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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公平的天平

2009-02-12

电影文学 2009年1期
关键词:欲求自由

余 权

[摘要]《英雄》、《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这三部影片所反映出的伦理思想,很大程度上体现着张艺谋本人的伦理思想。张艺谋思想中存在着一个不平衡的伦理天平:右边是对自生自发的伦理秩序的认可,左边是对“人造”的政治秩序的自觉地维护,并且,张艺谋总是下意识地向左倾斜。他认为,个体的伦理秩序的追求应该建立在(而不是破坏)一定的政治秩序的基础上。

[关键词]伦理秩序;政治秩序;欲求;自由

根据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对伦理的界定,“伦理是自由的理念”,一般体现为人的自由意志的具体实践活动。同时,黑格尔的“理念”是一种“主观的环节和客观的环节的统一”,即,一方面是它在主观的自我意识中有知识和意志,并通过行动而达到它的现实性,即个体自由意志的实践,一方面它又在客观现实性,即伦理性的存在中有其绝对的基础和善的目的追求。因此,伦理是“客观的东西”,但又渗透着主观意志,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是自由和自律的统一。因此,伦理秩序原本就是自由的秩序,是在人与人的实践交往中,在社会、历史和文化积淀中逐渐形成的符合人的心理需求和理应这样的秩序习惯,它体现出秩序的伦理性。在不同的领域,伦理秩序就体现为不同的伦理内涵。在思想及行为意识领域,伦理秩序就体现为道德,在政治领域,伦理秩序就体现为政治秩序和体制、制度,在经济领域,就体现为一系列的经济运行得以可能的规律和法则。等等。我们知道,不论政治、经济和道德领域,都有一定的形式来表现其有规则的存在方式,即事物的存在秩序。但是,这样的话,又会产生人的主观意志,即伦理秩序与规范要求之间的错位现象。这时候,就需要我们来调整。

目前,张艺谋导演了三部武侠电影。从伦理角度考察,不难看出,张艺谋武侠电影中所表现出的伦理秩序一直处于一种自觉的悖论当中。一方面他肯定个体欲求的表达和个体自由追求的合理性,即对自身自发的伦理秩序的肯定;另一方面,张艺谋又在潜意识中将这种属于个体欲望的表达置于由权力监控和道德规范的共同作用而形成的秩序网络之中,并且,这种秩序的力量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它被认定为人类幸福和安定的必要条件。

电影在表达作为主观自由意志的伦理秩序时,主要从肯定个体欲求和对自由的追求两方面来表现。首先,我们来看看个体欲求的表达,电影中的主人公的个体欲求主要表现为两方面:爱与恨。爱,这里主要是人类普遍情感的体现。《十》中,“飞刀门”的小妹与县府金捕头情投意合,并最终决定私奔。刘捕头也对小妹爱慕有加,当得知小妹已倾心金捕头时,他痛心不已,“我就不相信,我等你三年,比不上他陪你三天。”此外,在《英》中,飞雪与残剑的爱情也颇让人感动,两人视同知己,彼此深爱对方,最后彼此殉情,感天动地。《满》中大王对前妻的复杂情感,对太子之死的痛心等,都表现出人间的骨肉之情。爱同时还表现为对天下苍生的关怀。《英》中的残剑不顾一切地阻止无名刺秦,他在地上写了“天下”二字。“字同我心,望你三思。”残剑的这种大爱感染了无名。以致其最终放弃刺秦,秦王得知后也将残剑视同知己。电影里除了爱以外,也阐释了另一种情感:恨。《英》与《满》的故事都由“恨”而生。秦王杀了飞雪的父亲,无名、长空皆因秦王杀戮而家破人亡,仇恨刻骨铭心。《满》中的仇恨就更复杂了,王后对国王的恨,蒋太医的妻子对国王移情别恋的恨,三太子元成对哥哥元祥的恨,等等,并因此产生出一系列的复仇行动。其次,便是对于自由的向往。影片中的主人公都体现出对自由的向往。《英》中,当飞雪得知残剑已经成功阻止无名刺秦时,恼怒万分,在打斗中误伤残剑致死,飞雪痛心不已,搂着残剑,嘴里念着,“我们再不会浪迹江湖了,我现在就带你回家,回我们的家”,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家”是人的避风港,也是自由的象征。《十》中小妹与金捕头的自由意识更加自觉,为躲避“飞刀门”的追究,小妹不惜自己的生命,要和金捕头去过“风一般的”、“非官非民,无门无派,来无影去无踪”的日子,《满》中的王后联合杰王子反叛宫廷,也是为了获得自己身体的自由,而杰王子在失败后因无法忍受大王的拘禁而刎剑自杀。也表现出其追求自由的自觉。

