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毅

提要：高拱，字宿卿，河南新郑人，以地望名之高新郑，是明代嘉隆万三朝的重臣。《病榻遗言》是高新郑在神宗初政后被逐出政坛回籍赋闲期间撰写的政治回忆录，是高张(张居正)交恶的一家言。高新郑与张江陵恩怨深结，在该书中是已而非张，攻江陵“附保逐拱”、“矫诏顾命”、“招权纳财”、“谋害元辅”等，对万历十年以后的明代政局影响极深。然而，《病榻遗言》中多有不实之词，真假混杂，虚虚实实，体现了高新郑的政治智慧，更折射着高新郑的政治权谋，今人如欲理解万历政局，必须对其中一些关键说法加以厘清。

关键词：高拱《病榻遗言》政治权谋

一

高拱，字肃卿，河南新郑人，以地望名之高新郑。明世宗嘉靖二十年(1541年)登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穆宗居裕邸出阁讲读，任侍讲，累迁侍讲学士。侍裕邸9年，裕王甚重之，手书“怀贤忠贞”4字以赠之。拜太常卿，掌国子监祭酒事。世宗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擢礼部左侍郎，寻改吏部左侍郎，掌詹事府事，进礼部尚书。以首辅徐阶荐，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拜文渊阁大学士，进入权力核心内阁。穆宗隆庆元年(1567年)，因与首辅徐阶施政方略不协而反目，遭言路弹劾，落职回籍。隆庆三年(1569年)复出，旋攻去李春芳，任内阁首辅，兼掌吏部尚书，权倾朝野。与次辅张居正合衷共济，推行改革，刷新时政，朝野上下大有振衰起隳之气象。其后与次辅张居正结怨日深，防嫌益密，终成水火不容之势。隆庆六年(1572年)六月十六日(时穆宗已死，神宗已登极6日)，被逐出朝堂，回家闲住，直至神宗万历六年(1578年)病逝家中。

高新郑历事嘉隆两朝，任首辅当朝辅政可能不超过两年的时间。然而，他却是明代270余年历史上数得着的影响巨大的政治家、改革家和学者。在高拱病故之后的明代中晚期，有人将他与张居正相提并论，认为二公皆是“名相”、“社稷重臣”。也有人将高新郑评论为“贪戾”、“粗暴”、“奸恶”、“横臣”。高张二公在穆宗晚年和万历初年，人不两立，而相业却多相通。

隆庆六年(1572年)六月十六日，皇太后懿旨、皇贵妃令旨、皇帝圣旨驱逐高新郑，令回籍闲住。高新郑是被张居正、冯保联手打倒的。而明神宗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病死在内阁首辅位上之后，冯保旋被罢职，发南京闲住，家产被查抄充公，张居正接着被迫夺封赠、抄查家产，兄弟子侄被罢职发烟瘴地充军。一般认为，冯保、张居正是被万历皇帝打倒的。这种认识不错，但不够全面，冯保、张居正、戚继光的倒台原因中包含着高新郑政治权谋的因素。

高新郑一生著述丰富，据称有18种之多。其中《日进直讲》、《程士集》、《春秋正旨》、《问辨录》、《本语》为学术类著述；而《外制集》、《献忱集》、《南宫奏牍》、《玉堂公草》、《纶扉稿》、《掌铨题稿》、《政府书答》、《边略》、《病榻遗言》、《诗文杂著》多为政治类著述。另有3种著述亡佚。其中《病榻遗言》最为明代政坛人物和治史者所关注。《病榻遗言》是高新郑被驱逐政坛、回籍闲住期间所撰写的政治回忆录，以“病榻遗言”名其书，又像是临终遗嘱。古语云：“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其善。”高新郑《病榻遗言》在明神宗以降的政坛和明代社会无疑于投下一枚重磅炸弹，它所释放的政治影响力和政治震撼力是不可估量的。该书回忆总结明穆宗隆庆末年和神宗万历初政坛的大是大非，尤其是高新郑与张江陵之恩怨深仇、政治分野，新政是已而非张，攻击张江陵“附保逐拱”、“矫诏顾命”、“招权纳贿”、“谋害元辅”，将张江陵钉到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病榻遗言》共4卷，第一卷为《顾命纪事》，第二卷为《矛盾原由上》，第三卷为《矛盾原由下》，第四卷为《毒害深谋》。

