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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辛走西口

2009-02-19

百科知识 2009年3期
关键词:移民

刘 莉

2009年开年大戏《走西口》正在央视热播,作为《闯关东》的姊妹篇,《走西口》再次为我们展现了一段充满艰辛险阻同时又饱含浓浓深情的移民历史。“走西口”又叫“走口外”、“跑口外”,是清代直至民国年间晋西北、晋中以及陕北等地区的大批民众,经长城西段杀虎口、独石口等关口出关,徙居至长城以北的内蒙古中西部地区,从事农耕与商业经营等活动的大规模移民运动。“走西口”历时长、规模大,作为历史上北方边疆移民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卷帙浩繁的中国移民史上勾划出浓重而深刻的一笔。

近3个世纪的迁移史

“走西口”大约始于清康熙年间。成千上万的山西、陕西、山东、河北等省的移民大军背井离乡,远走塞外。“于是内地人民之经商懋迁者,务农而春去秋归者,皆由流动而渐进为定居,由孤身而渐成为家室……凡经属近诸旗地,已蔚为农牧井管,蒙汉共居之乡。”他们不断踏上这条充满艰辛与梦想的道路,用血泪与汗水缔造出近3个世纪绵延不断的“走西口”历史。

对于“西口”的具体位置,学界说法不一。较为集中的看法是,“西口”原指一个地理方位,伴随着政治、经济因素的作用,在民众不断向长城外的迁移过程中而被广延、泛化。“口”原指明中期以后在长城沿线开设的“互市”关口,如张家口、喜峰口、古北口等,后演变成为对蒙贸易的关卡。明末清初时人们习惯称河北张家口为“东口”,而杀虎口(今山西省右玉县城北10千米的长城边墙附近)位于张家口以西,所以被称为“西口”。乾隆中后期,“西口”逐渐转指商民往来、交易日盛的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旧城)。清咸丰、同治年间,随着民众大批出“口”。除杀虎口、归化城外,从张家口往西,山西、陕西、甘肃等通往内蒙古西部的水陆关口被泛称为“西口”,亦称“口外”。

“走西口”的主路线大致为:由山西的保德、河曲、偏关地区经黄河入陕西,从府谷向北经古城进入内蒙古,经准格尔旗、纳林、东胜、达拉特旗到包头。自包头分为两路:一是向西达五厕;另一路往东北到石拐沟矿区及达子店、固阳,再向西经大余太、乌兰脑包到五原。到五原后再分作两支:一支向西南经邬家地、临河到陕坝镇,另一支向西经狼山到陕坝镇和米仓。最后还有大量移民到达了包头以东归化等地。这仅仅是对“走西口”主路线的粗略描绘,其详细内容不止于此。“走西口”移民最多、最为集中的区域是内蒙古中西部,即今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呼和浩特市、包头市一带,这一地区大致相当于民国时期的绥远省。

肇始于300年前的“走西口”活动,主要经历了两个高峰时期。

康熙至乾隆年间为第一个高峰期。此时适逢康乾盛世,经济复苏,社会安定,加之康熙“永不加赋”和雍正“摊丁入亩”政策的施行,使人口得以大量、迅速地增加,而耕地面积的增长则相对缓慢,致使“内地实无闲处”,人地矛盾趋于尖锐。生存的压力迫使晋、陕等地大量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迁到口外耕种土地。清政府亦随之推行宽松的开放政策,授给部分汉人河套地区的土地租种权。由此,出现了第一个移民高峰期。内蒙古清水河厅一带在乾隆初期就有“民人寄寓者十万有余”。到乾隆末年,整个内蒙古地区汉族人口已达100万。

