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林

周恩来在党内最早明确地提出了调查研究问题，并始终不渝地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1929年9月，周恩来在代表中共中央发出的《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提出：“关于调查工作应切实去做”，“这个工作做得好，对于了解中国农村实际生活及帮助土地革命策略之决定有重大意义”。次年5月，毛泽东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就吸收了这一思想因素。周恩来进行调查研究的方式方法灵活多样，讲究科学而且卓有成效，为后人树立了调查研究的光辉典范。

“调查研究要实事求是，不能乱搞。”

１961年4月3日，周恩来在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七次扩大会议上讲话指出：“要加强调查研究工作，加强理论学习。”“光有调查研究工作，没有理论指导也不行。没有理论指导，就会妨碍我们去进行调查研究。做一件实际工作，做了一年、半年，可能还看不出问题来；调查研究了几百条，也可能找不到关键。”“必须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的武器来进行调查研究，这样调查研究才能实事求是。”周恩来多次强调：“毛泽东同志一向提倡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毛主席的工作方法论就是调查研究。”“要学毛主席好的传统——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我们下去调查要坚守毛泽东同志的三条原则：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开展调查研究，首要原则就是要从客观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周恩来强调：“做调研工作的同志应该具有彻底的唯物主义的精神，尊重客观事实，服从真理，把自己置于客观地位，不要受任何框框的限制。”“调查研究要实事求是，不能乱搞。”“如何做到实事求是？首先要通过认真的调查研究。”“要从客观存在出发，不能从主观想象出发。进行调查研究，必须实事求是。”

周恩来在许多报告和指示、电报中，一再强调面向实际、搞好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强调各项工作都要“从目前实际出发”，“经过最实际的调查研究”，“找出此时此地的特点”，“规定当时适当的口号和策略”，“据此定出合乎实际的计划和指示”，要在周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决策、办事，不能“大概”、“可能”、“想当然”。

周恩来曾把“注意调研”规定为自己的修养要则，把了解实际的情形规定为“每个支部的任务，每个同志的任务”。他要求全党吸取在某些时期“深入地研究实际情况与群众观点非常不够”，“不懂得中国革命的实际”，因而制定和执行错误的政策、策略，使革命遭受挫折和失败的严重教训。1961年3月19日，周恩来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小组会上讲话指出：进城以后，特别是这几年以来，我们调查研究较少，实事求是也差，因而“五风”刮起来就不容易一下子得到纠正。1962年2月3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重申：实事求是，就是要“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

在工作中，周恩来把面向群众、面向实际两个方面有机联系，坚持调查研究要面向群众，深入群众，与人民群众结合，走群众路线。在党的历史上，周恩来第一个明确提出了“群众路线”的概念，并将其作为领导方法和工作方式来使用。他在《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专门论述了红军与群众的关系，并多次使用“群众路线”的概念，强调：“一切工作都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

周恩来曾说：“党的路线、政策再好，如果执行的业务部门给阻塞住了，那就是把党和群众隔开了”，“必将误国误民”。为了克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弊病，领导干部必须经常下基层，接触群众和实际，搞调查研究。他曾现身说法：“我们在北京坐久了，政治的语言就是‘北京话，没有地方话；到上海来听一听，也学了一些‘上海话，知道了一些地方上所了解的情况。我来了两天就得到不少知识，坐在北京就得不到。”他还指出：“坐在北京的人一年总要集中或分散出来一两个月，两方面多接触，对问题就比较容易看得全面一点。如果在中央呆久了，又不接触群众和实际，就会比地方容易犯官僚主义。”

“要了解真实情况，就要与老百姓平等相待。”

周恩来认为，调查研究不是一个简单地下到基层和群众中间获得情况的过程，而是一个贴近群众，密切党群和干群关系，倾听意见的过程。因此，他十分注意同群众接近的方式。

周恩来指出：“调查研究不能成灾，事前应当有准备，应当写好提纲；还要自带粮票，注意节约。”“要了解真实情况，就要与老百姓平等相待。”他特别强调，领导干部不能搞特殊化，与群众区别对待和隔离起来，要杜绝那种事先安排、前呼后拥的调研方式。在调查中，他总是轻车简从，不要迎送，反对戒备森严。他曾严厉批评过那种把众人拦住为领导车辆让路的封建官僚做法。他说，到处设卡，连自己的人民群众都信不过，还谈什么为人民服务。

