法买卖的现状，同时特别注意促成中国文物的回归。当然，这里说的文物是大的、重要的文物，圆明园兽首就属于这样的文物。但我这么说，并不意味着中国政府委托我进行诉讼。我这一次进行的诉讼完全是我们协会自己的行动。

环球时报：您是否料到诉讼会失利？

高美斯：我和我的律师对诉讼结果都有判断。根据法国目前的民法、行政法，我们的诉讼在程序上就会受到很大阻力。因为我们只是一个协会，而文物所有权是中国政府才有的，而现在的持有人也是按法国法律属于合法持有。还有，虽然有各种有关文物问题和打击文物盗卖的国际公约，但我知道在1860年发生的事情有时效过了的问题。但即使如此我们还是要进行诉讼，因为如果发出声音，不进行诉讼，就没人知道这事情的重要性，相关的人员就不会有压力。所以，我们的诉讼不是去告人犯法，而是从道义上来保护中国的文物和遗产。我们诉讼要达到的目的是，最好法国政府出面对文物实施优先购买权，将文物回归中国或放入吉美博物馆让公众观赏。我与中国人一起工作、前前后后打交道有20年了，我知道如果法国政府这么做了，那么就赢得了中国人的心，两国间的种种误会就会消除。法中关系紧张时尤其应该这么做，这是很好的机会。

有些法国人很荒谬

环球时报：这是您第一次这么引人注目地行动吗？

高美斯：不，这样大的行动应该说是第三次了。第一次是与收藏中国被盗文物的法国一家博物馆进行较量。中国甘肃省一个古墓于1992年被盗，一个黄金文物被人接手后，又转而捐献给了这个著名的博物馆。为何捐献？因为第一可以获得高额减税，第二可以有名声。我们协会就以盗窃、窝赃、洗白被盗文物、文物国际走私等罪名提出诉讼。但后来由于种种政治原因，这个案子难以进行下去。当事人甚至到中国去活动。最后法官被调，案子由此搁浅。其实这个博物馆有许多文物来源都不清楚。

第二次是在拍卖中发现了一个中国古代青铜器。这个青铜器属于一种度量的器具，在周朝、秦朝、汉朝都放在皇宫里。为了获得这个中国宝贵文物，我们协会与西安市一位很有钱的房地产商黄夫人一起出资购下了这个文物，随后归还给了中国，捐给了兵马俑博物馆。

第三次才是现在这次。这是为了圆明园文物能够回归中国。这些文物是英法联军侵略北京时掠夺来的，同时他们还大肆破坏、放火烧毁了这个美丽、壮观的皇家园林。这次诉讼是我们协会发起的，由任晓红律师及其合伙人负责具体诉讼。诉讼虽失败，我们的声音、我们的目的大家应该都知道了。

环球时报：现在的文物持有人贝尔杰说他愿意把文物还给中国政府，但要中国尊重人权、给西藏自由。对此你是怎样理解的？

高美斯：我看着中国的发展、中国人权的进步。我觉得法国人真的不了解中国。法国人不知道中国人权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而且不应该要中国人马上照搬法国的模式。其实有些法国人是很荒谬的，他们要什么？就是想让中国跟这里一样，谁都有对当局和政府的随意批评权。但法国人自己虽然可以随便批评，但权力不还是掌握在政界、权力阶层手里？你批评归批评，不听你时就不听你。至于西藏，许多人不知道西藏人自己不愿离开中国。西藏留在中国的好处远远多过独立。问题是贝尔杰不能将文物、文化与政治混在一起。文化就是文化。

博物馆的收藏品是人类的共同财富

环球时报：您的家庭对您的事业有影响吗？

高美斯：我从大学起就从事艺术。专门研究亚洲艺术。我在马赛大学艺术学院毕业后，就去亚洲各地旅游，去了好多地方，如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等等。一路深入民间，了解风土人情和历史文化。我对文化很感兴趣。我父亲是西班牙人，母亲是意大利人，我出生在北非阿尔及利亚，从小生活在伊斯兰文化氛围里，而家庭是基督教文化。多种文化影响了我的性格和成长。到了亚洲我又了解了佛教。我是1982年到的中国，1988年到陕西西安。随后我与考古界建立了联系，并与中国考古界一起工作。我参与过许多文化活动，包括拍电影等等。我还在中国一些大学任教。因此说我对中国、中国人、中国文化，还是了解的。

环球时报：您在法国从事的就是文化与文物专业吗？

高美斯：是的。我在法国就是文化与文物鉴定专家。我是亚洲文物（除日本外）的专家，还有拍卖文物的特别资格，同时负责文物的鉴定。因此，对亚洲与中国文物我有发言权。这也是我和我的协会从事亚洲文化和艺术保护的原因。

环球时报：法国人如何看这样的文物拍卖？

高美斯：一般法国人会觉得这样的拍卖很正常，他们不了解历史和这些文物对中国人的重要性。法国人有很强的财产观念，认为如果有人通过合法手段得到这些文物，就应该合法拥有这些文物。1860年是个很远的年代，许多东西变得模糊。因此，我们并不对圣洛朗和贝尔杰拥有这些文物的合法性提出疑问，因为他们确实是合法获得的，是出了钱购得的。我们指出的是这些文物的历史归属性。

环球时报：您如何看待在法国和西方许多博物馆的收藏品呢？

高美斯：那些已经在博物馆的收藏品已是人类的共同财富。大家都可以欣赏，而这些文物也得到了良好的保护。但我们要反对的，是现在还继续进行的文物偷盗和买卖。由于一些博物馆还在接受这样的文物或文物捐赠，就给文物走私和盗卖提供了市场。这是要坚决反对的，也是我们协会工作的目标。

希望我们的工作和努力能收到真正的效果。而我们这次的诉讼就是在这方面向世人发出呼吁。我们其实是以实际行动来增加法中人民的友谊，让中国人民知道法国有我们这样有良知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