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凌燕　粱复明

[摘要]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美学的基本问题，这一基本问题在《边城》中体现为一曲曲终奏雅的“忧伤的牧歌”，“牧歌”构成的内核便是社会性(人)与自然性的关系：它因社会性与自然性的和谐融合而优美，因社会性与自然性的冲突而忧伤。《边城》中的社会性与自然性虽然有不协调的一面，但是它的主题流向是趋于统一的，因此在整体上呈现出“牧歌”的和谐美好。《边城》的牧歌品质中最为本质的因素是人类对回归自然的理想的生活状态的追求。

[关键词]《边城》，自然性；社会性；和谐

《边城》是沈从文的代表作之一，可谓深入人心。1984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了改编自沈从文同名小说的电影。该片由姚云、李隽培编剧，凌子风导演，并于1985年获第5届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奖。电影忠实于原著，承袭了原著清新、优美、温柔、宁静的整体风格，冯汉元饰演的爷爷、戴呐饰演的翠翠表演相当质朴、本色，基本与原著刻画的人物性情相吻合。该片在湘西美丽的山城、沈从文的故乡——凤凰拍摄，青山、秀水以及依山而立的吊脚楼，展现了迷人的民族风情。原著的故事情节完整、人物形象的内涵比较外显，环境天然化，容易转换成富有表现力的电影画面。依此，影片成功地将间接的文字形象转化为直观的视听形象，电影艺术符号与原著的文字艺术符号相得益彰。

一、“忧伤的牧歌”的构成内核：

自然性与社会性的关系

牧歌是一个来源于西方文学的一个术语。作者沈从文对《边城》的“牧歌”的品质有相当自觉的追求：“我准备创造一点纯粹的诗……完美的爱情生活并不能调整我的生命，还要用一种温柔的笔调写爱情，写那种和我目前生活完全相反，然而与我过去的情感又十分接近的牧歌，方可望使生命得到平衡。”学术界对边城的评论也认为它有“牧歌”的品质：“其小说的牧歌情调不仅如废名之具有陶渊明式的闲适冲淡，而且具有屈原《九歌》式的凄艳幽渺。”根据以上论述我们可以对“牧歌”“品质”进行大概的描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多用它与“情调”、“气息”一类的词搭配，对那些回避现实矛盾，抒情气氛浓郁的乡土文学作品作印象性的描述；牧歌中最为本质的因素是人类对回归自然、回归乡土、回归单纯质朴的生活的追求。牧歌是以理想化的笔墨处理乡土题材而笔调柔和的有浓郁抒情品格的艺术，牧歌不限于写乡土的喜和乐，它本身含有哀伤成分，牧歌的“情调”和美感在很大的程度上依赖于这种“忧伤”的成分。

现在再来看“自然性”与“社会性”。自然、美、善是历来人们对《边城》评价中用得最多的词语。自然性是与“社会性”相对应的一个词，“自然性”是指超功利性、非教化、非社会化；而这里“社会性”則是指现实的功利性、群体性、教化性。《边城》这曲“忧伤的牧歌”就是由“自然性”与“社会性”的这两根“弦”弹奏出的“和谐音程”与“不和谐音程”相连相交的“变奏曲”。也就是说，《边城》牧歌品质的内核是自然性与社会性的关系：它因自然性与社会性的和谐融合而质朴、闲适、幽美，它因自然性与社会性的冲突与不协调而伤感。《边城》就这样成为“忧伤的牧歌”。

二、自然性与社会性的和谐统一：理想乐园的整体诗性建构

关于《边城》的创作动机，沈从文说：“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我主意不在领导读者去桃源旅行。却想借着桃源上行七百里路酉水流域一个小城小市中几个愚夫凡子，被一件普通人事牵连在一处时，各人应得的一分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作者试图从远离尘嚣、风光秀美的自然生活和优美、健康的人性等方面构筑自己的理想乐园。这个理想乐园的“诗性”就表现在“非教化”而形成的美好的人性，即作品中所表现的美好的、善的人性并不是社会“教育”的结果，它是自然而然的东西，是天然造就的。但是这种美好的“人性”恰恰又是群体的一种关系，也就是说，这种美好的人性是“自然而然”的，却又是群体性的。在这里，“自然性”与“社会性”是和谐交融的。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文明小村”：一切都平和安详，井然有序，就连在别的作品中令人很不舒服的甚至是丑陋的风尘女子，都是质朴可爱的，“这些人既重义轻利，又能守信自约，即便是娼妓，也常常较之讲道德知羞耻的城市中人还更可信任。”

