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　成

阿成原名王阿成。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编审，哈尔滨市作协主席。短篇小说《年关六赋》曾获1988-198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短篇小说《赵一曼女士》获中国首届鲁迅文学奖；还获得过其他多种奖项。曾出版长篇小说《忸怩》等四部，短篇小说集《安重根击毙伊滕博文》《东北吉普赛》等二十余部，散文集《馋鬼日记》等十余部，并创作电影《一块儿过年》、电视纪录片《一个人和一座城市》(上、下集)等。作品被译成英、法、德、日、俄等多国文字。

在历史上，“哈尔滨犹太社区”一共存在了六十多年，就是说，一直到1963年犹太人离去，他们一共在哈尔滨这座城市繁衍生息了六十五年。这六十五年漂在异国他乡的生活，对他们来说是那样的多姿多彩……

——题记

由于我从小就生活在哈尔滨这座城市里(几乎是和这座城市一起长大的)，并且和某些已经离去的犹太人有过接触——这一点对写作很重要，所以，我认为有必要给各位讲叙一下，关于早年流亡到哈尔滨的犹太人的故事——众所周知(这样用词不算不谦虚吧)，在我过去的一些作品当中，曾经或多或少地涉及到过某些旅居(或称流亡)到哈尔滨的外国侨民的生活故事，比如刚刚结集出版的《跟着上帝流浪的日子》那本书——按说此后就不应当再写了，何况我在几年前出版的那本《远东背影》一书的“后记”里曾经发誓说，今后决不再写有关哈尔滨历史题材的任何作品!目的很简单，就是想过得轻松一点儿——我又不是地方史家，应多写一些其他方面的故事，不必要一条道走到黑。想不到的是，笔虽然在你的手中，但灵魂却在上帝的身边。换句话说，在2008年下半年，无意中，我又接触到了一些有关外国侨民的生活资料及相关的档案、书籍(如《哈尔滨俄侨史》《我心中的哈尔滨犹太人》，等等，恕我不一一列举。总之，凡此种种都是这篇新小说最重要的参考书，即对我来说是最有价值的创作素材)。毫无疑问，正是这些“文字”让我不禁长叹一声，再一次拿起笔来，讲述他们那些可能被人们永远遗忘的生活——要知道，“永远遗忘”是一个威胁。

也许有人会说，这关你什么事呢?

是的，不关我什么事。但是，这些有可能被人们永远遗忘的流亡者，也是哈尔滨地方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我这个人很天真，我在幼稚地想啊，如果这些人在天有灵，我现在所做的这件“润色、加工与创造性的工作”，想必会让他们的灵魂得到一点慰藉——但愿如此吧。

好了，我想，我还是采取另一种写作手法吧，即那种更自由的方式，想到哪儿就从哪儿开始吧——说实话，就我的“个性”而言(我有个性吗)，我并不太喜欢“秩序”与“章法”这四个字。当然，这并不是什么优点，现在我正在努力克服之中。

我先介绍一下那个我打算用来贯穿全文的人物(但是，我并不能保证，这个人物是否会真的成为一个贯穿全文的人物)——我是想，有一个贯穿全文的人物可能会更接近各位的阅读习惯——阅读习惯，对某些人来说，甚至是一种立场与尊严。

这个犹太人叫亚伦·摩西·吉谢廖夫，他是一名拉比。对此，我查了一下相关资料：拉比(Rabbi)就是犹太教里负责执行教规、律法，并主持宗教仪式的人。原意为“教师”，即口传律法的教师(古代是指精通经典律法的学者)。亚伦·摩西·吉谢廖夫出生在乌克兰谢尔尼可夫的一个犹太人海外聚集区。这个人非常有才华。这一点不光是我个人这样看，他在青年时期就被普遍认为是一个有才华的人。他就读于沃勒兹经学院，当然，那是一个犹太人学院。大学毕业以后，他被派到白俄罗斯的波里索夫工作。