在调研过程中，周恩来完全把自己融于群众之中。在工厂、农村、工地上，他常常同工人一起排队买饭，与农民同吃一锅饭，和民工一起席地而坐，一口白水一口干粮。周恩来经常采用“直呼其名”的方式，主动拉近与谈话对象之间的心理距离。北京协和医院的老医师董炳昆曾回忆起与周恩来的一次接触：“总理和大家更是像老熟人一样亲切交谈起来。一开始总理就对每个人一一指点，说谁是哪个学校毕业的，哪里人。这种惊人的记忆力使我们大吃一惊。万万想不到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天天会见那么多人，竟然将只在医院见过几面的医生、护士的姓名记得那么清楚准确。……我想这不单是个记忆力问题，而是反映了总理对人的尊重和对事业的责任心。”

当群众不敢讲真话时，周恩来总是从闲聊入手，营造轻松和谐的气氛，因势利导，进行思想沟通和交流。1956年7月，他在上钢一厂视察时，亲自来到职工食堂排队买饭，和工人一起边吃边谈。总理和工人之间的距离没有了，大家像朋友一样在一起拉家常，从而听到了群众的心里话。1964年，周恩来到邯郸调查纺织女工福利待遇问题，大家谁也不肯讲困难。看到大家很拘谨，周恩来便同两年前见过面的劳动模范李秀芹拉起家常来，从她的婚姻谈到她的“菜篮子”、再到她的工资……人们渐渐不再拘束，大家围绕着福利待遇问题，谈了许多情况。

1958年，周恩来带领有关部门领导和专家视察三峡地区，对三峡工程进行调查研究。周恩来一行实地考察，风尘仆仆，又连夜召开三峡工程技术讨论会。讨论会结束时已是深夜，周恩来不顾劳累，铺开规划和设计图仔细研究。天亮以后，他的秘书告诉有关负责人说：“总理发现里面的数据有错误。”后经复查，证明数据确实不对。这种深入细致的工作作风，让大家十分感动。在调查中，周恩来坚持既听喜也听忧，而且还特别注意“求真”，防止“别人把我们封锁起来”。

在尊重地方同志意见的同时，周恩来常常采用“突然袭击”的办法，到那些事先没有得到通知安排、没有做过手脚的地方去调查，从中发现问题。他说：“你要想摸到真实情况，就不要老是围着别人挑好的地方转，要多到那些事先没有得到通知的地方走一走，在那里你才会看到、听到最为真实的情况。”

“一切问题都要到现场去实践，通过实践，不断总结，取得经验，然后再实践再总结。”

为了解民情民意，掌握真实情况，在处理问题时做到心中有数，为管理和决策提供信息支持，周恩来在工作之余，经常到基层、到有问题的地方去，深入群众中，开展专题性调查研究。正如他在1964年所说：“一切问题都要到现场去实践，通过实践，不断总结，取得经验，然后再实践再总结。”他席不暇暖地奔走于祖国各地，深入社会基层，大江南北处处留下了他的足迹。

1958年至1961年，周恩来曾三赴三门峡水利工程现场调研，下到工地向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们了解具体施工情况，并亲自主持召开现场会，详细听取各方面意见，还与水电部、沿黄晋陕豫三省、黄河水利委员会、三门峡工程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商讨解决黄河泥沙的问题。由于缺乏经验，三门峡水利工程建成蓄水后，库区的淤积程度严重超出预计。周恩来一面主动承担责任，一面总结教训，认真谋划可行的补救方案。在他主持下，批准实施“两洞四管”的改建方案，挽救了一座接近失败的水利工程。

1961年5月，周恩来到邯郸农村就公共食堂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在武安县伯延村，他走访了几十户贫下中农家庭，了解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视察集体食堂，查看社员伙食，并与群众同吃玉米面糊，召开社队干部、社员代表、农技人员等参加的座谈会。当时社员群众最关心食堂问题，但都不敢说食堂不好。村民张二廷率直地向周恩来说了真话，反映了食堂存在的问题以及一些干部的作风问题。周恩来很赞赏，主动与张二廷交朋友，亲自到张家看望，在炕沿上与他促膝交谈。经过多方面调查了解，周恩来认为不宜继续实行大食堂供给制，如实地向中央作了汇报，提出人民公社存在的四个主要问题。后来中央和国务院在农村政策上改变了前期的做法，满足农村群众的要求，解决食堂问题，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在遇到重大事故和突发灾难时，不管是天寒地冻还是炎夏酷暑，周恩来总是不辞辛劳，甚至不顾个人安危，一定要到出事现场去仔细了解情况，与干部群众一起解决问题，应对灾难。周恩来对革命老区等相对落后地区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和社会发展格外惦念，经常到这些地区去调研，诚恳地与当地干部群众一起商讨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政策措施，以期尽快促进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

