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昭奋

一九五七年春节，大学二年级寒假期间，受到在北大、清华读书的高中同窗的鼓动，我从广州来到北京，整个假期就在北大、清华度过。寒假中，学生宿舍有不少空位，可以留宿，在学生饭厅吃饭，也十分方便。

那时，北大、清华都有一个学生大饭厅。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时，在“清华、北大、燕京三校调整建设委员会”主持下，清华、燕京（后归北大）都盖了一个学生大饭厅，两者的规模、标准和使用情况都差不多，既是饭厅，也是学生活动中心，可以跳舞、看电影、看文艺表演，是学生最集中、出入最频繁的所在。

北大那个大饭厅，十多年前就拆掉了，原有地段上新建了一个百年纪念讲堂，附近就是后来闻名校内外的三角地。清华的那个大饭厅（称西大饭厅）也早已弃置不用，几年前拆除之后，建起医学科学院建筑群。

在那个寒假中，我先住在北大。一天，晚饭早已结束，黄昏已经降临，学生们正陆陆续续地、自由地走进大饭厅，看免费电影。我和几个同学正从大饭厅前面走过,见有学生在出售《诗刊》和《红楼》。这是刚刚创刊的两个杂志。《诗刊》是中央级的。报纸对它的创刊事先已做了大量的宣传和鼓吹。创刊号上首次集中刊出了毛泽东的十八首旧体诗词，还发表了他给大诗人臧克家的一封亲笔信。《红楼》是北大学生创办的一个文学期刊，创刊号上发表了林庚教授的诗《红楼》和张炯的短篇小说《千树万树梨花开》等等。在大饭厅门外，许多学生买了《诗刊》，也买了《红楼》，并且立即引发了大声的、激烈的争论。争论的内容，一时来不及细听，却为那自由、热烈的场面而激动不已。那是我生平第一次见到，至今印象未泯。

大约半个小时之后，我们从北大大饭厅来到清华西大饭厅，饭厅门前也有学生在出售《诗刊》。这里没有《红楼》，也没有发生争论。一些学生在购得《诗刊》之后，就静悄悄地步入饭厅里，也看免费电影。

北大——热烈的争论。

清华——静悄悄的，什么也没有发生。

历经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场面，当时我就断定，因为北大有文科，北大有一个中文系。

回顾一九五五年高考时，我们那个全省数一数二的重点中学（曾以参加高考被录取的学生的百分比排先后），三百名毕业生，竟然无人报考北大中文系。那时候，国家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正在顺利实施，需要大量工程技术人才，很多同学都把工科专业作为高考首选。也正是那时候，反胡风运动高潮刚刚过去，胡风的朋友们因文罹祸，令同学们视中文系为畏途，也不见有老师鼓励、建议同学们报考中文专业。

然而，北大大饭厅前的这次偶然经历，却令我对北大肃然起敬，真后悔一年多前没有报考北大中文系！

回到广州之后，我斗胆给北大中文系杨晦主任写信，提出了让我这个读建筑学的工科生转到北大中文系学习的请求。杨先生（他是五四运动中火烧赵家楼时最先跳进曹汝霖宅院的五个先锋之一，时为北大哲学系三年级学生）没有给我回信。他让中文系办公室给我答复说，必须通过全国统考，看看成绩如何。在那个年代，谁胆敢中途辍学，等待他的，不会是另一次高考，而必然是一种厄运。

我无缘成为北大中文系学生，三年之后，一九六○年，却成了清华建筑系的一名小助教。

二○○八年四月，清华九十七周年校庆前后，读了钱理群先生为迎接北大一百一十周年校庆主编的一本文集《寻找北大》。钱先生在“序”中说，生在北大，还要“寻找北大”，“我们要从历史的记忆与现实的搏击中，唤回已经消逝和正在消逝的北大精神”。