他过去的经历大致是这样的。

下面，我们不妨再简单地回顾一下当时哈尔滨的情况——主要是谈一下聚居在哈尔滨的那些犹太人的来历。

1

犹太人是从1898年开始到哈尔滨居住的。第一批犹太移民(即流亡者)来自西伯利亚的“栅栏区”。当年，西方人将“满洲”看做是世界的尽头——多么有趣的西方人哪。举一个小例子。1898年，生活在哈尔滨的中国人还没有接触过玻璃瓶子。这一点很像前苏联影片《德尔苏·乌扎拉》中的那个中国人德尔苏·乌扎拉一样，觉得玻璃瓶子太神奇了。于是，当地的哈尔滨人愿意用一只鸡或者一只肥鹅来换流亡者手中的一只空玻璃瓶子。但是，没过几天，聪明的中国人就纠正了自己的错误。

至于犹太人来到哈尔滨的原因，目前至少有三种说法。一种说法是，俄国南部的吉斯尼奥夫和奥德萨等地对犹太人进行了大批屠杀(据说，1881年，沙皇尼古拉二世遇刺身亡，凶手曾在彼得堡一个犹太姑娘的住宅中聚会过。于是，一场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就在俄国各地展开了。有近三十万俄国犹太人不堪压迫，逃亡到西欧和亚洲等地)，迫使他们到当时被称之为“满洲”的中国东北来。有一位叫哈依曼·纳赫曼比亚利克的西伯利亚诗人，他曾经写了一首关于吉尼奥夫《屠城》的诗，在诗中，诗人沉痛地倾述了俄国犹太人饱受的种种苦难——这里不多说了，相信俄国作家会写这些事情。

另一种说法是，1903年沙俄开始了最大的一项工程——修筑满洲铁路。实际上，满洲铁路只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一个支线，长约2489公里，雇用了大约二十万工人，工程耗费五亿金卢布。在劳动力严重不足，工作环境又极其恶劣的情况下，就是说，在没人愿意千的情况下，沙俄政府放宽了对犹太人的政策，允许犹太人离开“栅栏区”，去修筑这条铁路。于是，大量的犹太人离开了让他们终日提心吊胆的“栅栏区”，随着中东铁路不断延伸的工程，随着铺设的铁轨，来到了中国的东北。

这之前，在哈尔滨这个地方(当时它还很小，像一个宁静的乡下小镇)，已经零星来了一些做生意的俄国人了。讲一个有趣的小插曲。在1900年的7月2日这一天，突然小城里有人传说，中国兵已经乘帆船在松花江开始登陆了。于是，在码头区做生意的俄国人立刻惊慌起来——这里毕竟是中国人的领土啊，外国人是不允许进入的。惊慌之中，一家俄国饭馆的老板唯恐自己储存的伏特加酒和葡萄酒被中国兵抢去，像一个癫狂的老诗人一样，把他储存的所有的酒桶全都滚到大街上，免费让过往的行人喝。那是一个类似世界末日前的狂欢酒会，是在与死神共舞，悲怆而又火爆。当然，后来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我想提示一下，到了1903年，哈尔滨就来了五百多个犹太人了。之后，大批的俄国“栅栏区”的犹太人才随之而来。

第三种说法是，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了。三万名犹太人随着百万俄国士兵开进了“满洲”。其中有考夫曼夫妻(这位先生在哈尔滨很有名气)，他是瑞士大学深造的第一批锡安主义者，职业医生。除此之外还有面带菜色的诗人、自负的作家、忧郁的画家、不知愁的音乐家、矜持的神职人员，等等。尽管这一类人在这浩浩荡荡的三万人当中所占的比例极少，但是，他们的加入，却使得这支“队伍”有了某种高尚的文化色彩。