1966年3月8日，河北邢台地区发生强烈地震。次日，周恩来就冒着余震的危险赶往灾区。他直奔震中地带，在余震不断的情况下，履险如夷，从容镇定地穿行在狭窄的街巷中，走进一个个窝棚，向干部和群众详细询问受灾的情况，亲切慰问群众，鼓舞大家的斗志。3月22日，邢台再次发生强烈地震。4月1日，他又乘直升机飞赴灾区，在一天内连续奔赴四个受灾县，七次在万人群众大会上讲话。在巨鹿县何家寨公社，他让群众背着风，自己顶着六七级大风，迎着漫天风沙站在大木箱上给群众讲话，鼓励大家团结起来，发展生产，重建家园。从早到晚，他一口饭也没顾得上吃，一刻不停地走村串户。回到住地后，他在战士营房里吃了点家常烙饼和炒白菜，又连夜开始新的工作。

1973年6月，周恩来陪越南外宾参观延安。趁此机会，他考察了延安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产生活情况。在同延安地区党政负责人谈话时，他得知群众的生活仍十分困苦，难过得流下眼泪。当晚，周恩来主持召开陕西省省地党政负责人会议，痛心地说：“没有想到，延安人民的生活还这样苦。”“我是总理，全国当家的，这个家没管好，有责任呀。我对不起延安人民。”他认真地同大家一起研究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改变延安落后面貌的措施。回京后，他又找来一些老干部，发起成立首都支援延安办公室，动员各方面力量，帮助延安发展经济和文化，使延安加快了发展的步伐。

“对于重大问题，我们主要领导干部，一定要亲自出马。”

周恩来公务繁忙，不可能长时间深入基层，事事都作直接调查。很多时候，他通过召开会议来集中听取各方的意见，进行调查研究，从中了解问题。在重大问题的决策时，特别是出现争论时，周恩来经常召集各种会议，反复讨论研究，从中进行比较和鉴别，把最好的意见和方案集中起来。他认为在会上多听取各种意见，可以集思广益，对问题获得比较全面的了解。在召开座谈会或讨论会时，他总是让大家畅所欲言，充分发表意见，积极参加讨论，仔细研究如何解决问题；不满足于看书面材料，而是利用会上会下一切机会，向来自现场、来自基层的人进行调查，非常具体，非常深入。

1963年5月1日，周恩来得悉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艘万吨货轮“跃进号”不幸在首航日本途中沉没，当即指示海军迅速派军舰前往营救。当时还不清楚沉没原因，外电议论纷纷，被救回来的船员也众说不一。周恩来决定先查明情况再作处理。他指示新华社待情况弄清后再发表正式声明，并立即成立专门小组调查此事。周恩来先后四次主持召开专家、船员会议，向事件亲历者、专家、技术人员和有关负责人反复调查了解情况。5月12日，周恩来在上海听取东海舰队和上海海难救助打捞局关于出海调查准备工作的汇报后指出：“我们在调查‘跃进号沉没的原因时，一定要实事求是，要有科学态度。”他并向东海舰队领导人提出：“对于重大问题，我们主要领导干部，一定要亲自出马。这要成为一条规矩。”后经调查发现，“跃进号”出航前班子组建仓促，试航训练的时间很短，对航线、海域、暗流等情况不熟悉，很可能是偏离航线造成触礁沉没。为进一步摸清事实真相，取得物证，周恩来决定派人出海进行现场调查。出海编队克服重重困难，拍下了现场有关照片，取回了航海日志和其他实物，以确凿的物证证明“跃进号”是偏离航向触礁沉没的。新华社随即发表声明，平息了外国的猜测和议论，外电转而赞扬中国的务实态度。

在1970年2月的全国棉花生产会议上，周恩来把30个粮棉高产典型的代表请上台去，一个个询问，对每个典型都作了详尽、周密的调查。有些地区报典型材料的数字不准确，有的单位领导不能准确地回答问题，周恩来都给予严肃的批评。通过周密细致的调查，弄清了情况，发现了问题，作出了有针对性、切合实际的指示，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遇到事情先不要武断地下结论，通过召开当事人和有关部门参加的会议，充分调研，掌握尽可能多的情况，然后再作结论，寻求符合问题实际的解决方案。这种科学的工作方式和决策方法，避免了节外生枝，使不少问题得以迎刃而解。

