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玉祥

我们一般爱说先见之明，不过，这先见之明要是说得不是时候不是地方，可就变成先见之“愚”啦。

1913年3月，湖北商民裘平治呈请袁世凯改行帝制，声称：“总统尊严，不若君主，长官命令，等于弁髦。国会成立在迩，正式选举，关系匪轻，万一不慎，全国糜烂，共和幸福，不如亡国奴隶，曷如暂改帝国立宪，缓图共和。”不用说，这话摸准了袁世凯的心思——袁世凯还在天津当小军官时，就一心想当皇帝，还将这“理想”宣之于众。结果一个促狭的同僚捉弄他：把他平日的言行一一记载下来，说这是《袁皇帝实录》，准备将来以此为依据给他写“本纪”!现在他做了大总统，当然更是日夜希望“更上一层楼”，做皇帝。可问题是：当时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在国内还有相当大的力量，袁氏觉得“商民”这么一说，无异泄露“天机”，会授革命派以柄，所以立时下令严拿，“按律惩办”。令文说：“不意光天化日之下，竟有此等鬼蜮行为，若非丧心病狂，意存尝试。即是受人指令，志在煽惑。如务为宽大，置不深究，恐邪说流传。混淆视听，极其流毒，足以破坏共和，谋叛民国。何以对起义之诸人、死事之先烈?何以告退位之清室、赞成之友邦?”于是“所有裘呈内列名之裘平治等，著湖北民政长严行查拿，按律惩治，以为猖狂恣肆。敢冒不韪者戒。”得，就因为这先见之明说早了一点，变成先见之愚：没得到赏赐不说，还吃了官司!

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又有几个有远见卓识的高人因为先见之明而吃瘪。1957年1月7日，马寒冰、陈其通等人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文章大张旗鼓捍卫当时的文艺路线，对文学创作中的自由化倾向进行了攻击。从半年后的“反右”运动来看，他们的观点都正确得没治了，是实实在在的先见之明。可，就因为这话说早了。所以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评：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毛主席批评了《人民日报》刊载这篇文章，并且明确表态：“我是不同意他们的意见的。”他后来批评邓拓：“陈其通四人的文章发表后，《人民日报》长期以来也没有批评，直到今天，才有一篇社论，总算对陈其通四人的文章表了一个态。”这篇社论说：“目前的问题不是放得太宽而是放得不够。党的任务是要继续放手，坚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有些人对于党的方针抱着不同的想法。照他们看来。这样下去，思想将会一团混乱，文化科学发展的方向将要模糊，资产阶级思想将要泛滥，马克思主义理论将要动摇——总而言之，前途简直是不堪设想。”“很明显，这种估计是对于事实的一种极端歪曲。……问题是何以会有这种极端歪曲的估计呢?这是由于，到现在为止，党内还有不少同志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实际上是不同意的，因此他们就片面地收集了一些消极的现象，加以渲染和夸大，企图由此来证明这方针的‘危害，由此来‘劝告党赶快改变自己的方针。……”社论发表后，马寒冰承受不住压力而自杀。然而，正像从维熙说的那样——“弹指之间，也许那缕游魂尚未飘进丰都城，社会风云又反其道而行之，对鸣放中提出尖锐意见的知识分子(包括并不那么尖锐。只是对鸣放中意见点头或摇头的人)，进行全面的反击。可惜。马寒冰同志缺乏稍安勿躁的精神，因英雄气短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不然的话，反右斗争开始的本身就是为他平反正名。”

大概，就是这些教训太多了，所以，国人很少有先见之明。

[原載2009年1月16日《羊城晚

报·花地》]

题图／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