您到处看看吧，无论是在哈尔滨的哪一条街道上，大街小巷，江边码头，都能看到犹太人的身影。

小城的味道也因此一下子变了。如果说“德国人的到来使街头充满了浓厚的皮鞋油味儿”，那么犹太人的到来，使哈尔滨的街头充满了呛人的腋气味儿和廉价的香水味儿。

这些来自俄国的犹太人很快在哈尔滨安顿下来，并将他乡当故乡，建教堂，建住宅，建俱乐部，并以闪电式的速度，成立了“哈尔滨犹太总会堂委员会”。当然，最让当地的中国人感兴趣的并不是什么犹太总会堂委员会，而是一个叫弗希茨的犹太人在哈尔滨开的那家照相馆。在中国人眼里，他简直是一个法术高明的巫师。照相馆门前每天都围满了看西洋景的中国人。

2

在这里，我认为有必要介绍一下(当然是极其扼要的)当时的世界状况——有时候，在阅读当中，个别人需要一种真实的背景，不然读起来就有点不知所措。

1914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先卷入这场战争漩涡的是德、奥、意组成的同盟国，和英、法、俄联手起来肩并肩作战的协约国。随后，土耳其、保加利亚等也加入了同盟国，而日本、美国、中国等国参加了协约国。正是这场有33个国家参战，历时4年的战争，使得大批俄国及各国的犹太难民逃亡到哈尔滨。

1918年3月31日的《远东报》报道：近日由布埠(布拉格维申斯克)来难民甚多，因无处下榻，多聚于街上。1918年9月26日《远东报》报道：由布拉格维申斯克开往哈埠轮船两只，满载难民。10月22日的该报报道说，近日乌拉尔逃民，纷纷由伊尔库斯克来哈避难，各旅馆拥挤不堪，多有席地而眠者。闻萨马尔乌发逃民有10万之多。6月22日该报的报道说：西伯利亚难民近日逃哈者甚多，闻19日到(哈尔滨)俄国人1名，(他)步行6000米(到哈)，备尝艰苦也。

大批俄国难民(以犹太人为多，还有相当数量的白党)逃亡到哈尔滨之后，被安置到偏脸子、正阳河等地的“那哈罗夫卡”和“沃斯特洛乌莫夫俄国移民村”里。我们必须看到，在这些难民当中有不少贵族、官僚、资本家、知识分子和神职人员等，即所谓的“有产者”。他们安顿下来之后，立刻着手进行各种经营活动，如开西餐馆、照相馆(由于办相关的证件需要本人照片，所以这一项的需求量很大)、旅馆、医院、鞋行、啤酒厂、舞厅、酒吧，等等，还有教堂。其中不少犹太人把自己的居住地从泥泞的“那哈罗夫卡”和“沃斯特洛乌莫夫俄国移民村”，挪到了现在的通江街一带，使得这座小镇似的城市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像一座大城市的样子了。教堂的钟声也开始从早到晚响个不停了。

这里介绍一位叫拉德万斯基·维克托·伊万诺维奇的犹太人。他是俄罗斯托伯尔省库尔干市人，被征兵入伍后，在远东西伯利亚步兵团当士兵，后来，因为在溃退时抢救出了一大箱子沙丁鱼罐头，被上司破格(中国人评职称也有破格)提升为上士。接下来，这伙计的“前途”一发不可收拾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因作战时表现勇敢，二虎，不怕死，曾获得两枚“热心”奖章，一枚英雄十字奖章，三枚四级英雄十字奖章。于1918年退伍返回原籍。没仗可打了，维克托很苦闷，整天像一只雄鸡似的高唱军歌，或者对着吊在梨树上的沙袋用组合拳猛击，可这又有什么用呢?于是，在1920年的时候，维克托随同难民大潮只身来到了哈尔滨。这时候，维克托已经蓄上了一脸的络腮胡子，他是用这种方式改变一下自己的形象，鼓舞自己去开创一种全新的生活。

