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仲明　杨　荣

一

讲故事是小说的基本功能。“故事是小说的基本面，没有故事就没有小说。这是所有小说都具有的最高要素。”（佛斯特：《小说面面观》，20、21页，花城出版社1981年版）虽然这种判断带有某种片面性，但作为小说的一种基本特征，“故事性”在今天仍具重要意义。正如钱谷融先生所言：“爱听奇闻逸事，可以说是人类的共同心理。一个生动的故事远比一篇充满至理名言的圣人经典更有吸引力。小说最初就是以故事的形式出现，以传述奇闻逸事为其主要职能的。所以，故事性是小说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使它能拥有那么多读者的一个关键原因。”（《我看小说》，294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搜神记》、《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等中国古典小说莫不以讲述奇闻逸事作为主要职能，在那些充满灵异甚或流于荒诞的故事中，在那些以花妖狐魅为重要人物的委婉精致的叙述中，真切地传达出作家内心的爱恨悲悯，寄托着深沉的历史喟叹和鲜明的价值取向。这些百转千回摇曳多姿的故事具有无穷的艺术魅力，直到今天仍焕发着炫目光彩。不惟中国古典小说，西方小说传统中同样不乏优秀的故事性作品。福楼拜、巴尔扎克、狄更斯、莫泊桑……无一不是经营故事的好手。在他们精彩的故事构筑中，呈现出历史与人性交织的深度和广度，也吸引了全世界的读者。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故事对于小说艺术的特别意义，也能深切体会到故事类小说的独特魅力。

然而晚近以来，随着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强劲登陆和持续影响，从创作方法、创作理念直到艺术表现形式，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小说在根本上经历了一次彻底转向。按照现代小说的理论观点，小说的主要任务是思想、情感或者其他，故事已被推到无足轻重的地位。在这一理论驱使下，小说故事性的提及无异于标示其自身的浅陋和庸俗，巴尔扎克之类批判现实主义大师也似乎成了最落伍的作家。一时间，删除故事，淡化情节，理所当然地成为诸多新锐作家（也包括某些老作家）竞相追逐效仿的目标。只要我们粗略回顾一下八十年代中期以来的中国文坛，就会惊异地发现：曾几何时，中国作家已失去了讲述一个清晰的故事的能力。从八十年代“意识流小说”的兴起，到“先锋文学”的异彩纷呈，再到九十年代“个人化”小说的窃窃私语，我们清楚地看到中国的小说创作陷入了在西方现代理论指引下的怪圈,传统的故事魅力正在远离文本，许多小说既无故事情节可言，又充满矫揉造作的臆语狂想，纯然堕落为失去了所指的空洞存在。在此，我们无意于贬损现代派小说取得的骄人成就，也并不片面强调小说只具备讲述故事的单一功能，事实上，文学史中许多优秀小说都没有生动曲折的故事情节，却丝毫无损其价值。我们感到遗憾的只是，故事性作为小说艺术重要的魅力特征之一，却在很大程度上为当下的作家们所淡忘，致使小说的这一重要特征正在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在此背景下，庞瑞垠的《秦淮世家》以其非凡的现实意味，充分体现出以故事见长的传统小说魅力，为文坛增添了不可忽视的价值和光彩。

近三十年来，庞瑞垠的作品一直深受评论界关注。稍感遗憾的是，批评家们更多地将目光聚焦于其作品的历史感或悲情气息，对庞瑞垠小说获得成功的另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故事性的营构的关注颇有不足。我们以为，这一点正是庞瑞垠小说的重要魅力所在。综观庞瑞垠的作品尤其是“故都三部曲”（《危城》、《落日》、《寒星》）、《逐鹿金陵》、《秦淮世家》等长篇历史小说，精彩的故事营造几乎成为贯穿文本的一个鲜明表征。作者特别擅长在作品中构筑一个个跌宕起伏、曲折多致的故事，并通过它们展示出人物命运的沉浮和性格流变的轨迹，进而抵达某些历史现象的本质内核。本文试图从故事性这一角度，以《秦淮世家》为例，谈谈庞瑞垠小说的创作特征和艺术贡献。

