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银胜

“五四”的同龄人何满子先生，今年已经九十岁了，身体虽然有点虚弱，但他耳聪目明，身居斗室，心怀苍生。

何满子先生的书房名为“一统楼”，取意于鲁迅的诗句：“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冬夏与春秋。”安静的“一统楼”临近繁华的上海徐家汇。这里不仅是读书写作的地方，还是客厅、饭厅、课室。房中挂着聂绀弩、赵朴初的字，陈从周的画，一件件说起来皆有亲朋同乡之缘。

由聂绀弩的字说到他的旧体诗，不免感慨。何满子曾写诗赠聂绀弩：“先生越老越风流，千首诗轻万户侯。不独文章惊海内，更奇修炼出人头。”回忆起来，他们在抗战时期的桂林就认识了，聂绀弩当时在《桂林日报》当副刊编辑。“‘文革结束后我们才重新见面，他吃的苦比我们多。他后来不写杂文，写旧体诗，其实诗也是杂文。”何满子突然想起自己的外号“江湖散人”，笑道：“聂绀弩有一次跟我开玩笑说：‘天地有罗网，江湖无散人。”

何满子先生以“杂文家”名世，他十岁博览群书，十三岁发表散文《东北的炮声》，十八岁投入抗日，三十岁组建大众书店编辑部，编辑出版许多文学、历史、教育等方面的书籍，令上海出版界刮目相看：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他陆续出版了《五杂侃》、《人间风习碎片》、《狗一年猪一季》、《如果我是我》、《鸠栖集》、《三五成群集》、《远年的蔷薇》等一系列杂文集

杂文，曾经被视作“匕首”，一刀见血，但优秀的杂文家却是屈指可数。何满子对此深表担忧：“这种现象是由两方面原因造成的讲话，不是什么话都可以讲，深刻的话未必能全讲；讲深刻的话，联系到更广大、深刻的问题，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杂文应该是表现得恰到好处、讲到稿处。于是它成了不容易写、不允许写的文体。”

说起人生历程，何老显得非常坦然：“我的一生平庸至极，不平凡的只是我所寄身的这个时代。”

“胡风分子”、“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记者、编审、大学教授、古典文学研究家……这些“桂冠”曾经奇特地被何满子先生所拥有、但他坦承自己只是一个普通读书人，因缘际会，造化使他的人生像一部大书，色彩斑斓。变幻莫测甚至可以说是诡异多变……

何满子先生以“胡风分子”而著称，其实在此之前，他并不认识胡风。“当年被划成‘胡风分子，我实在觉得冤枉。因为与胡风并无往来，对他的观点也有不大认同之处，”何满子先生说道。他是1951年调入贾植芳先生任主任的上海震旦大学中文系任教。讲授文艺批评及中国文学史等课程：因这层关系，他就与震旦大学、上海新文艺出版社那些后来被判为“胡风分子”的王元化、梅林、耿庸、张中晓等作家和文艺理论家有了来往，从此结下了友谊，也结下了不解之缘。孰料，震旦中文系与上海新文艺出版社一样，是“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的“重灾区”，在这里，胡风的朋友以及朋友的朋友，如数落网，大多被打成“胡风分子”，这是后话。

话说当年何满子年少气盛，一口气写下了三本谈《水浒传》、《儒林外史》、《聊斋志异》等古典小说的著作，并由刘哲民主持的上海出版公司出版，他开始研究民俗学……此时，何先生锋头正健呢。

后来全国院系调整，何满子因为不想被派到安徽一所大学，就和赵景深、王运熙等人被派到上海高中师资训练班。1955年，高中师资训练班停办，他就没事待在家里。不料。胡风事件发生了。他就被抓起来了。何满子先生回忆说：“在胡风事件出来之前。我跟胡风基本没有什么联系。我解放前在衡阳的时候，听过一次胡风的演讲。后来，我把我自己写的诗寄给他，他回信说我写的诗不像诗。还让我到一个出版社去工作，我没有去。此前，我和他没什么往来。贾植芳几次让我到胡风家里去，我想我也不写诗了，就没去。因为经常到老贾家里喝酒，倒是和经常带着孩子到老贾家里来的胡风的妻子梅志比较熟。”

其实，对胡风及其文学理论的论争。何满子先生有自己的看法，他的基本态度是：“一、无论胡风的是非如何，我认为总还是属于文学上的论争问题，绝不会超出这个范围扩大到哪里去。用政治手段解决思想问题，过去延安的‘抢救运动有过失败的经验教训，可说是有史可鉴的。二、我想这场论争与我不会有什么牵连。这不仅因为我的生活历程中与胡风本人毫无瓜葛，也不像有的朋友那样，早年就跟胡风主办的《七月》、《希望》有密切的关系。还因为，我对胡风的文艺理论有我自己的看法。比方他对‘批判现实主义概念的认同，在创作方法及作家世界观的关系等问题，对照我所倾服的马克思的文艺观，觉得胡风是受了苏联席俗社会学的一些影响。这不大合我的口味。但是，比起那些批判胡风的人完全的庸俗社会学观点，我又倾向于胡风。三、我对文艺圈内的论争和是非，绝不想介入。我始终倾心于学术研究，而不愿陷入文学实践活动太深；何况明知文艺界的一些问题，是很难弄清楚的。”

