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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生态学视角的组织失败理论研究脉络及进展

2009-02-24杨蕙馨

商业研究 2009年2期

张 瑾 杨蕙馨

摘要:迄今为止对组织失败问题的研究主要是基于二个视角展开,产业组织和组织生态学视角的组织背景环境决定组织失败的环境决定论;企业层面上组织研究和组织心理学研究视角的将企业失败归因于管理者的经验不足或能力不佳的意志控制论。通过对组织生态学视角企业失败文献的梳理,分析其理论观点、经验实证的结论,并说明其研究方法及其存在的难点。

关键词:企业失败;组织生态学;环境决定论

中图分类号:F272.3 文献标识码:Aお

A Historical Review of Organizational Fail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rganizational Ecology

ZHANG Jin,YANG Hui-xin

(Department of Management,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two perspectives in business literatures about the causes of organizational failure: one is classical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IO) and organization ecology (OE) viewpoint which assumes a deterministic role of the environment, the other one is the organization studies (OS)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OP) perspective. This paper addresses the major theoretical viewpoints of OE and methodological challenges ahead for researchers in the field of organizational failure.

Key words:お

企业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细胞,企业失败研究被广泛运用到企业管理咨询、企业诊断以及宏观经济监控等各个方面[1](王强,2005)。企业失败机理研究目的是从企业衰败视角,揭示和理解企业衰败规律,防止企业衰败,探询企业持续成长的秘诀,使企业更好成长[2](张 燚、张 锐,2005)。

自从Whetten(1980)号召对组织失败问题进行更多研究,这方面的研究调查稳步增长,迄今为止组织失败问题研究主要基于二个视角展开,产业组织和组织生态学观点;企业层面上组织研究和组织心理学研究观点[3](Kamel Mellahi & Adrian Wilkinson,2004)。Witteloostuijn (1998)把关于组织失败的理论和经验研究清楚地划分为组织背景环境决定组织失败的环境决定论和主要将企业失败或组织死亡归因于管理者经验不足或能力不佳的意志控制论[4]

笔者通过对近年来组织生态学视角的组织失败文献梳理,分析其理论观点、实证结论,最后说明对组织失败问题研究所用的研究方法及存在难点。

一、组织失败的概念

组织失败是组织所适应的利基恶化,这种恶化使得组织内部资源减少,组织失败症状包括市场份额缩减、负利润率、从市场中退出、绩效下滑等,这种衰败可能是突然爆发也可能逐渐发生[5](Cameron ,1988)。Freeman(1983)把组织失败定义为死亡和解散[6]。在文献检索过程中所使用的关键词为组织失败(organizational failure, )、组织衰败(organizational decline)、组织死亡(organizational death, organizational mortality)、组织退出(organizational exit)。

组织生态学对组织死亡的研究不是以个体组织特性和状况为基础,它建立在组织种群特性基础上,主要分析种群结构、种群密度、种群动态等因素对组织死亡影响[7](彭璧玉,夏申2005)。组织生态学将个体组织死亡视为组织种群自发调节的结果,个体组织死亡是组织种群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和进化机制。

二、组织失败的决定因素

根据组织生态学学者的研究,五个因素决定组织失败的机会:种群密度、组织年龄、组织规模、产业生命周期、组织群落内部调整、种群动态。组织衰亡机理包括生态化过程和制度化过程两个方面[8](彭璧玉2006),生态化过程强调种群密度和种群动态对组织衰亡的影响,制度化过程强调组织年龄、组织规模、组织变革、制度环境等因素对企业衰亡影响。

(一)种群密度

种群密度是种群的成员数目,利基的作用力将依种群密度的变化而异,并能透过自然选择得到调节种群数量的作用。种群密度可扩大或萎缩种群利基,进而影响组织死亡率,种群密度与组织死亡率的关系体现在“当期效果”与“递延效果”两个方面。

1.当期效果。“当期效果”是指T时点的种群密度对T时点的组织死亡率的影响力。种群密度对组织死亡率影响主要来自于合法性与竞争的过程。当种群刚出现时,组织数目较少,成长空间较大,吸引新创建者加入集群,使得该种群的密度逐渐增加,此将有助于种群合法性提高,进而增加组织存续能力。但当密度成长程度逼近环境承载力时,在利基拥挤情况下,种群成员间竞争激烈,进而增加组织不利生存性。因此,合法性有助于组织利基扩大,而竞争则造成组织利基萎缩,使得种群密度与组织死亡率之间呈U形关系。U形曲线递减部分可归因于合法性提高,而曲线递增部分归因于集群内部激烈竞争[9](Hannan andFreeman,1989)。