二

“小说家是用故事来思维的。”（毛姆语）庞瑞垠无疑是个善于讲故事和善于营造情节的智者。一百余万言的《秦淮世家》以凝重而不乏诗意、悲凉又满蕴希望的笔触，构筑了一个跨越百年的家族故事，在一个世纪的历史风云中徐徐展开一幅幅悲凉与辛酸相交汇的画卷，娓娓讲述着这个家族的兴衰荣辱及其成员的爱恨情仇、悲欢离合。通过波澜起伏的故事情节，小说生动地塑造了众多人物形象，深切传达出生存个体在历史意志拨弄下的苦痛与无奈。

邹曼若是全书最具光彩的女性形象，她秀外慧中，冰雪聪明，身上沉潜着中华民族承续千年的传统美德，也奔突着最为鲜明的现代意识。作为一尊近乎完美的艺术女神，她是作者美好理想的集结与化身。然而正是这样一位理想型的女性形象，作者却几乎让她历练了所有的残酷与悲伤，在一种近乎惨烈的人生磨难中彰显人性的华美与崇高。豆蔻年华，曼若不忍拂逆长辈意旨违心地嫁给嘉禾，暗地里却一直对表哥嘉华情有独钟。未料夫妻的隔阂导致嘉禾移情别恋，与春桃一晌贪欢并生下乃贤。在经历了婚姻不幸与家庭变故之后，邹曼若又遭遇更为沉重的人生打击，嘉禾在探望儿子回程的路上惨遭日寇杀害，春桃不知去向。从此曼若拒绝再嫁，独立支撑起整个家庭，并全力抚育着并不属于自己的儿子乃贤。当日见衰微的家族在动荡不安的乱世中刚刚缓过一口气来时，又传出嘉华因组织学生运动而不幸被捕的消息。为救表哥，曼若化装成舞女接近汪伪政权的实权人物马啸天，借他之手除掉了凶狠卑污的尹天鹏，自己却遭马啸天暗算而被奸污。好不容易挨到解放，嘉华又因提倡言论自由被划成“右派”发配农场。当嘉华重病不起之际，又是曼若千里迢迢奔赴异地与他举行婚礼，用真诚的爱抚慰了一颗饱受忧患与创伤的心。在接二连三的变故和屈辱面前，曼若默默承受着来自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打击，从未熄灭心中的希望之灯。这位坚韧、博大、善良的女性用自己的生命和人格在艰难时世中诠释着人性的高贵与芬芳，在寂寂暗夜里闪耀出永恒的人性光华。曼若之外，作者还精心塑造了众多个性鲜明令人难忘的女性形象，如温良恭俭的梅韵，忍辱负重的川崎君代，精明刻薄又内心善良的宛如，热情似火又刚强聪明的鲁楠……因了庞瑞垠细腻传神的笔触和从容不迫的讲述，一个个丰满立体的女性形象不经意间站立起来。

小说塑造了以谢庭昉、子虔、子玄、子豪、嘉华、嘉怡、乃康、乃贤等祖孙四代为主体的男性形象，把他们的爱恨悲苦、生死沉浮与百年中国的苦难命运紧紧扭结在一起。前清翰林谢庭昉身上，鲜明地体现出传统士大夫的清高和傲骨。辛亥革命时，他打消疑虑，毅然剪掉发辫；日寇入侵，他耻于借“日侨”的幌子以避战火，愤而买回棺木以备不测；面对日酋的索字，他抱定必死之心，怒书“义死不避斧钺之诛，义穷不受轩冕之荣”；对老友侯宗淮的附逆，他伤心欲绝，愤而断交。作为家族掌门人，谢庭昉迥异于现当代文学史上众多冷酷虚伪的封建家长形象，体现出难得的淳朴、仁义和正直。谢家长子谢子虔早年留学日本追随孙中山进行民主革命，回国后因舍命刺杀袁世凯一度遭追捕，此后他从事法律职业，勇斗为非作歹的税务局长高燮，解救落入火坑的妓女惠卿，至死犹为国家的民主法制建言献策，在其壮怀激烈的一生中，始终以微薄之力为国家民众奔走效劳。嘉华是谢家长孙，自青年时期就满腔热情地追求民族强盛的理想，多次冒着生命危险领导学生运动，终其一生都坚定不移地为信仰而斗争。就是这样一位革命志士，却始终与厄运相伴：作为土改运动的领导者，他因坚持原则反对过分狂热的非理性行为而惹祸上身；反右和“文革”期间，心爱的妻子对他倒戈一击检举揭发，亲生儿子也因政治误解活活踢断他的肋骨。历经没完没了的战争和政治运动，一个美好而鲜活的生命就这样在伤痕累累创痛酷烈中度过。也许因为看透了父辈在政治漩涡中挣扎的苦痛与无奈，谢家第四代知识分子终于走向一条与政治无涉的道路，去开辟别样人生。乃贤在“文革”期间就厌恶政治，改革开放后成为自由撰稿人；乃康远赴香港继承外公遗产，成为实力雄厚的商界大亨；乃慧则在经历了在日本的九死一生后回到上海的服装公司开始新的历程。当历史的乌云散尽，谢家子孙终于赢来真正属于自己的人生。作者通过一个个满蕴着无尽伤感和苦难的人生故事，浓墨重彩地展现了二十世纪中国发生的一系列的重大历史事件。凡种种不公的社会现实，多舛的人物命运，不可捉摸的人生际遇，反复无常的历史游戏，都高度浓缩于一波三折的故事讲述之中，尽显人生的落寞苍凉。