据岳金西、岳天雷二先生研究，《病榻遗言》成书于万历元年(1573年)四至六月间。据韦庆远先生推测，《病榻遗言》可能成书于万历四、五年间。高新郑的文集据称在万历三年至六年已刊刻，收入著述13种，称初刻本。而此时张江陵和冯保主持明代政坛，宫府一体，故未敢收入《病榻遗言》。高新郑嗣子高务观续刻《病榻遗言》与《诗文杂著》，但对何年续刻却未能考订精详。有一点可肯定，或在高新郑病逝的万历六年之后，或在张居正病故的万历十年之后，有极大的可能在万历十年至十二年之间。因为这时，明代政坛风云骤变，位极人臣的张江陵、冯保从权力巅峰被拉下，跌入十八层地狱，二人及其家人的处境比神宗登极后的高新郑要糟得多。大明王朝，下自言路，上至当朝天子，联起手来对张江陵的政治总清算已经开始，有仇报仇，有怨报怨，张江陵毫无还手之力。在这种政治大背景下，《病榻遗言》的政治影响力是可想而知的。虽是一家之言，但却是当事人述叙亲身经历的政治事件，不容你不信。

高新郑著述二刻本名《高文襄公集》，是河南新野户部主事马之骏与其兄马之骐依据初刻本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再次刊刻，加入“长洲戚伯坚”giST的《病榻遗言》2卷。此时，高新郑早已被平反昭雪，恢复封赠，恢复了历史地位，而张江陵仍被压在阴山背后不得翻身。《病榻遗言》及其坚持的各种政治观点，更容易得以流传。况且还有长洲戚伯坚校订的《病榻遗言》在坊间流转。高新郑关于顾命纪事，与张江陵矛盾原由以及冯张罗织王大臣案的叙述与回忆俨然成为信史。高新郑有关这几个问题的观点和认识，被明清两代的史家不同程度地采纳。傅维鳞《明书》、王鸿绪《明史稿》、尹守衡《明史窃》、朱国桢《皇明史概》、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谈迁《国榷》、王世贞《弁山堂别集》、文秉《定陵注略》、何乔远《名山藏》、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于慎行《谷山笔麈》、张廷玉《明史》等概莫能外。

成书于明天启年间，由首辅叶向高作序的朱国桢《皇明史概》卷36《大政记》中，以《纪事》为小标题，略作删定，几乎把高新郑《病榻遗言》的前3卷原封照抄，称《病榻遗言》中高拱认定的闰二月十六日穆宗执其手为顾命托孤，穆宗五月二十六日卯刻崩，巳刻传旨着冯保司礼监掌印，即为矫诏；五月二十五日未申间诏三阁老“东宫幼小，朕今付之卿等三臣同司礼监协心辅佐”，即为阁老与宦官同受顾命。观点全是高新郑的。明神宗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沈节甫编纂大型丛书《纪录汇编》，其卷198全文收录高新郑《病榻遗言》，二级标题也为《顾命纪事》、《矛盾原由》、《毒害深谋》，内容几乎一字不爽。看来《病榻遗言》确在明末政坛引发巨大反响。当事人记当时事，不容你不信。

对高新郑《病榻遗言》叙述诸事提出质疑者，是清朝夏燮。《明通鉴》卷65载：五月“己酉，大渐，召大学士高拱、张居正、高仪入，受顾命。时上倚坐御榻，皇后、贵妃咸侍，皇太子立于左，拱等跪御榻下，宣顾命曰：‘朕嗣祖宗大统六年，偶得此疾，遂不能起，有负先皇付托。东宫幼小，朕今付之卿等。宜协心辅佐，遵守祖训，保固皇图。卿等功在社稷，万世不泯。”夏燮未取高新郑所谓的三阁老与司礼监同受顾命说。夏氏在此条下的考异中说：“据高拱《病榻遗言》所载，穆宗顾命拱等之语，皆在是年闰二月疾作时。及五月二十五日大渐，召拱等至，穆宗已不能言，则但循例传顾命之遗诏而已。至闰二月

疾作之时，所谓独执拱手，款语备至，居正在旁，帝不顾，云云，亦是拱自记之词。野史多据之，以为居正嫉拱之张本。《明史稿》高拱一传，叙次不明，月日牵混。况穆宗疾作于闰二月，大渐于五月二十五日，相距三月有余。而传中所记执拱手及不顾居正等语，又似大渐之前数日间事，亦与高拱所记不合。后修明史悉删之，盖知《病榻遗言》之不足据也。”《病榻遗言》确有些自相矛盾、无法自圆其说的地方，这是治明史者不能不小心考订的问题。