在哈尔滨，维克托毛遂自荐，去了卡夫卡兹水果罐头工厂工作，负责用胶皮管子冲洗水果。后来，他又分别到中铁铁路水果罐头工厂、联营公司水果罐头工厂当了技师。而且，维克托还娶了一个当地的，长得像一只淡黄色的小蜻蜓似的中国女孩儿，生活得很美满。维克托的那些取之不尽的战争故事，让“淡黄色的小蜻蜓”崇拜极了。

到20世纪50年代，大量苏联侨民开始归国的时候，维克托在“外侨居留登记申请书”中的“拟在华居留期限及居留事由”一项上写道：申请在中国继续住下去。然后，笔一扔，冲着忧心忡忡的“淡黄色小蜻蜓”甜蜜地笑了。

拉德万斯基·维克托·伊万诺维奇是第二批到哈尔滨来的犹太人。1960年，在中国经历自然灾害的时期，维克托带着“淡黄色小蜻蜓”和他们繁衍生育的6个混血儿去了非洲——这是极富想象力的一家人。为此，维克托还剃了个光头。

拉德万斯基·维克托·伊万诺维奇是一个不平凡的犹太人。

3

第三批犹太人涌入中国的情况是这样的。当时的俄国政府下达了一项命令，这项命令的内容是：边境地区的犹太人必须限时离开“栅栏区”。于是，一下子，成千上万名犹太人拥向了哈尔滨。

多么好的哈尔滨哪——这一切他们早就从先行者寄来的书信中了解到了——是上帝的意志让他们到哈尔滨来的——他们是上帝的羔羊啊。

有人略作一下统计：从1917年到1925年间，哈尔滨的犹太人社区大约有二万五千人。这个数目相当可观。想不到的是，随着布尔什维克革命的爆发，红军和白俄之间的战斗开始，又使得第四批犹太人逃亡到哈尔滨。到了1932年，又有一些犹太难民为了逃离即将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拥入到了哈尔滨。在这些逃亡者当中，一部分人来自苏联，另一部分人分别来自欧洲各国——欧洲那里已经是炮火连天响了。

灰眼珠的拉格金·安德列·葛夫利洛维奇，是第四批流亡大军中的一员。说起来，早年他曾经和哥哥一道随父母来到了哈尔滨，是最早来哈尔滨的那一批犹太人，包括那个免费让路人喝伏特加酒的饭馆老板他都认识。不仅如此，他还在饭馆和老板合唱过二重唱，他是低音部，嗓子罕罕的(有点发哑)老板是高音部，极其尖利，像锋利的刀子从玻璃上划过一样，不过很有特点。那时候，为了填饱瘪瘪凹凹的肚子，安德列不断地去寻求各种工作，先后做过旋工学徒、排字工人、建筑工人、书店店员、铁路警卫、工地更夫、墓地管理员等多种工作(他要是从事写作该有多好)，有着丰富的人生经历。

然而，大凡有着丰富人生经历的人，又都是故土难离的人。安德列一边工作一边想，死也要死在自己的故乡。秋天的时候，他离开哈尔滨回到了俄国，回到了他的故乡——他想念故乡的白桦树和泥泞的乡间小道。但是，当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响之后，死神像风一样到处流窜的时候，为了活命，他再一次流亡到哈尔滨。不过，这时候安德列对生活，对故乡，绝望了，并且很快成了一个酒鬼，那个免费让路人喝伏特加酒的饭馆老板经常粗暴地把他赶到大街上。他的女朋友拉什卡列娃·阿列夫吉娜·伊万诺芙娜，在十几个“最后时刻”还是哭着离开了他。许多老哈尔滨人都认识这个酒鬼，并为离开这个可恶的酒鬼的拉什卡列娃感到庆幸。

拉什卡列娃·阿列夫吉娜·伊万诺芙娜。毕业于农业专门学校农学系。她也是第四批来哈尔滨谋生的犹太人(她，还有她的哥哥，跟安德列同一个车厢，座位挨着，许多逃亡者都围拢过来，听“先行者”安德列讲哈尔滨的情况)。拉什卡列娃跟拉格金·安德列·葛夫利洛维奇分手之后，曾经在正阳