我，是否有资格加入“寻找北大”的行列？

我的妻子，是高中同学，一九五五年进入北大化学系，一九六○年毕业，也来清华当了助教。我对北大和北大人的最初认识和记忆，就是从她那里得到的。

一九五六年，她写信告诉我，我们家乡（广东潮汕地区）的潮剧团到北京汇演，不知马寅初校长是否真的喜爱潮剧，他出面把潮剧团请到北大演出。消息一传开，西郊各大学以至北京地区其他大学中的潮汕籍学生和归侨学生，一时都汇聚到北大。既叙乡情，又赏演出。大家都衷心感激马校长。那时我想，马校长一定是一位很有风趣也很有人情味的长者。在一九五七年那个寒假中，我多么盼望能在未名湖畔碰到他老人家。但我没有这种机缘。待到读着他那铿锵有力的《绝不向专以压服不以理服的那种批判者投降》的文章时，他已经被罢官（当时叫“辞职”），离开了北大。

我知道傅鹰教授，也是她告诉我的。“你知道傅鹰教授吗？……他真的来到实验室，亲自指导我们做实验……”记得我们的那个重点中学，也有很好的化学实验室，但实验课都是由实验员给上的。她能够在一位大教授的指导下做实验，真令我羡慕不已。一九五七年帮党整风时，傅先生赤诚建言，被斥为“右派言论”，幸蒙从宽发落，未戴右派帽子，成为一个典型人物。

还记得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与她在未名湖西北方向一带散步，信步走进一个用围墙围起但院门洞开的庭院。她说：“这是温德教授的家……”院子很大，院子中有一溜儿三四间平房，几棵乔木，几丛灌木，满院子长着又高又茂盛的野草，松鼠出没其中。老人就站在房前的平台上，笑迎着我们俩，也笑迎着同时来到平台上的两只小松鼠：“朋友，朋友，都是好朋友。”我对她说：“我们也成了小松鼠了。”温德教授先后任教于清华、西南联大、北大，在中国七十年。与世无争，澹泊宁静，以百岁高龄谢世。

这三位北大老人，也都是清华校友。

“四人帮”垮台后，马老于九十七岁时恢复名誉，并荣任北大名誉校长，享一百零一岁高寿，在北京逝世。马老光明正大，刚直不阿，上天庇佑了他。而他的一些学生，就没有这么幸运、这么长寿了。

跟着钱理群先生们在“寻找北大”时，我暗自寻思：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是什么动力，是什么使命感，促使一群年轻的才子才女们，选择了北大中文系？

一九五四年：林昭、汪浙成、刘绍棠、张元勋、沈泽宜、王磊……

一九五五年：谢冕、张炯、温小钰、杨天石、孙绍振、陈丹晨、吴泰昌、任彦芳……

一九五六年：钱理群、江枫、洪子诚、杨匡汉、蔡根林、刘登翰……

此时，已经不是“五四”时代的北大，而是五十年代的北大了。北大中文系，一个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重新拼接组装起来的中国文化摇篮，艰难地应承了他们的信念和幻想，在他们所深爱的专业业已凋残零落的时候，给了他们足够的营养和勉励，成就了特殊年代里的文化精英。

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

经过思想改造，经过批胡适、批胡风以至接踵而来的反右运动，一群忠于职守的学者、教授，忘记了伤痛与不平，仍然竭尽师道师德，薪火相传：

中文系的教师杨晦、游国恩、魏建功、王力*、吴组缃*、林庚*、王瑶*、季镇淮……

为中文系上课的教师冯友兰*、曹靖华、季羡林、金克木、李赋宁*、朱光潜、何其芳*、蔡仪、周一良……

世间已无蔡元培，燕园难觅马寅初。但是，这一群文化老人，他们的坚持和奋斗，他们的思想和经验，仍然令人钦敬，更值得我们寻找。〔上述教师名单中，凡姓名后有星花者，均为清华校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的“清华三剑客”吴组缃、林庚、季羡林，于二十世纪末成为燕园的三个“镇园之宝”。季老今年九十七岁。在北大一百一十周年时，季老题词祝贺：“北大精神，兼容并包。”他说，自己有信心迎接“茶寿”（一百零八岁）。让我们为他深深祝福！〕

在清华，人们更多的是回望，还不是寻找。

一九二八年，当陈寅恪教授回望清华、回望王国维先生时，写了：“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刻在石碑上的这些不朽的文字，所有回望清华的人，都可以“望”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