二

我们以为，《病榻遗言》所述所忆的明代穆宗晚期及神宗初政的一些是非恩怨，有的可信，有的可能是不实之词，真假混杂，虚虚实实，颇难一一厘清，它体现了高新郑的政治智慧，也折射出高新郑的政治权谋。

其一，执手告语即为顾命说质疑

《病榻遗言》载“以闰二月十二日，出视朝，既鸣钟，百官入班。臣拱暨张居正自阁出北上……乃有内使数辈飞驰而来，传呼宣阁下。于是二臣疾趋至乘舆所前，上已下金台，怒色立，欲就乘舆。诸内使环跪于侧。上见臣至，色稍平，以手执臣衽甚固，有欲告语意。臣即奏曰：‘皇上为何发怒，今将何往?上曰：‘吾不还宫矣。臣曰：‘皇上不还宫，当何之?望皇上还宫为是。上稍沉思：‘你送我。臣对曰：‘臣送皇上。上于是释衣而执臣手，露腕以疮示臣曰：‘看，吾疮尚未落痂也。随上金台立，上愤怒语臣曰：‘我祖宗二百年天下以至今日，国有长君，社稷之福。争奈东宫小哩!连语数次，一语一顿足，一握臣手。臣对曰：‘皇上万寿无疆，何为出此言?上曰：‘有人欺负我。臣对曰：‘是何人无礼，祖宗自有重法。皇上说与臣，当依法处治。皇上病新愈，何乃发怒，恐伤圣怀。上不答，良久，叹语臣曰：‘甚事不是内官坏了，先生你怎知道。于是执臣手行入皇极门，下丹墀。上呼茶。于是内侍设椅北向，不坐，乃移南向，始坐，而执臣手不释如故。茶至，乃以左手饮数口，顾臣曰：‘我心稍宁。遂起，由东角门入至乾清宫门。臣不敢入。上牵臣手曰：‘送我。既得旨，乃敢入，随至寝殿，上升榻坐，犹执臣手。盖自御路前至此，皆执手未释。而颜色相顾，眷恋之情蔼然，言之流涕，不忍言也。时张居正、朱希忠皆榻前叩头，上犹执臣手。臣鞠躬膝侧，不得下叩头，踌躇不安之甚，上见如此，乃释手。”“辞出乾清宫，门外候旨。须臾，内侍传宣阁下，二臣复入，候立寝殿丹墀。有旨：‘上来。遂上殿至御榻前。上已升座，二臣跪承旨。上从容日：‘朕一时恍忽。又曰：‘自古帝王后事(下此二句听不真，意是预备后事)，卿等详虑而行。臣等叩头出，仍在乾清门外候旨。须臾，内侍传旨：着高阁老在宫门外莫去。臣即语张居正曰：‘我留公出，形迹轻重，难为公矣。公当同留，吾为奏之。”

于是，高新郑、张江陵宿西阙内臣房数日，专候起居，待穆宗病体稍愈，乃命返家。这段文字很妙，高新郑用了8次“执臣手”或“执臣手不释”，突出了他与穆宗君臣相得深厚情谊，而将同样出身裕邸的张居正冷落在一旁，并且明确写道，张江陵能在西阙内臣房留宿数日，专候起居，是高新郑特殊奏请穆宗的结果，潜台词是穆宗心中的打算是只留高阁老一人。所以高新郑在《病榻遗言·顾命纪事》中写道：“上付托之意，乃在执手告语之时，此乃顾命也。”看来，早在穆宗病逝前的3个多月，朱载厘就已选定顾命大臣高新郑，而且是唯一的一名，因此时高仪尚未入阁，而张江陵未被执手告语，始终被穆宗冷落在一旁。那么，穆宗在方染沉疴，仍可视朝，撒手人环的前3个多月就选定顾命大臣，这是大不合情理的。况在此3个多月的时间里，穆宗完全有机会单独召见首辅，给其留下手诏，以为凭证。空说“执手告语”即为顾命，显然不能令人信服。