“争论只要不妨碍工作，有利于工作，就应当提倡、鼓励。”

周恩来历来重视科学技术，尊重知识和人才。在调查研究时，除了认真听取群众的意见外，他还十分重视向专家、学者咨询，要求做到“领导干部、专家、群众三结合，既要提倡敢想敢说敢做的革命精神，又要提倡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每当工作涉及专业性的技术问题时，他就找有关的专家、学者或有实践经验的同志征求意见；尤其对于一些“反意见”，也给予特别的对待和尊重。在很长时间里，党内普遍强调算“政治账”，周恩来则强调管经济就要算账，熟悉各种统计数字，开会总要请“二排议员”（业务专家、助手），听专家意见。

人民大会堂设计方案的确定，就是周恩来依靠专家、兼收并蓄、集思广益决策思想和方略的体现。而在设计和修建密云水库的过程中，为确保水库工程质量，周恩来一再强调要尊重和发挥科技工程人员的作用，要充分讨论，详细论证，并特别要求设计负责人——清华大学的张光斗教授对设计上的重大问题一定要亲自鉴定或签署意见。后来，他还向密云水库领导提出，要尊重张教授的意见，要请张教授常驻工地，设计图纸必须经张教授鉴定和签字。在施工过程中，专门设置了质量检查站，并派由教授、讲师和应届大学毕业生近百人组成的设计代表组常驻工地。周恩来每次听取水库工程建设情况汇报时，都要征求设计组的意见。在建设过程中，工程师冯寅提出了用混凝土防渗墙的办法，来解决施工中遇到的大坝地基沙砾石覆盖层漏水的难题，周恩来称赞了冯寅敢于创新的设计指导思想，指出可以先做试验。施工队经过摸索、消化、试验，掌握了科学的技术再投入正式施工，顺利完成了水库的建设。

周恩来尊重各方面专家、学者的观点，鼓励有益的争论，从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更不以势压人，不以权力、官衔压制和抹杀正确意见。在三峡及葛洲坝工程决策中，存在“两派之争”。他认为：“争论是必要的，不争论哪会有这样多的材料回答各方面提出的问题”；“争论只要不妨碍工作，有利于工作，就应当提倡、鼓励”；“在今后的工作中，还允许有反对意见。三峡是千年大计，对问题只谈一面，很容易走到片面。为三峡搞得更好，还是可以争论的，因为这样才能有利于工作”。他多次强调，“敢提意见就好”，“总得有对立面，没有对立面危险得很”，“共产党员就是要坚持真理”，“不尊重科学，不坚持真理，这是党性问题”。周恩来知道林一山有不同意见，每次开工程研讨会都让工作人员通知他参加，在会上还特意请他谈看法，会后又让他把意见写成书面材料附在报告后面一并送毛泽东参阅。得益于周恩来鼓励民主论争的良好作风，“两派之争”一直持续了30多年，先后掀起几次高潮，直到工程最终上马。林一山回忆道：“周总理不仅工作作风深入细致，而且特别讲民主。他再三强调要听取不同意见、反面意见，甚至动机不纯的意见。在他看来，在我们的体制下，必须发扬民主，以便从不同的意见中吸取好的东西，真正做到集思广益，众志成城。”

在科学技术日益发展和经济社会情况异常复杂的现代社会，一个人要样样精通是非常困难的，但作为一个领导者，却常常需要对各种专门性问题进行决策，这是对领导者的基本要求。周恩来能出色地做到这一点，除了他具有惊人的理解力、记忆力和分析判断能力外，更重要的是他重视广泛听取各方面专家的意见，不闭目塞听，做到“谦虚一些，谨慎一些”，避免盲目拍板；善于集中大家的正确主张，汲取众人的知识、智慧，作出符合客观实际的决定。

“对上访者确有困难事情，应予负责解决，一竿子到底。”

周恩来极为关心和重视对人民信访的处理。他认为，信访工作是反映人民群众呼声的直接途径，可以保持领导机关同人民群众之间的密切联系，是领导人同广大人民群众声息相通的一条纽带和重要渠道。在他亲自关切下，各级政府逐步设立了专门机构，配备了干部，并制订了各种制度，人民信访工作成为政府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周恩来不仅经常批阅大量群众来信和来访的接见报告，还指示信访部门，应该将群众来信反映的问题汇总，编写简报转发有关部门，使他们能及时了解情况，改进工作，以便更好地解决人民群众反映的问题。