2.递延效果。“递延效果”是指组织创建时密度对组织死亡率的影响力。组织创建条件所产生的烙印作用不仅影响组织后续发展,也是组织惰性的根源。当组织创建于高种群密度时期,环境资源受到高度开发利用,新组织只能利用短期及边缘资源,组织在利基狭小情况下,无法投入充裕时间和资源建立正式结构与组织规则,即使组织创造出适当的组织结构与资源利用方式,安然渡过创建期,组织的体质也不易恢复正常,仍然位于资源分配边缘,所以资源分配不利性会使得创建于高密度期的组织有较高死亡率[9](Hannan&Freeman。1989)。

(二)组织年龄

组织死亡率因组织年龄而异,主要有两种观点:

首先是新组织不利生存性,新组织比老组织有更高衰亡风险,新组织意味着企业与其成员都扮演着新角色,不易与已拥有固定客户群的老组织展开竞争。随着组织年龄增长,组织更能专精于例行事务和角色扮演,并且能与利益相关者建立连结关系,所以组织死亡率会逐渐递减,组织年龄与组织死亡率为反向关系[10](Bruderl &Schussler,1990) .

新组织不利生存性不仅是指新建组织,而且包括经历重大组织变革的组织。重大组织变革如何影响组织死亡,学术界存在分歧[7](彭璧玉,2005),组织变革会产生新角色和新关系,组织变革引起不适应环境的组织衰亡,组织变革程度越大,组织死亡可能性越大,组织变革越复杂,越不透明,组织死亡可能性越大。但有实证表明,实施重大变革的组织,其绩效比没有进行变革的组织要好,因此更不易死亡[11](Tushman 和Romanelli,1985),当组织变革使组织寻找到新利基、使他的内部战略与外部环境更加适应、能够降低对环境的依赖程度时,组织变革对组织绩效有积极影响。

其次是老组织的不利生存性。环境变异会侵蚀组织与环境的配适度,当组织年龄愈大,累积的环境变异性变大,组织迅速回应环境能力也在减弱,使得组织与环境的配适缺口愈大[12](Carroll,1983),组织死亡率会逐渐递增,组织年龄与组织死亡率为正向相关。

(三)组织规模

组织规模与组织死亡率反向关系是“小型组织不利生存性”。大型组织在一致性与可解释性方面较小型组织高,一致性是组织能重复生产特定水准产品的能力,可解释性是组织对资源配置和组织行动方面的能力,小型组织死亡率会高于大型组织死亡率。另外,烙印作用将使大型新生组织较小型新生组织拥有较佳体质用于后续发展潜力,较能在自然选择过程中获胜,小型新生组织死亡机率较大型组织高。大型组织较小型组织更能取得劳动力、资本、营销方式及客户等环境资源[13](Haveman,1992),大型组织较能影响集群竞争程度及威胁小型组织存活机率。

(四)产业生命周期

按照产业生命周期理论组织失败是一个自然和客观的过程,新组织不利性与产业生命周期相关,新组织死亡率在产业成熟期高,在产业成长期低,因为新组织在成长期进入障碍比成熟期低。小组织不利性在产业生命周期不同阶段是不同的,产业成熟阶段不利性低于产业成长阶段不利性[14](Agarwal,2002),在产业成熟阶段,所有组织都面临高死亡率,在产业成长阶段,面对产业明显增长态势,基础弱的小组织直接面对强大竞争对手,死亡率较高。

(五) 种群动态(population dynamics)

种群动态研究探讨组织数量在时间上的变动规律,用前一年同业创建数目及前一年同业死亡数目检验组织生死率的动态变化。如果前一年创建数愈多,代表种群发展机会愈佳,但如果新建组织同质性较高,创建数目的大量成长,较易引发同业间恶性竞争,组织死亡率越高。

前一年同业死亡数目对组织死亡率影响有两方面,首先组织死亡所释放资源可重新分配给其他组织[15](Aldrich, 1990),种群成员死亡将有助于现存组织取得新资源,以延续组织生命力;其次种群成员大量死亡是环境不利生存的一种信号,由于企业之间存在网络联系,紧密连结的网络可增加组织面对外部环境变化能力,但组织死亡可使得组织网络崩溃,甚至连带造成网络成员死亡。

对中关村高新技术产业组织死亡率分析实证表明,高新技术产业前一年同业死亡数目愈多,组织死亡率愈低,原因是园区的企业间关联性不强,企业间分工协作和上下游关系并未真正形成,各个小企业都是封闭的小而全的生产系统,同业的死亡对其他企业影响不大,甚至是同业的死亡还会给同业的竞争者释放更大的生存空间[16](蔡宁、王发明,2006)。