河酱油厂、幼儿园(她在那里任训育员)工作——生活的路，她还要坚强地走下去。后来，拉什卡列娃又去马迭尔宾馆当了翻译。总之，拉什卡列娃·阿列夫吉娜·伊万诺芙娜在哈尔滨待了不到三年就回国了。但是，她的哥哥却留了下来始终没走。他每天都起得很早，到市场上去卖牛奶。他的牛奶很好，兑的水是最少的，很受那些俄侨和当地有钱的中国人欢迎。出于情义，哥哥较好地安葬了路毙江畔的酒鬼拉格金·安德列·葛夫利洛维奇。并把这件事写信告诉了他的妹妹拉什卡列娃·阿列夫吉娜·伊万诺芙娜。

拉什卡列娃没有回信——或许，她已经死了。

4

坦率地说，有些犹太人到哈尔滨来，并不是完全是出于流亡与逃亡目的，而是主动地到哈尔滨来寻找商机的，他们非常勇敢且富于冒险精神。在他们当中，有投机商、承包商、供应商、医生、律师、建筑师和各式各样的手艺人。当时，哈尔滨有一个全部由外国人组成的城市自治会(太不像话了)，一共有三十个议员，由他们来管理这座城市，其中犹太人议员就占十二个席位。可以这样说，当年的“哈尔滨犹太社区”是一个半自治的实体，社区中的成员大多来自俄国各地和世界各地，尽管他们有着不同的生活背景和思想意识，但是，他们却拥有相同的命运和共同的信仰与追求。正唯如此，使他们在生活中，在生意上，能够互相帮助，相互策应，彼此团结得紧紧的，为共同的理想，奋斗!奋斗!奋斗!

这些犹太商人到了资源丰饶的黑龙江，第一桶金，主要是猎取狐狸和紫貂，当然也猎取老虎。负责任地说，当年“经营”哈尔滨整个贸易和毛皮的出口工作的，几乎全是犹太人。相关的情况是这样：黑龙江产的动物毛皮首先被运到哈尔滨，经过犹太人的加工处理、上色、烘干等程序之后，再用火车运送到世界各国去。当年，许多欧洲女子穿的毛皮大衣都是从哈尔滨出口的，是我们黑龙江产的。而伪满洲最大的毛皮处理工厂的厂主，他就是个犹太商人，叫泽洛维奇。厂址就在哈尔滨。

不仅如此，侨居在哈尔滨的犹太商人们同时还做跨国的服装生意，哈尔滨的外国人穿的西装以及各种皮衣，短皮袄、毡靴、皮鞋、长筒鞋、皮便帽，等等，都是来自于莫斯科、恰诺夫、格拉得，维尔诺、维尔特卡、比尔姆、库兹涅斯克等地。特别是那种非常紧俏的英式皮帽，也都是由犹太商人倒腾过来的。这种帽子往大鼻子的头上一戴，感觉确实不一样，有点儿像英国首相丘吉尔先生。