其二，冯保“粗识三二字”说质疑

在《病榻遗言》中，高新郑把张江陵与冯保视为政治宿敌，除据实揭露其短外，也有丑诋不实之词。《病榻遗言》载“冯保粗识三二字，言不能成文。”在张江陵《慎举措、鉴忠直，以全国体、以君德事》，请命高拱仍旧供职的奏疏里，冯保批殊，“卿等不可党护负国”，高新郑则认为“上既在幼，保文理不通，党护负国，岂保所能言者?”乃张江陵自饰之词。冯保是否如新郑所言，是个半文盲呢?可能不尽如此。王世贞《弁山堂别集》记载冯保的个人履历：“嘉靖十五年蒙选，入内中馆读书，十七年钦拨司礼监六科廊写字，三十二年转入房掌印，三十九年升管文书房，蒙简拔秉笔，与同黄锦一同办事”，而隆庆末年，高新郑推荐的司礼监掌印太监孟冲才是“不识字”的文盲。看来冯保出身内书堂，又有六科廊、文书房和司礼监秉笔的历练，说他“粗识三二字”，“文理不通”显是不实之词。《明史》亦称“保善琴能书”。

其三，早知冯张结盟捧己，不行奏罢，“恐苦先皇心，故宁受吞噬”说质疑

《病榻遗言》载：当曹大埜劾高拱十大奸恶疏上，新郑“只上疏力求去”，“而人情骇愕汹汹，愤激不平之甚。乃是日，六科公本一，独本三；十三道公本一，九卿公本一，太常寺等衙门公本一，一日并上，劾大埜诬陷元辅，而恐我必不肯留(求去)，劝上特加信任，勿令去。上曰：‘说的是。而我本两上，上恳留不允。予自念曰：‘上病甚，我求去非宜。且屡言不止，徒苦圣怀，更非宜。吾今当以君父为急，乃何有于此辈哉!遂出视事。”高新郑早已心知肚明，洞悉张江陵“与保谋害我，而又令其密党嗾言官攻我”，“此事已久”。按高新郑的性格，本可堂堂之阵、正正之旗，摆开队伍，与张冯决一死战。而他却秉持息事宁人之作法，不予深究，原因是“上病甚”，“当以君父为急”，这是言不由衷!

下面一段文字更妙，当冯张“踪迹大露，不可掩，人情愤恨愈甚。科道各相约具本，劾荆人交通冯保，嗾使言官诬陷首相，旦夕且上。荆人窘甚，惶急无以为计。予闻之，乃茫然曰：上病甚，若闻荆人害我事，必盛怒。兹时也，安可以怒圣怀。且他人事有阁臣处之，荆人害我，则何人为处?上必自处也。今水浆不入口，而能处乎?安可以苦圣心。人臣杀身以成其君则为之。今宁吾受人害，事不得白，何足言者，而安可戚吾君?于是，约科官吴文佳、周良臣、刘浑成、王璇至朝房，谕之曰；‘闻台省将欲有言，此必不可。上病甚，一闻此说，将何如处，愿诸君当以君父为重。吾宁受害，宁事不白，特鸿毛耳。而安可以此时苦圣心乎?且以说为我白也，如但有一言，则吾即日去之矣。说甚丁宁恳恻，四人遂遍告省台，使寝其事。”这段文字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为“不苦圣心”，宁愿受害，宁愿蒙冤，而不肯拔剑一搏，更不准省台弹劾张江陵。这哪是快意恩仇的高新郑，分明是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

高新郑于六月十六日被逐回原籍闲住，《病榻遗言》记载：“予既归，客有过知其事者，问曰：‘方科道欲有言攻张，时公亦可以复此怨，乃力为之解，今乃卒为所谋以归，得无悔乎?予曰：‘吾何悔?使我当时为和解取容，今为所卖，则悔也。然我彼时为先皇病笃，恐苦先皇心，故宁受吞噬，而不敢以此戚先皇也。今吾顺以送先皇终，而未曾敢苦其心，则吾本心已遂，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悔之有?”从隆庆六年闰二月，穆宗执拱手告语顾命，到隆庆六年六月十六日高拱被逐，高新郑有足够的时间防患冯张之倾轧谋害，若其是穆宗心目中唯一的顾命之臣，他完全可以面觐天颜，请剑尚方，置政敌于死地。可

他始终以“恐苦先皇心”为理由，不做大的举动，引颈受戮，“宁受吞噬”。那么，我们便不能理解高新郑这位六旬开外的退休元辅，为何还要写下这篇充满玄机、遍布陷阱，可致政敌于死命的《病榻遗言》?