但是何满子的估计和推想完全错了。形势越来越紧张。1952年舒芜发表《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接着发表《致路翎的公开信》。何满子對舒芜的做法颇有反感。至于胡风上三十万言书的事，何满子从朋友的闲谈中，隐约知道一点。但他仍然觉得与己无关。

因此，在大灾难的前夜，何满子是毫无思想准备的。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胡风反党的一些材料》，同时见报的还有胡风的检讨文章。何满子以为这事也许到此可以基本结束了，那些与胡风交往密切的朋友免不了要作检查，以后自然还要“肃清余毒”。他在想，自己该抱什么态度呢?——很难!

孰料就在第四天，5月17日清晨，何满子刚刚起床，他太太吴仲华准备洗脸去上班。公安局来人。在家人极度惊恐中抓走了他，就这样他作为“胡风分子”被关押了。从此，何满子开始了长达二十五年的艰难跋涉的崎岖之路。

被羁押一年后，何满子才被放出来，但是却没有结论。对于那些痛苦的经历，他至今记忆犹新。

何满子被放出来以后，不能再教书了，因为社长李俊民的赏识，他被分配到古典文学出版杜。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了。何满子因为有胡风事件的前科。被错划为“右派”，并起诉到卢湾法院，最终被“开除公职。机关管制”。以前何满子在震旦大学时，每个月二百块钱。因为胡风案件被放出来以后，降五级使用，每月拿一百零四块钱，属于十七级即科长一级。此次被“机关管制”之后，单位每月给他八十块钱的生活费。1958年，何满子一家人被下放到宁夏。

1964年，为了改变自身处境。何满子在北京找了包括夏衍在内的很多人。后来实在没有办法，他就写信给上海管文教的市委书记石西民。石西民以前当过《新华日报》的编辑部主任，何满子给《新华日报》写过稿子，后来石办《群众》，也给他写过稿子。何满子跟他说。这里不要我，我没有办法了，准备带著地图，沿着内蒙古出国。假如被抓起来枪毙。你于心何忍?这时。何满子已经豁出去了，心想大不了就是一死。石西民收到信后，马上给宁夏那边发了一封电报，让他回来。同时命令上海市新闻出版局调他。就被派到上海出版文献编辑所。

“文革”开始后，红卫兵把何满子送回了浙江老家劳动改造。在这不堪回首的二十多年当中，何满子吃尽了苦头，他认为比起物质上的窘困来，更难熬的是精神上的饥渴。

他忆速道：“打从我懂事的年龄起，除了1955年因胡风案株连坐牢一年半；1960年在宁夏又因错案服劳役约一年，其余年代的所有时间，哪怕是流亡中和拉板车的劳动中，都几乎没有一天不接触书本的。不单是为了求知，我读书已经成为一种生活习惯，一种和生命不能分离的必需。在被囚禁、被迫服劳役时没有书读，那是特殊环境下无可奈何的事。‘文革下乡后整整十年，人身自由是有的，却没有书读，那种精神饥渴实在难以忍耐，难以形容。我回乡之前，手头的书籍被红卫兵抄得一本不剩；妻子从宁夏带回去的两箱子书，老家里先辈留下来一大橱书，都被乡下的造反派抄去。当废纸卖掉，或变成了包花生米之类的包装纸。惟一留下来的是‘红宝书和几本鲁迅的书，马克思著作也仅残留一二册。劳作之余只好呆呆地看着光阴白白流逝，简直就是百无聊赖，度日如年……”

一直到1978年年底，何满子才回到上海，进入上海古籍出版社。其后，家人都先后回到了上海。在上海古籍出版社，何满子一直工作到1992年退休。从1979年到现在的三十年时间里，何满子先生出版了五十多本著作，每年都有新书出版。

在胡风这场惊动全国的冤案中，共涉及二千多人，正式定为胡风集团分子的七十八人，其中给予撤销职务、劳动教养、下放劳动等处理的六十一人。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这七十多个人虽被称为“集团”，可他们很多人原先互相并不认识，是“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罪名把他们连在了一起。他们中的很多人是在被打成反革命三十年后在胡风的追悼会上才见面的。1986年1月16日，何满子专程赴京参加胡风的追悼会，会后，幸存的难友在胡风寓所会面。大家唏嘘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