这也正是《边城》的深意所在。人们对《边城》的喜爱正是体现人类群体对回归自然的追求和对自然家园的精神守望，《边城》的牧歌品质最为本质的东西其实是体现在这里。

三、自然性与社会性的冲突：翠翠的爱情悲剧

翠翠的爱情故事是《边城》的叙述主体。这个故事本是“顺理成章”的却又呈现为悲剧，正说明了自然性和社会性的冲突。这种冲突体现在下面两个方面：

1现实功利的因素对田园景观的渗透。

现实功利的因素对田园景观的渗透，在《边城》中表现为碾坊所代表的金钱交换关系对纯洁爱情的破坏。翠翠和二老相识两年后，碾坊介入了他们的关系，给他们本来纯洁的爱情蒙上一层阴影，小说第十节，老人去看龙舟，却被一个熟人拉去欣赏新碾坊，其实熟人的目的是替大老的婚事探老人的口风。探口风为什么要选择在碾坊呢?其中的蹊跷细读后便能看出，电影对这个场景也有恰当的展现。熟人知道这碾坊的分量，渡船老人当然也是知道的。电影用画面的切换很好地表达了原著的内容：这边的熟人拿碾坊施压，那一边在吊脚楼上，顺顺以家长的权威，在两个“候选”儿媳之间排出座次：团总女儿“占了一个最好的位置”，而翠翠只能靠后边，接着的是中寨人有意或无意的编造了二老同意与团总女儿的婚事的谎话，直接挫伤了爷爷对翠翠婚事的希望和信心，加上后来的一连串误会，致使翠翠的婚事终于落空了。老人忧虑翠翠的命运，迅速衰老，最后在一个雷电肆虐的暴风雨之夜离开人世，离开他放心不下的翠翠。这意味着金钱交换原則的现实，功利的胜利，我们所欣赏所向往所陶醉的作者充满爱和温暖营造的乡土诗情严重遭受破坏。这是自然性与社会性在《边城》最为激烈的冲突。但是这个“激烈”的“冲突”依然被表现得相当的柔和，因为从整体上看，金钱对翠翠的爱情的破坏是有限的，所以没有损坏作者说的“用一种温柔的笔调写爱情”牧歌气息，只是清晰的揉进了悠远的哀伤成分。

2翠翠的“爱情责任事故”。

既然从整体上看，金钱对翠翠的爱情的破坏是有限的，那么直接促使爱情悲剧产生的原因就是一连串误会了，忠实于原著的影片的下半部分，除了表现爷爷死去这个情节以外，其他所表现的都是误会的场面：爷爷和大老之间的误会，爷爷和二老之间的误会，二老和爷爷、翠翠之间的误会，爷爷和顺顺之间的误会。很多人把直接促成悲剧形成的原因归结为命运的阴差阳错，“这是一曲愁绪缥缈的人间情爱悲剧，然而在这些人性皆善、性自然的人群中，辩不清社会制度和文明的梗阻。它充满着原始人

类阴差阳错的神秘感和命运感，自然安排了人的命运，人无怨无艾地顺其自然，融乎自然，组成一种外化之境的生命形式，组成一曲曲终奏雅的人生抒情诗。”“悲剧发生的最显而易见的原因是一串误会。”“因为误会的频繁发生和非合理性，它成为‘天意、‘造化的显现形式，渡船老人的行动的悲剧性的，每到关键时刻，他的努力就被造物主化解得干干净净，他越是迫切，情势向那预设的结局发展得越快。人与命运的冲突，产生了震撼人心的力量。”