不论个体的欲求还是对自由的向往,皆产生于人的欲望,也是人的自由意志在实践中的反映,儒家是肯定人的欲望的,孔子在《礼记》中曾说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并提出“先义后利”的义利观,墨子对此做了扬弃,提出了“义利并重”的观点,但同时,墨子将儒家的个体利益放大为“天下之利”。在中国,儒家思想在很长时间是占主流地位的,因此,我们一般还是持“先义后利”的思想,这种现象被宋代二程(程颢、程颐)理学推向了极端,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伦理思想。二程提出天理为宇宙的本体,万物都是从这里出发的,建构了唯理主义的伦理思想体系,并认为“天理”与“人欲”之间存在着对立关系,从而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伦理思想。这种伦理思想对人欲的压制自然要引起人们的反对。清代戴震在反对“存理灭欲”的基础上,提出了“欲根于血气,故曰性也”(《孟子字义疏证·性》)的命题,论述了人是有生理心理要求的感觉实体,而情欲就是这个感觉实体的自然之性。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电影中的主人公的主体意志的表达了,这也是他们寻求自由的一个表现。但是,有一个问题,即影片中的大部分主人公都选择了死亡。从剧情来看,他们是可以不死的,例如杰王子,但他最后还是自杀了,他还是为了获取个体的自由。那么,这种以身体的消亡作为通往自由之路的思想又是从何而来呢?

与儒家人世的伦理思想不同,道家崇尚“自然无为”与“超脱义利”的伦理观。在《庄子·齐物论》中,有一段影子的影子和影子的对话。影子之外的影子(罔两)质问影子为何停停走走,没有独自的操守?影子认识到自己是有所“待”才如此的,“吾有待而然者邪”,庄子认为。只要有“待”,都是不自由的,所以才造成了人生中的许多愁苦和悲哀,所以,庄子要求人要超脱现实,看透名利,才能快乐。但是,生命会消失,这样人类就感受不到快乐了,也引起很多人的恐惧,于是庄子又给予了解释。在《庄子·至乐》中,庄子通过“髑髅见梦”的故事,阐明了人死了以后反而没有生时的忧愁的道理。因此,在妻子去世后,他反而“鼓盆而歌”。庄子认为,一个人超脱名利,可以达到此生的快乐,但难免活着的痛苦,而一个人死了,则可以获得永生的快乐,从而达到自由的境界。庄子把回归自然当作个体自由的理想状态,他不轻生,但他也不畏惧死亡。因此,影片中的主人公,无沦是他杀还是自杀,都没有产生畏惧之感,我们看到的,并非仅仅是人物的悲剧性结局,更有一种自觉的超脱之后的愉悦。