光绪年间到1936年则为“走西口”的第二个高峰期。时至清末,政府统治陷入内忧外患而无力自拔的境地,为偿付巨额战争赔款以及抵御外国侵略者特别是沙俄对我国边疆地区的蚕食与鲸吞,清政府公开鼓励民众移去口外开荒耕种,以达“移民实边”的目的。光绪二十八年(1902),“贻谷放垦”这一全面放垦政策刺激了更多的农民来到口外进行垦种。民国初年,政府一度实行“移民实边”政策,而北洋军阀及国民党政府为敛取押荒银、岁租和渠租等苛捐杂税,也积极支持移民口外。同时清末直至民国,频繁的自然灾害和战乱也迫使民众远走口外。在政府倡导和自身求存的双重作用下,“走西口”活动达到了规模更大、时间更集中的第二次高峰期。内蒙古地区的汉人,到1912年超过150万,至1937年则逾371万。再加上当时大量的“雁行人”的存在,“走西口”的人数要远远超过上述数字。

离走他乡艰辛开拓

“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苦在心头,这一去要多少时候,盼你也要白了头……”这首在晋、蒙、陕、冀交界处家喻户晓、广为流传的悲怆而哀婉的歌曲《走西口》,反映出“走西口”那段历史的悲凉与苦难。

极端贫困是引发这场“迁徙”的最根本原因。清代中前期,土地贫瘠的晋西北、雁北、陕北地区与冀、鲁、豫地区自然灾害频仍,十年九旱。山西民谣“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挖野菜”正是当时的真实写照。即便是经济条件相对较好的晋中地区也因地少人多,迫使面临失去土地的人们远走经商。地旷人稀的口外,成为他们摆脱艰难困境、另觅生路的理想选择。

从身份上看,“走西口”的人群大体上分为3类:一是山西、陕西北部地区无地或仅有少数贫瘠土地无力养家糊口的贫苦农民以及一部分手工业者,如木工、陶工毡匠、泥瓦匠等等。他们迫于生计,无奈奔走他乡,是“走西口”的主体;二是到口外从事贸易活动的商人,这些人主要来自晋中地区;最后就是一些躲避兵役和逃避官司的人。

从地域上看,“走西口”的人群在晋西北主要是保德、河曲、偏关人,雁北多为朔县、平鲁、山阴县人,晋中主要有平遥、祁县、太谷人,而陕北则多来自府谷、神木、榆林、横山、靖边、定边等县。此外还有部分山东、直隶、河南等省的移民。

从性别与年龄结构上看,清代相当长一段时期里,由移民政策、口外的自然条件等因素决定,进入内蒙西部地区的“走西口”民众以年轻男性为主,直至清末内蒙古全面解禁后,口外迁入人口的性别结构才逐渐趋于平衡,年龄结构呈现多样化。

“走西口”活动分为暂时迁移型和永久定居型两种。最初意义的“走西口”人主要以季节性出边者居多,称为“雁行”,数量较少。“百姓春种秋回,谓之雁行。”(《旅程日记》)口外地区地广人稀,对劳动力的需求很大,但因冬长夏短,农闲时间长,无需终年雇工;同时,由于清初严禁出“口”汉民携带家眷,于是春去秋返的“雁行”成为当时最主要的迁移方式。雍正以后,逐渐由“雁行”发展为定居。举家迁移的定居型移民与“雁行人”的迁移路线大体上是一致的,为数不少的定居移民也是由“雁行人”沉淀而来。

然而“西口”路并非平坦,这是一条充满艰辛与酸楚的道路。“走西口”的行旅方式主要是步行。迁移者抛亲弃家,在严寒酷暑中沿着崎岖的道路开始漫长的

跋涉。“细麻绳绳捆铺盖,两眼流泪走杭盖”,道出了他们离乡的悲伤心情。“走西口”人每天要步行30~40千米路,风餐露宿,“饥渴劳病,寇贼虫狼,日与为伴”。很多人都一去无返,或抛尸路途,或沦为乞丐。而存活下来的大多数人也只能依旧进行繁重、艰苦的重体力劳动。一首民歌记述了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及工作的艰辛:“上杭盖(到伊盟杭锦旗),掏根子(掏甘草),自打墓坑;下石河,拉大船,驼背弯身;进河套,挖大渠,自带囚墩;上后山,拔麦子,两面三刀手流脓;走后营,拉骆驼,自问充军;大青山,背大炭,压断背筋;高塔梁,放冬羊,冷寒受冻。”