庞瑞垠不仅仅限于宏大的主干情节的构筑与讲述，还十分注重文本细节的营造，在一派游刃有余中，彰显曲尽其妙的叙事能力，大大强化了小说故事的艺术性。作品中有这样一幅场景：三年困难时期，久经磨难而染上烟瘾的嘉华，因为偶尔一次通过吸食烟厂烟囱冒出的烟味来获得暂时的心理满足的行为，就被诬为聚众闹事而差点遭遇牢狱之灾。相似的场景也同样出现在大炼钢铁时期，子玄因为奋力保护文物，不幸落入滚烫的炉水中……如此惊心动魄的细节描写，异常真切地唤醒我们对于那个特殊时代的历史记忆，在看似冷静的叙写中涌动着作者内心深处难以言喻的激愤。

一个时期以来，我们似乎已经很少读到这样曲折复杂、余味无穷的故事了。我们的许多作家要么热衷于将一个简单的故事复杂化，在暧昧不明、高深莫测的叙事迷宫中尽情展示着凌空虚蹈的优雅；要么干脆将故事性与小说完全对立起来，放弃了文本中任何可能的故事情节的建构，似乎故事成了小说现代性的死敌。《秦淮世家》提供了完全不同的新思路。小说秉承严肃的现实主义精神，合理借鉴中外优秀小说注重故事性的特点，用一个个零碎的故事片断串联起整个时代与人生的滑动轨迹，在故事的发展和细节的营构中，尽情地展示各种人物的性格，演绎各种人物的命运，在不无忧伤却又精彩曲折的故事讲述中巧妙凸显人性的丰富与复杂，也寄寓着对民族历史命运的深切反思，既昭示了传统现实主义精神和故事小说的魅力，又体现出现代性思想的光彩。

三

在一篇（部）小说中讲述一个或几个人的故事，也许不难，但如要讲述几十个甚至几百个人的故事，却非易事。换言之，小说讲什么样的故事固然重要，同样重要的还在于怎么讲。这就关系到小说如何构架的问题。作为一部具有史诗规模的长篇文本，《秦淮世家》以谢氏家族五代人的悲欢离合为主旨，旁及尹氏、邹氏两大家族，并涉及到各个阶层三教九流的社会人物共计260余人。在这样“清明上河图”式的长卷中，如何塑造各种不同类型的人物形象使之成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理所当然地成为全书需要着力解决的焦点问题。作者为此煞费苦心，在艺术构思与剪裁上都进行了诸多有益的探索。