介绍一下皮草商人斯库利辛·安德烈·阿烈克谢耶维奇。这个安德烈是维亚特斯阔伊省谢德耶村人，是个犹太人，曾在莫斯科炮兵后备旅当战士。退伍后，返回到原籍维亚特斯阔伊省谢德耶村。但是，战争并没有结束，战斗还在进行着。于是，他再次被重征入伍，在白军沃穆斯克师(卡别里亚军)里当兵。后来，随部队撤至哈尔滨之后，就他妈的鸟兽散了。虽然身在异乡做异客，虽然举目无亲，但聪明机敏的阿烈克谢耶维奇，看准了商机，立刻加入到了犹太人的皮草行业，用他仅有的积蓄(从战场上，从死亡的战士身上“搞”到的那些值钱的东西，虽然不很多，但还算可以)，在商市街14号(现在的红霞街，还可以找得到这条街)开了一个皮草商店，生意非常火，很快就挣了大把大把的钞票，成了哈尔滨有名的皮草大亨。1950年，大腹便便、腰缠万贯的斯库利辛·安德烈·阿烈克谢耶维奇带着他的老婆孩子离开了中国。当火车徐徐开动的时候，他不断地冲着车窗外让他发了大财的土地飞吻。虽然他知道他该走了，但他舍不得离开这里呀，他对神奇富饶的黑龙江，对俨然莫斯科的哈尔滨有着深厚的感情。另外，人一生能有几次冒险的经历呀，所以，他很珍惜在哈尔滨的那些迷人的岁月。

5

既然说到时装，我再介绍一个人——有关吉谢廖夫的事不急，我很快就会介绍到他——何况他本人并没有太多的故事，甚至，他能否成为一个贯穿全文的人物——写到这儿，我都深表怀疑。

现在，我要介绍的这个人叫拉什卡列娃·阿列夫吉娜·伊万诺芙娜。人长得很漂亮，有点像电影明星英格丽·褒曼，只是她比英格丽·褒曼更朴实一点。拉什卡列娃是一个心灵手巧的服装大师(她一生都没有结婚——这是一个多么不可思议的女人哪)。她在哈尔滨开了两家服装商店，一个是“美术服装店”(她的服装店里挂了许多油画，有淑女像、水果盘，也有风景画)，另一个是非常时尚的“莫斯科服装店”。不过，拉什卡列娃同其他的犹太商人有点不同。她刚刚从俄国的犹太人“栅栏区”逃亡到中国哈尔滨的时候，还在哥哥的家里以卖牛奶为生，后来才开始学习裁剪。凭着一个女人的细腻、创新、求异的天赋，很快就成为了一名出色的服装大师。对此，我想多说几句，目的是让读者朋友有一点儿环境感和身临其境感。

当年哈尔滨俄侨的女士服装，是最能体现其民族特色的。比如，夏季的“布拉吉”(连衣裙)和冬季的毛裙，特别是冬季的毛呢长裙，穿在洋女士的身上显得非常典雅、华丽。哈尔滨俄侨妇女(更多的是犹太妇女——不过，她们大多心有余悸，小心地隐瞒自己的犹太身份和犹太名字)喜欢穿毛呢长裙，脚上穿那种长筒皮靴，或者，我们称之为“毡疙瘩”的毡靴，外面穿一件下摆宽宽大大的皮大衣，或是羊绒大衣，头上戴着貂皮帽或宽大的厚厚的羊绒披巾。就是这样子的一种打扮，她们走在哈尔滨的中国大街上，走在涅克拉索夫大街上，走在乌克兰大街上，或者去餐馆，或是从大洋马拉着的斗子车下来，去中国大街附近的那家美国影院去看电影——这种时装让她们变得风情万种，楚楚动人，让她们“梦里不知身是客”。而做这些“梦幻装”的拉什卡列娃·阿列夫吉娜·伊万诺芙娜，及她的服装店，就是哈尔滨同行业中的佼佼者，成了这些女人经常光顾的地方。

岁月既是温情的，也是残酷的。不久，拉什卡列娃·阿列夫吉娜·伊万诺芙娜的哥哥嫂嫂相继去世了，可以说，拉什卡列娃在哈尔滨举目无亲了。但是，她却在“外侨居留登记申请书”中写道：因此处有我的服装店，所以，哪儿也不去。