漫漫艰辛路并没有使“走西口”人退缩,相反移民越来越多,势如浪潮,这在于“走西口”者吃苦耐劳、艰苦创业的精神。正是凭借这种精神,他们为内蒙古西部地区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口内农民大量涌入口外开垦种植,将内地选种、施肥、开畦、培垄、兴修水利等农业技术带到当地,使蒙古族牧民从游牧逐渐转向半牧半农生产。1736年,鄂尔多斯东部与南部开垦荒地4千余顷;至1835年,巴彦浩特已有开垦熟地1190顷67亩;19世纪末20世纪初,仅10年时间,内蒙古西部约有88700余顷土地被开垦。

除垦荒种植外,许多移民还经营手工业和商业,或驮运易货,或建立货栈和商号,如18世纪中后期,归化城有大盛魁、元盛德、天义德三大著名商号;包头有源茂升、祥盛号、义和公等12家商号。特别是一些山西人在走西口时,仅是小商小贩或出卖苦力谋生,凭借着自敛、吃苦和勤俭的优良品质,经过不懈奋斗成为了显赫的商人,如乔贵发、牛邦良等。移民的涌入一方面推动了当地商业的繁荣,另一方面促进了部分重要城镇的形成。如随着商业兴盛,清代归化城逐渐发展成为内蒙古西部第一大商业中心,而包头也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由无名小村变为商贾云聚、百货杂陈的繁荣城镇,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

蒙汉共铸西口文化

大量以晋、陕为主的内地民众进入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的同时,晋、陕农耕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产生了广泛的碰撞与交流。经过近3个世纪的整合,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质的“西口文化”。

服饰上,汉人服装简便且利于生产,蒙古族吸纳这一优点而改长大的蒙古袍为汉族短服。

饮食上,蒙古族人原以“白食”(奶制品)和“红食”(肉类)为主,伴随生产、生活上的大融合,小米、白面、玉米等成了他们常用的食物,这有利于平衡其营养结构,增强体质;而迁入的汉人也开始喝奶茶、做乳制品,对其抵御寒冷很有帮助。

居住方面,蒙古包渐向定居房屋转变,蒙古族牧民在汉人的影响下,开始建造汉式土房子。这种土房子体现出蒙古族人对汉族建筑的借鉴与改造:“平地画圈,围约四丈,立柱于周,凡十数根,而钳木纵横架于柱问,使相衔接以代墙垣,上覆以毡或厚布,马尾束之,犹汉人之屋也。”(《蒙古志》)

语言方面,汉语与蒙语不断融合。比如“贼霍拉”一词即为蒙、汉语各半。还有些汉语词汇直接引入了蒙语,如“油糕”、“海棠”、“班食”、“扁食”等。

在宗教信仰上,蒙汉也逐渐走向一定程度的认同。康熙年间,蒙古族人在土默特地区建有一部分观音庙、土地庙、财神庙、关帝庙等,其中的关帝庙还被称作“蒙古老爷庙”。

伴随着“走西口”活动的发展,在蒙汉文化共同浸润的土地上,民间艺术也在不断交融,产生了“二人台”、“蒙汉调”等独具特色的戏曲与音乐。最值得一提的是广泛流传于晋北、内蒙西部、陕北、河北等地的地方小戏“二人台”。它原本是关内汉人到内蒙后招揽生意用的唱曲,吸收了蒙古民歌的音乐语言,与舞台演出相结合后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民间小戏。有的源于内地民歌,如《卖饺子》、《画扇面》等;有的来自蒙古族民歌,如《阿拉奔花》、《吗音杭盖》等;还有生动反映现实的《走西口》。“二人台”既有内地民歌的韵味,又有蒙古族传统音乐的旋律,深受当地蒙汉人民的喜爱。

本以求生为初衷的“走西口”之路,虽前途未卜却充满机会,吸引着一代代人去内蒙古草原寻找自己的梦想,他们用汗水与泪水共同完成了这场从口内到口外、由季节性至永久性的大迁徙。昨天的“走西口”为我们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历史启迪,激励着我们去创造新的历史和辉煌。

[责任编辑]王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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