在“共产风”、“浮夸风”盛行的年代里，许多地方的群众、回乡探亲的机关干部不断给周恩来和国务院写信，有的还不远千里来京上访，反映各地对粮食产量估计过高，征购过头粮，使群众生活受到很大影响，有的地方还发生了浮肿病甚至饿死人等严重现象。1959年上半年，信访室给周恩来写了综合报告，反映了几个省严重缺粮的情况。周恩来很快主持召集有关省汇报情况，共同研究措施。各地都采取有力措施，中央有关部门对这些地方进行支援，缓解了群众的生活困难。

在国民经济调整期间，许多职工积极响应号召，回到农村支援农业生产，但有的地方对这些职工没有妥善安置。这些职工不断给周恩来写信。1964年5月，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信访室会同劳动部等部门，组成两个工作组到来信较多的省蹲点，向他写了调查报告。在此基础上，周恩来又指示召集有关五省负责人座谈会，进一步交流安置工作经验，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1974年，周恩来在处理一个来访案件时，针对某些国家机关不关心群众疾苦，不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的现象指出：“我们各级机关官僚主义不负责任的习气甚深，各有关部门应开会检查这类性质的错误，并规定若干措施。对上访者确有困难事情，应予负责解决，一竿子到底。必须追究基层落实情况，务使受害者来信证明得到解决为止。”

周恩来还注意从来信来访中了解政策、方针在各地执行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并在以后的工作中加以研究和调整，或者通知各地，提醒他们注意检查纠正。在他的关心和指导下，人民信访工作不断改进，发挥着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联系的桥梁作用，成为同人民声息相通的渠道之一。

“要了解情况，就得学习，就得调查。”

周恩来是我国外事调研工作的卓越奠基人。他指出，外交工作要大力提倡调查研究，以保证外交政策的准确性和对外工作的针对性。新中国外交部一成立，周恩来就把调查研究工作放在重要位置，对外交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要求很严格。周恩来以身作则，抓外事调研一丝不苟。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他坚持不懈地亲自看材料，听汇报，探讨外事问题。他经常教导外交人员要多活动，多调查研究，并且特别要求大使们自己动手写调研报告。在1966年2月的驻外使节会议上，他语重心长地说：要对驻在国的社会情况、经济情况认真地进行调查研究，拿出像样的东西。

周恩来亲自抓中缅边界问题调查研究的态度和方法，是从事外事调研的典范。为解决复杂、敏感的中缅边界问题，周恩来及早准备，先在党内酝酿，统一国内认识，培养勘察队伍，及时指导各项工作。通过系统周密的深度调研，掌握第一手资料，研究涉及的历史、外交、国际法等问题，设想各种方案，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周恩来根据和平外交政策，从两国关系大局考虑，确定了互谅互让、友好协商的方针，提出了一个既考虑历史背景，又考虑当前实际情况，公平合理、切实可行的解决边界问题的方案。1961年10月13日，中缅两国签订边界议定书。这是新中国同邻国解决的第一个边界问题。

周恩来还把出国访问和广泛结交各国朋友当做获得见识的一个重要途径，利用一切机会进行调查研究，了解有关国家的情况，特别注意向当地朋友了解情况，虚心请教。他多次指示我国驻外使节们要尽可能多地参观各国的先进工业设施，了解其工业技术的特长，介绍给国内。1963年底至1964年初，周恩来访问非洲诸国期间，一再强调非洲国家有很多长处值得我们学习，花了很多精力进行调查研究。当时我国正在进行石油大会战，周恩来一路上特别留意参观当地的炼油厂。他看到摩洛哥一家炼油厂设备先进，管理得很好，回国后就派石油部的总工程师专程前往考察。

周恩来常说，来访的客人是“送上门来的老师”，“要了解情况，就得学习，就得调查”。1970年7月，日本农村青年友好访华团来访，原本并没有安排周恩来接见。但当他得知该团成员绝大多数是来自农村的基层工作者时，决定接见该团。他说：放着这么多人，主动送上门来，你们不调查研究，怎么做工作？今天我把其他工作都放下，反正天也塌不下来。我舍不得这个机会，见他们一次，专干这个事，作调查嘛！周恩来同外宾进行了长达4个小时的谈话，对日本农村的情况作了详尽了解。周恩来这种严肃认真、虚心求教的态度，不仅使在场的中国同志深受教育，也打动了外宾。访华团团长常山回国后，专门找到从事农村研究的专家，重新收集了大批材料，并在再次访华时向我国有关部门作了详细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