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　马

古时候人们说话和写文章为什么要用不同的语体?这个问题我想留给学者们评职称时探讨；但大体说来，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是因为汉字难写；其次是为了节约书写成本。

除了这两项不得已的原因外。还有一个人为原因，那就是书写者故意制造的繁难。文字这东西虽由民间产生，但一经产生就为特权者所垄断。先是“巫”，再次是“史”，最后是“士”，但不管被谁垄断都有一个明确的倾向，那就是要把文字弄得繁难，弄得神秘。因为一变简单，村民愚妇都能口诵心念，他们的解释权就变得岌岌可危了。

当然也有例外。那就是特权者或阴谋家需要煽惑劳苦大众跟着他干的时候，文章就不能繁难了。洪秀全的“天王诗”虽然狗屁不通，但大都琅琅上口，易于背诵。

这时，特权者或阴谋家利用的只是白话易懂的形式，至于白话表达的内容，说的时候当然冠冕堂皇，仿佛每个字、每个词都事关本民族甚至全人类的存亡继绝，但实际上，能否煽起对旧制度、旧圣贤的满腔仇恨，能否激起对新制度、新领袖的全面热爱才是决定每个字、每个词、每种理论是否继续存在的惟一依据。

当然，在字词的沿革问题上，古代的皇权主义者和现代的极权主义者略有不同：古代的皇权主义者是碰到皇帝的名字了，才换一个代替，叫做“避讳”；实在想玩新花样，旧的字词全部不动，硬造一个新的出来。现代的极权主义宣传家在总结古代皇帝失败教训的基础上，坚持不造新字，不改文法继承人类历史上一切好东西。

在这方面受害最惨的，可能要数“人民”这个词了。常常是，在凡事需要开口的地方，“人民”总是隐匿不见；而在需要沉默的时候，又总是发现它挥舞着拳头，和暴君站在一起。因为“人民”是一个抽象的“集合词”。

1958年10月23日，瑞典皇家文学院“鉴于在当代抒情诗和伟大的俄罗斯叙事文学传统领域所取得的重大成就”，授予《日瓦戈医生》的作者帕斯捷尔纳克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孰料苏联政府却将此视为对社会主义苏联的进攻和污蔑。他们立即把帕斯捷尔纳克开除出作家协会；并威胁说，如果他要出国领奖就不要再回来了。为此，作家不得不宣布放弃领奖，并写信给赫鲁晓夫，恳求他不要采取驱逐出境的“极端措施”。

两小时后，文化部长波里卡尔波夫代表赫鲁晓夫，向帕斯捷尔纳克正式做出答复。他庄严地站了起来，以广场广播员的腔调宣布：同意帕斯捷尔纳克留居祖国。“不过人民的激愤，我们实在难靠自己的力量来加以制止，”波里卡尔波夫表示。这时，作家的厌恶已达到极点，他几乎是不假思索地说：“人民!人民!您好像是从自己裤子里掏出来的。”

在这儿，“人民”这个词是被随意使用的。谁有权力，谁就代表“人民”；谁是权力的中心，谁就是最大的“人民”；而且真正严重的是，像词语这种东西，它不是一个孤立的单元，作为一个系统的有机部件，你改了一个，其他的就得跟着改变。因而，我们看到，在极权主义泛滥的地方，遭到歪曲和篡改的词是成批量的，是呈团状粘连的。它几乎涉及了过去的年代里一直被正确使用的一切关于道德和政治方面的词。如人性、人道主义、正义、真理、自由、平等、民主、教育、改造、表扬、批判、进步、落后、全面、片面、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封建主义……只要是在过去的经典著作中有明确外延和内涵的词，无一例外都遭到了篡改。它们或者被添加了新的意义，或者被抽去了旧有的美好含义，有的甚至干脆拧到了意思完全相反的方向上去。

当然，更多的是与“人民”一样，它们的意义变得十分模糊，在何种意义下使用，全看有權使用它的人当时的需要。有时一个词既可以指事物的正面，又可以指事物的反面，而它们之所以还被继续使用仅仅是因为不能另造一套词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