首先，作者叙事视点的设置颇具匠心。由于全书时间跨度过长，不可能有贯穿始终的核心人物，所以在整个叙事过程中需要随时调整叙事视点，以保证故事发展的紧张性与流畅性。由是，作者巧妙地随着人物的成长而逐步转移叙事重点，使其十分自然地由对上一代人的故事讲述过渡到对下一代人的故事讲述中去。这种有机贯通却又重点分明的代际叙事，有效地连缀起整个二十世纪的重大历史事件，并使处于每一历史事件中心的人物性格得到最为充分完美的展现。由此，从谢庭昉、谢子虔到谢嘉华、谢乃贤，当上一辈人尚未淡出历史舞台之际，他们的下一辈已经登上历史的前台，并做好了有效的铺垫和充分的准备。在这样朴实自然又高度凝练的艺术结构中，故事情节得以稳妥有序地推进。其次，在同代人的共时性叙事构架中，作者也采用了相当精致的艺术构思方式，精心选取同代人中一两个关键性人物，以他们为圆点向周围辐射，通过其行动与命运联系起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和形形色色的人物，在同一时空范围内平行展开各色人等的命运沉浮，构筑起一个庞大复杂却又井然有序的立体艺术结构。如谢家第二代人物的命运旅程就以谢子虔为中心，通过他向内连缀起子玄、宛如夫妇和子豪、文颖夫妇及尹、邹两大家族；向外则通过其所从事的律师职业把触角深入到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官府、赌场、妓院、商场、学校……与此相似的是，谢家第三代人的人生历程则以嘉华、曼若为中心，通过两个主人公的人生遭际把嘉怡、嘉卉、春桃、馥心及众多与之相关的人物命运连带地共同展示出来，并重点以嘉华的悲剧人生为纽带串联起从国民政府时期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反右”、“大跃进”、“文革”、“拨乱反正”等几乎所有重要历史事件。作者始终以内外并行的两条主线为支架，通过众多平行的副线连接起各色人物与时代风云，力图在大幅度的时空转换中全方位地展现二十世纪南京错综复杂的社会人生画面及历史变迁。再者就是多线并进的交叉叙事的运用。如前所述，在文本中作家始终设置着一条依托核心人物纵向发展的主干线索，在这条主线之下又派生出众多平行发展的副线。作者利用这种精心设计的独特叙事路径，巧妙地让多条互不关联的情节线索在同一时空中交织在一起，平行发展，交叉叙述，环环相接，丝丝入扣。为了更加有效地控制这种文本结构，使其在叙事时做到收放自如，作者又充分调动各种叙述方式，在顺叙、倒叙、插叙、补叙、追叙等诸般技巧的娴熟运用中，完成对每一事件的叙写和每一人物的塑造。正是依托这种庞大复杂而又井然有序不枝不蔓的艺术结构，作者才把众多的人物和复杂的事件充分整合到一个有机而精巧的文本中去。这种结构也彰显了作者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把握起、承、转、合等技巧的艺术能力和经纬长篇巨制的独异才情。

能够在复杂的文本结构中讲述同样复杂的人生故事已属不易，再要把故事讲述得张弛有度、富含文化韵味更是难上加难。为了有效缓解故事推进中的紧张，构筑更具节奏感和审美张力的文本空间，实现作者建构一个完整的秦淮文化谱系的需要，《秦淮世家》用了相当多的篇幅对具有浓厚地域色彩的民俗文化予以细腻描述。从春节、端午、中秋、元宵这普天同庆的四大节日到摸秋、三朝酒、西岗庙会等独具地方特色的四时八节，以及谢庭昉和菊香的婚礼、梅韵祭日的水陆道场、谢庭昉的吊唁仪式等均进行了工笔式描绘。同时书中展示了诸多与女子有关的民间习俗：正月十六“走百病”、二月二“龙抬头”、三月三“荠菜生日”、五月六的“拗节”、七月七的“七夕”，以及二月十九日的鸡鸣寺观音大士香火、七月初一至三十的清凉山进香……这些各具特色的民情风俗的书写使文本显示出浓厚的民俗学意义，在增强文本审美意义的维度上具有不可忽略的重要作用。通过对百年来南京民情风俗及其演变轨迹的仔细描摹，尤其是秦淮民间的细致书写，小说异常真切地揭示出秦淮文化的神秘面影。而当作者把这种沉郁伤感的秦淮文化浸润到字里行间时，整个文本也便弥漫着一种朦胧恒久的悲情。

从宏大的艺术结构到多样性的人物描写以及精彩的故事讲述，《秦淮世家》充分体现了小说艺术的传统故事魅力，当之无愧地成为作家的巅峰之作。致于说到遗憾和不足，那就是小说稍欠飘逸与灵动，对文本中一些矛盾冲突的解决似过简单，未能以更为细腻的笔法揭示出现实生活的深层因素，以至削弱了文本的表现力度和批判力度。然而瑕不掩瑜，《秦淮世家》凭其高超的叙事艺术，足以在当代文坛占据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