其四，冯张矫诏说献疑

冯保是明代隆庆、万历年间著名的宦官，是张江陵的政治盟友，是高新郑《病榻遗言》大张挞伐的对象。《病榻遗言》所回忆叙述的冯张的核心罪状是矫诏，这是罪不容赦的滔天大罪。且冯张矫诏还不止一次，而是两回。其一是穆宗弥留之际，冯张矫诏，使司礼监与三辅臣同受顾命。其二是穆宗大行，冯张矫诏使冯保出任司礼监掌印太监。冯张矫诏之说，影响是广泛的，明清两代私史、正史均与采纳，《国榷》、《明史窃》、《谷山笔麈》、《万历野获编》、《明史纪事本末》、《明史》皆予称引，俨然信史，而其史源可能皆来源于《病榻遗言》。《病榻遗言》载：“隆庆六年五月二十五日，上大渐，未申间有命召内阁。臣拱暨张居正、高仪亟趋于乾清宫，遂入寝殿东偏室，见上已昏沉不省。皇后、皇贵妃拥于榻，皇太子立榻右，拱等跪榻前。于是太监冯保以白纸揭贴授皇太子，称遗诏。又以白纸揭贴授拱，内曰：‘朕嗣祖宗大统，今方六年。偶得此疾，遂不能起，有负先皇付托。东宫幼小，朕今付之卿等三臣同司礼监协心辅佐。遵守祖制，保固皇图，卿等功在社稷，万世不泯。”。这就是高新郑描述的宣遗诏及冯张矫诏命阁老与司礼监同受顾命的过程。

而更具权威性和可信度的《明实录》的记载却与此不同。“己酉(即五月二十五日)，上疾大渐，召大学士高拱、张居正，为(高)仪至乾清宫受顾命。拱等疾趋至宫，左右奏召辅臣至。上倚坐御榻上，中宫及皇贵妃咸在御榻边，东宫立于在(疑右)，拱等跪于御榻下。命宣顾命曰：‘朕嗣祖宗大统，今方六年，偶得此疾，遂不能起，有负先皇付托。东宫幼小，朕今付之卿等三臣宜协心辅佐。遵守祖制，保固皇图，卿等功在社稷，万世不泯。”《明实录》所记无“同司礼监”四字，这是要害所在，无此四字，冯张矫诏说则难以成立。《明穆宗实录》之同卷同条还记录这样情况：“时上疾已亟，口虽不能言，而熟视诸臣，颔之，属托甚至。”可见，宣遗诏时，穆宗虽在弥留，但一息尚存，意识还清醒，托孤三阁老是其本意也。有人会讲《明穆宗实录》的总裁官是张居正，所记不足为凭。那么，同样作为事件的当事人，高新郑《病榻遗言》所记就足以为凭吗?况且《明穆宗实录》是以档案文书、起居注、邸抄为蓝本，是众人商讨编定的。英国公张容任监修，张居正、吕调阳任总裁，王希烈、丁士美、汪镗、申时行、王锡爵任副总裁、许国、陈于陛、王家屏、张位、沈一贯、于慎行等23人任纂修，持矫诏说的于慎行也在修纂之列，修定后还要进呈御览。难道众人皆暗，高拱独明吗?

《病榻遗言》载：“至二十六日卯初刻，上崩。拱等闻报，哭于阁中。而居正虽哭，乃面有喜色，扬扬得意。仪私谓拱曰：‘不见张公意态邪，是诚何心?国家之祸不知所终矣。盖先帝不省人事已二三日，今又于卯时升遐矣，而巳时传旨，是谁为之?乃保矫诏而居正为之谋也。旨出，百官骇愕，相顾失色，闻巷小民亦皆惊惶奔走不宁。而独居正喜动颜色，不能自禁。阁中官僚吏卒无不见之。”这是高新郑记述的冯张矫诏以冯保掌司礼监印的情形。

当事人冯保记述此事却是另一个样子。冯保在神宗万历七年撰写《为衰年有疾恳乞天恩容令休致以延残喘事》载：“隆庆六年五月内，圣躬不豫，特召内阁辅臣同受顾命。以遗嘱二本令臣宣读毕，以一本恭奉万岁爷爷，一本投内阁之臣。次日卯时分，先帝强起，臣等俱跪御榻前，两宫亲传懿旨：‘孟冲不识字，事体料理不开，冯保掌司礼监印。蒙先帝首允，臣伏地泣辞。又蒙两宫同万岁俱云：‘大事要紧，你不可辞劳，知你好，才用你。”。