这些说法都是很有道理的，应该说这些说法也是符合作者的原意的，作者正是用这种“天意”来渲染一种自然性的牧歌情调。但是，我们还要看到事情的另一面：如果说对于渡船老人即爷爷来说，“他的行动是悲剧性的”，那么对于爱情悲剧的当事人翠翠来说，则不是这样，因为在整个过程中，翠翠一直没有真正的“行动”。生命中的悲剧性的事实，一定是通过人物的行动而得以展现。所以从翠翠的角度看，她因为没有行动，因为不是呈现悲剧冲突的行动者，就不能成为引发人们的悲剧感的核心人物。从作品本身的角度看，过分渲染了的自然性，却跟人的社会性发生了冲突。从人的社会性的角度看，人是有明确的主体意识的人，是能朝着预先知道的目标前进的人，是能对自己的行为自己的命运独立的承担起责任的人。可是实际上，翠翠没有去主动追求爱情。虽然她和傩送两人一个有情，一个有意，但翠翠一直是处于相当被动的状态的。假如翠翠的主体意识增加一点，思想稍为解放一点，勇敢地去追求爱情，他和傩送就不会失之交臂，留下了悠长的遗憾——这遗恨一直留给今天的读者和观众。她甚至不知道天保是因不能得到她的爱而忧郁出走落水身亡，不知道傩送是因为不能得到她的爱而离乡远行，也不知道爷爷突然离世全是由于替自己的幸福思虑奔忙而心力交瘁，只有这一切都已发生，陪伴她的杨马兵向她说明后，她才如梦初醒“哭了一个夜晚”。直到结尾，她还在等待那个“也许永远不回来了”的人。

这一切都说明，翠翠没有明确的爱情“策略意识”和现实的“爱情行动”，在“哭了一个晚上之前”，她因迷茫也不能够独立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和命运。这个爱情悲剧有点像“责任事故”：因为翠翠的主体意识的薄弱而造成的“责任事故”。我们在欣赏《边城》的时候往往被它的自然性丰裕而生成的优美情调所陶醉，对翠翠的爱情悲剧送去的是一声带着无奈的叹息，而忽略了作者对不和谐一面的揭示和因此而引发的忧郁。这也是造成“牧歌”悠远而深沉的忧伤的另一个原因。在这里，自然性与社会性的冲突不表现为矛盾状态，而表现为不协调状态：自然性的过分与社会性的匱乏造成的不和谐。因此，这忧伤来得比较平静，表现得比较幽雅，但因为这忧伤有了更深层的原因，因此它虽然没有惊波巨浪式的痛苦带来的那种震撼力，却因为含蓄柔和而更具悠远的韵味。

四、自然性与社会性的冲突的有效节制：“生生不息”的希望

虽然《边城》有自然性与社会性不协调的一面，但是这种不协调是受到节制的，作品的主题的流向是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所以作品才会在整体上呈现出“牧歌”的和谐美好。

翠翠是小河边一朵挂露的花蕾，傩送是山脚下一头热情健壮的小牛。两人爱情路上唯一的障碍是傩送的父亲顺顺，顺顺虽然不同意两人的婚事，但是态度也并不强硬，并没有使用千百年来沿袭下来的封建家长的权威横蛮干涉，他还是让儿子自己决定的。在爷爷去世后，顺顺还表示过要接翠翠到家里。一切充满了善意和希望，然而到处是“不凑巧”。这“不凑巧”表面上看是一连串的误会，或者说是命运的阴差阳错，但它的本质是自然性和社会性的冲突。但是沈从文并没有把这种冲突引向极端，而是让冲突的不和谐趋向于解决，于天地的自然运行间迸发出一种强大的力量——生生不息。于是，自然性与社会性又趋向于和谐统一了，一曲“忧伤的牧歌”有了一段漂亮的充满生机的“尾声”：翠翠接替了爷爷的工作，白塔又重新修好了，“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对于读者，“也许尚能给他们一种勇气和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