(六)组织群落的内部调整

由于组织结构惰性存在,种群层次的组织变革引起不适应环境的组织衰亡。由于企业群落中共生关系存在,单个企业不仅受到同一规模企业群落变革影响,还会受到其他规模企业群落变革的影响,大企业变革对中小企业产生重大影响。在企业群中,社会资源分成核心和边缘,一般大企业占据核心资源,中小企业占据边缘资源,互相形成共生关系。当大企业发现需要进行新的社会资源分配,进行变革来占据更加有利的核心地位,或者进行核心资源转移时,与大企业形成共生关系的中小企业,不及时调整就容易死亡。澳门地区企业群落内大企业的变革极大地增加小企业死亡率,大企业对于小企业生存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澳门大企业变革,加剧澳门中型企业死亡[17](秦宛顺、顾佳峰,2003)。

三、研究方法方面存在的问题:

组织生态学视角的组织失败理论把研究的重点放在组织外部因素上,从整体的角度研究组织失败的因素,并没有回答为什么在同一产业中面对同一产业的内部限制条件有一些组织成功了,而一些组织失败了这个问题。

产业组织和组织生态学研究者一般采用定量的研究方法,在集群水平上采用纵向数据分析,用复杂的和标准的模型方程的方法,通过统计分析、解释、预测组织失败。

制约企业失败实证研究成果的核心问题是企业失败的资料来源与运用问题[18](王强,2006)。

第一,资料收集的困难。企业失败问题研究的首要难点就在于资料收集的困难,如何收集失败企业的各种相关资料,一直以来都是企业失败研究的难点问题。

第二,样本的统计学问题。即便找到了企业失败的样本,资料的质量也有保障,还会遇到这样一些问题:样本数过小,失败的企业或者上市公司的样本在全体上市公司中比重较小,其结论可能不具备统计学意义;样本偏差问题,企业失败很多时候和宏观经济环境、行业、地区相关性很大,整体分析会抹杀其中的差别,而分别分析又可能会建立过多的模型而且会遇到更严重的样本数量不足问题;分析技术方法的选用会影响结论及模型的有效性,在选用哪种分析方法上也存在系统风险。

参考文献:

[1] 王强.浅析制约企业失败研究的四个问题[J].管理世界,2005(3).

[2] 张 燚,张 锐 .基于干扰理论的企业衰败机理研究[J]. 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05(2).

[3] Kamel Mellahi and Adrian Wilkinson. Organizational failure: a critique of recentresearch and a proposedintegrative framework[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Reviews,2004,Volume 5/6 Issue 1.

[4] Witteloostuijn. Bridging behavioraland economic theories of decline: organizationalinertia, strategic competition, and chronic failure. [J]. Management Science ,1998(44).

[5] Cameron, K.A., Sutton, R.I. and Whetten, A.D. Readings in Organizational Decline: Frameworks,Research, and Prescriptions[M]. Cambridge,MA: Ballinger. 1988.

[6] Freeman, J.H., Carroll, G.R. and Hannan, M.T. The liability of newness: age dependence inorganizational death rates[J]. American SociologicalReview , 1983 (48).

[7] 彭璧玉,夏申.生态学视角的组织死亡理论研究[J].当代经济研究,2005(8).

[8] 彭璧玉.企业衰亡的生态化过程与制度化过程[J].学术研究,2006(5).

[9] Hannan, M.T. and Freeman, J. OrganizationalEcology[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9.

[10] Bruderl, J. and Schussler, R. Organizationalmortality: the liabilities of newness and adolescence[J].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90(36).

[11] Tushman, Michael L.; Roman Elli, Elaine. Organizational Evolution: a metamorphosismodel of convergence and reorientation[J].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1985 (7).

[12] Carroll, G.R.. A stochastic model of organizationalmortality: review and reanalysis[J].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1983 (46).

[13] Haveman, H.A.. Between a rock and a hardplace: organizational change and performanceunder conditions of fundamental environmentaltransformation[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92 (37).

[14] Agarwal, R., Echambadi, R. and Sarkar, M.B. The conditioning effect of time on firm survival: alife cycle approach[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2 (45).

[15] Aldrich, Howard E.. Using an Ecological Perspective to Study Organizational Founding Rates [J].Entrepreneurship: Theory & Practice, 1990 (14).

[16] 蔡宁、王发明. 中关村高新技术产业组织死亡率分析-基于组织生态学的视角[J].统计研究, 2006(4).[17] 秦宛顺、顾佳峰.企业群内部调整对于企业死亡的影响[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3(8).

[18] 王强. 当代企业失败理论述评[J]. 经济学动态, 2002(1)

(责任编辑:樱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