高新郑讲的冯张矫诏以冯保掌司礼监印，是在穆宗病逝后的六月二十六日巳时，而冯保所记则是在六月二十六日卯时，时穆宗强撑病体，与两宫共同嘱托冯保接任司礼监掌印。若冯保所言真实，则冯张矫诏令冯保掌司礼监印，则是子虚乌有的不实之词。

我们不妨这样设想，冯保的个人才干确实比孟冲强出许多，按照他个人的资历，早该出任司礼监掌印之职，而孟冲本不该出任司礼监掌印，争奈高新郑推荐才捷足先登。两宫及皇帝对孟冲工作并不满意，撤换下来实属正常人事变动。这里面，仁圣和慈圣的意见是起决定作用的，张江陵的意见与两宫意见不谋而合。照高新郑《病榻遗言》所记，冯保与张居正合谋，两次矫诏，乃十恶不赦之罪。可是，我们查阅《明神宗实录》万历十年十二月壬辰，罗列冯保十二大罪，却偏偏没有两度矫诏之大罪。查阅《明神宗实录》万历十二年八月丙辰，明神宗诏示张居正罪行於天下，什么诬蔑亲藩、侵占王产、钳制言路、蔽塞朕聪、专权乱政、罔上负恩、谋图不忠，假请丈田地骚动海内等等，不一而足，唯独没有勾结冯保两次矫诏之大罪。

我们再查《国榷》卷71，万历十年十二月壬辰和卷72，万历十二年八月丙辰，在诏示冯保、张居正罪状的文字中也没有冯张合谋矫诏的记载。如果说《明实录》是明代官修史籍，冯保、张居正虽然具受严谴，出于某种政治需要可能会抹去矫诏之记录，《国榷》是私人修史，作者谈迁在高、张交恶的历史事件中，颇为不直冯张。他在入清之后修成《国榷》就应全无讳忌，不应曲笔了。同样，矫诏说在《万历邸钞》、《万历起居注》中也不见记载。《病榻遗言》可疑之处尚多有所在，恕不一一指明。

三

高新郑《病榻遗言》尽力抹黑张江陵，“予进一人，必曰：‘此吾荐之高老者也”，“退一人，则又曰：‘吾曾劝止之，奈高老不听。”是新郑敛怨，而江陵市恩。居正乃以诈术驭人的小人。

在高新郑眼中，张居正接受徐阶子聘遗银3万两、玉带、宝玩无算，被人揭发告到高拱门下，证据捏在高拱手里。由戚继光介绍贿赂，将犯罪军官金科、朱珏引入张家，“各馈千金。荆人令兵部覆行巡抚勘问，而又作书何宽，令其出脱。”“荆人久招纳戚继光，受其四时馈献金银宝玩，不啻数万计，皆取诸军饷为之者。”。张居正俨然一位巨贪国蠹。类似的问题，已无指证，据王世贞《嘉靖以来首辅传》高新郑也有同类问题。

张居正结党营私，在他的庇护下，冯保、戚继光、曾省吾、王篆等皆得势于一时。然而，当万历十年张居正病死之后，这些人马上遭到清算，下场一个比一个惨，一个比一个凄凉。然而，我们却认为在隆万交替之际的那场政治博奕中，失败者是高拱，胜利者是张居正。穆宗隆庆六年六月庚午，太监冯保等传旨：“奉皇后懿旨、皇贵妃令旨、皇帝圣旨：传与内阁府部等衙门官员，成大行皇帝宾天先一日，召内阁三臣御榻前，同我母子三人亲授遗嘱说，东宫年少，要他每辅佐。今有大学士高拱等专权擅政，把朝廷威福都强夺自专，不许皇帝主管。不知他要何为?我母子三人惊惧不宁。高拱便着他回籍闲住，不许停留!你每大臣受国家厚恩，当思竭忠报主，如何只阿附权臣，蔑视主上，姑且不究。今后俱要洗心涤虑，用心办事。如再有这等的，处以典刑。”有皇后懿旨、皇贵妃令旨、皇帝圣旨当朝宣读，这回不是矫诏了，纵然高新郑有万丈雄心，千条妙计，不竭的治国理念，也无如之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