后来，她就死在了哈尔滨，埋在皇山“犹太”公墓里。按照当地犹太人的风习，她的墓碑上雕塑着一块儿搭着的布和一把剪刀。

6

与拉什卡列娃相似的那位犹太妇女，是秋林公司的店员，叫马格莉特。

许多当地的老哈尔滨人，特别是那些曾经流亡在哈尔滨的犹太人，他们一直对哈尔滨的老秋林有着深厚的印象。这家秋林公司是一座墨绿色的建筑(有调皮蛋叫它“鸡屎色儿”)，它的顶部有一个圣·彼德教堂式的半圆形穹顶——这几乎成了秋林公司的标志。当年，不仅秋林公司的内外部装饰都是欧式的，连服务员的打扮也是欧式的。我年轻的时候，经常光顾这家商店。那时候，由于我受到了一些西方文艺思潮的不良影响，我觉得逛这家洋商店等于去上了一堂西方文艺思潮的实践课。尤其是在这家商店里，我居然买到了欧洲小说当中经常提到的兰姆酒、茴香酒、小肉肠和香槟酒，这对我来说是一种很大的精神满足。现在，这家商场在周围的那些

“现代”商厦的包围下，显得有些孤助无援，俨然一个尴尬的小个子洋人——周围再没有一幢与之相协调的、高水平的俄式建筑了。坦率地说，并不是它落伍了，而是周围的那些块式的建筑看上去有些匪夷所思。

这家大商场，是一个叫秋林的人开的(全名叫伊万·雅阔列维奇·秋林。是俄国西伯利亚地区的伊尔库斯克人，也是一个犹太人)。马格莉特是这家秋林公司的一个普通的年轻店员。马格莉特一共结过两次婚(这个世界上结过两次以上婚的女人很多，女人是一个谜呀)。第一次婚姻，马格莉特和一个铁路局的中国青年结了婚，他们彼此非常相爱，并且一连串儿生了四个孩子，一大家子人生活得十分幸福，欢乐，有趣儿，开心，且富有情调。他们经常举办家庭联欢会，唱歌，跳舞，演奏乐器。后来，“文革”运动走进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这一对不同国籍的恩爱夫妻只能分手了。要知道，一个中国人有“海外关系”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会让当事人在工作中寸步难行，而且处处受歧视和审查。我们应当像马格莉特一样理解她的丈夫，这个不幸的男人。

但是，马格莉特毕竟是一个女人，毕竟是四个孩子的妈妈，她需要再结一次婚。这很重要。

马格莉特的第二次婚姻，是和她的一个同胞结了婚。开始过得还行，凑合就得像凑合的样子才是，尽管彼此有些亲昵的行为是表演出来的，但出发点是真诚的。只是，一种突如其来的古怪疾病夺去了马格莉特第二任丈夫的生命。死魂灵给这个可怜的女人又留下了两个年幼的孩子。这之后，坚强的马格莉特带着前后一共六个孩子顽强地生活着。虽然，她的两个仍在苏联的哥哥几次来信催她回国，她说，哈尔滨有我的回忆，我的爱，我的孩子，我离不开这里，离不开中国。

马格莉特也是来自当年俄国“栅栏区”的犹太人后代。

7

好了，我们还是先介绍一下吉谢廖夫先生的来历。

当年，哈尔滨修建了好几处犹太教堂。教堂有了，但是缺少主持人——就是“拉比”。我在前面说过，在当时的哈尔滨城里，已经形成了一个有相当规模的犹太人社区了，即便是在今天看来，这个社区之规模之功能也会让我们感到震惊。社区里不仅有完善的犹太人领导机构，还有犹太妇女慈善会。犹太妇女慈善会，主要是向贫穷的犹太人家庭提供取暖用的木材和煤，因为，哈尔滨每年至少有七个月的时间处在寒冷时期(现在不是这样了，寒冷时期至少减少了两个月)，这种天气有点像赫尔辛基。犹太妇女慈善会负责帮助社区里的同胞学习打字，学汉语，领养孤儿，必要时，还会替老年病人提供看护，甚至还会给那些已经长大成人的孤儿提供结婚的费用(上帝，我们不是耳朵有毛病吧)。