尽管肯定个人的欲求在传统伦理中是被明确肯定的,但这并未成为中国伦理秩序的主流,像电影中所表现出来的如此普遍和强烈的个体欲求和对自由的向往,显然是张

艺谋本人注入的时代符码,有着较强的现代性意识。

现在我们来探讨,是什么力量促使这些人物选择死亡(自杀或被杀)?我们只能从道家思想中找到他们选择死亡的文化依据。但真正的心理动因到底会是什么呢?其实,细心的观众可能会观察到一个细节,那就是在《十》中,刘捕头和金捕头在最后厮打的时候,电影曾闪过一个一秒左右的镜头,这个镜头是一群官兵已经构成包围圈的场景。这实际上是告诉我们一种体制力量的存在,这种力量产生于政治秩序。也就是不论你们谁打赢了,最终都逃不过官府的追兵。政治秩序是一种“人造的秩序”,最先,它是伦理秩序在政治中的体现,后来,随着统治者自觉意识的产生,便通过恰当的方式将其中的一部分固定为社会的制度性安排,从而实现统治者对自然人外在的自然界和内在的本性的有限度的控制,在张艺谋的武侠电影中,所有的人物都生活在(政治)秩序之下。《英》中的残剑极力制止无名刺秦,理由便是:国家的统一是百姓苍生过上好日子的唯一前提;《十》的金捕头要和小妹私奔,但他们都触犯了各自阶级的规章制度,《满》则展示了秩序的双重破坏的后果:一是道德,一是政治。影片中,大王严肃地对杰王子说,“天地万物,朕赐给你,才是你的,朕不给,你不能抢。”“朕”就代表着政治秩序。另一面,王后和太子私通,兄妹乱伦等,都表明对道德秩序的破坏。影片通过将家国糅合,将道德秩序和政治秩序挤压到一块,体现出不可触犯的政治威严。

中国传统政治与道德秩序源于儒家的“礼”。孔子认为,“克己复礼”,才能培养“仁”心,这就需要用一整套政治制度、礼节仪式和道德规范作为“克己”的标准。为了让“礼”更具有规范意义,提出将“礼”法制化,使“德治”与“法治”相辅相成的政治伦理思想。后来,以《仪礼》、《周礼》、《礼记》为代表的“三礼”标志着儒家伦理思想在封建时期统治地位的确立,它们都强调“礼”的最重要的作用在于要维护封建的等级制度。这样,“礼”就由原来的规范礼仪,转化为统治阶级赖以统治的政治手段,于是,道德要求与法制制度相结合,“礼”不仅成为中国人的思想,也同时成为中国人的文化积淀和思维习惯,由“礼”所产生的“秩序”自觉也成了中国人的一种心理自觉。

因此,张艺谋对政治秩序的要求非常强烈,非常自觉。影片反映出,无论是政治秩序自觉地维护还是破坏,都需要付出血和生命的代价。此外,维护政治秩序的权威感,需要统治者的强势手腕和法治思想。《英》中的秦王并没有因为无名放弃刺秦而放他一条生路,这实际上体现了法家的“势”的统治策略。

张艺谋认为,要无条件地保持政治秩序的稳定,在这样的框架下,国家才能公平地分配民主和正义。然而,在封建政治秩序下,帝王分配的是基于统治阶级利益的正义和民主,这必然要取代渗透个体的欲求和自由的“自生自发”的伦理秩序。另外,我们看到,电影中的主人公认为只有结束自己的生命才是通往个体自由的唯一出路,显示出了道家思想消极避世的弱性。在西方哲学中,尼采的“唯意志论”极力强调个体意志的体现,萨特则通过后天的个体选择来重新确定人的本质,这中间,有一种很强的抗争意识,也并不强调主动的个体消亡。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貌似洒脱,实则悲观。

结语

不难看出,张艺谋武侠电影中所表现出的伦理内涵一直处于一种自觉的悖论当中。在他的伦理天平中,一直是向左倾斜的。在由权力监控和伦理规则的共同作用而形成的庞大的秩序面前,张艺谋选择的是缴械投降。张艺谋从不打算质疑或消解政治秩序,也一直都对既定的政治秩序怀着一种宗教式的崇拜。对于自然的伦理秩序。张艺谋总是停留在心灵层面的追求,也因为这样,我们总是看到影片中强烈的悲剧意识。难能可贵的是,影片对自然的伦理秩序的展现与肯定已经非常自觉,这显示了张艺谋较为强烈的现代性意识,在这样的前提下,他还是认可体制与政治秩序的巨大力量,这也表现出他在后现代语境下的试图重构的自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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