除此之外，在犹太人社区里还有一个叫“维佐”的组织。“维佐”的意思就是“以色列妇女俱乐部”，它同样是一个慈善会，并拥有一个免费食堂。这个食堂的主要工作，就是为两次世界大战前后流亡到哈尔滨的穷犹太人提供热午餐。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天天如此。在犹太人的节日期间，这个组织还向关押在监牢里的那些犹太犯人提供美食——这些犯人大都是因为偷窃或者非法持有外币而入狱的。相关的资料上介绍说，在逾越节的一周时间里，免费食堂严格遵守犹太教规，准备三餐“克谢尔”洁净食物。

来免费食堂就餐的，七成都是犹太人，不过，有的时候，贫穷的俄国人和中国人也到这里来申请就餐。这个免费食堂每天提供一百七十份餐食，来吃饭的人还可以把领到的食物带回家里去吃——因为，在家里吃和在免费食堂吃，感觉不一样。尤其是那些刚刚落泊的人，他们是很自尊的。

庞大的犹太社区，还开办了一家名叫“塔尔一托拉学校”。它是由煤矿巨头斯基得尔斯基兄弟出资建造的。要知道，当年富裕犹太人的善举在哈尔滨是非常有名的，像犹太人中的百万富翁斯基德尔斯基兄弟，他们开煤矿发了家(当然不仅开煤矿，还有木材等生意)，他们兄弟俩就是哈尔滨犹太社区最慷慨的捐赠者之一，他们不仅捐资建立了学校，还支持音乐爱好者的相关活动等等。想不到的是，后来这两个人的下场都非常悲惨……

8

看来，我还得把吉谢廖夫的故事先放一放。我主要是想尽可能地多介绍几个流亡在哈尔滨的犹太人。

熟悉哈尔滨“小历史”的人，一定知道斯基得尔斯基家族，作为煤矿主和木材商的他们，其财富可以和美国的洛克菲勒家族相比——是巨有钱的一族。

斯基得尔斯基的豪宅在哈尔滨的一条主要大街上。叫所罗门的是哥哥，住在一楼，叫谢苗的弟弟住在二楼。家里所有的家具都是从意大利运来的，而且，每一个房间里都挂着世界著名画家的画作，有贵妇人的裸像，也有田园风光和白桦林等等。院子里停放着好几辆名贵的小汽车，地窖里存放着大量的美酒，其中有些酒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但是，这一切，不过是斯基得尔斯基家族之财富的冰山一角。

当苏联红军进入这座城市之后，就把他们这资产阶级兄弟俩都给带走了，送到西伯利亚去做苦役。看起来处罚有些重啊。但不妙的是，他们兄弟俩被苏联红军认为是日本人的间谍。几乎被同时抓走的，还有我前面说的那位曾在瑞士大学深造的锡安主义者，职业医生考夫曼(估计大家已经把他给忘掉了)。当时，考夫曼已经是犹太人社区的首领了，他也被苏联人带走了。考夫曼的儿子去火车站寻找他的父亲的时候，意外地看到了所罗门·斯基得尔斯基和谢苗·斯基得尔斯基，他们俩站在一节车厢的门口。当时，拥挤的人群围住了整个的火车站，一些犹太妇女向他们投掷大块的面包。的确，人群中的男人很少，小考夫曼是这些人当中唯一的犹太男人。小考夫曼在回忆这件往事的时候说，这时候，一个格鲁吉亚中士威胁小考夫曼说，你再不离开，我把你也抓到火车上去。于是，小考夫曼慢慢地后退，一边退，一边努力地用手势与斯基得尔斯基兄弟交流……

9

七八十年之前，犹太社区对老人提供免费救助和医疗等等公益性服务，就是我们的政府部门今天的努力方向啊。这或许是一个历史的巧合吧。我在想，这是不是战争与流亡催生了犹太人社区的这种先进的社区建设理念呢?

当年犹太社区所做的，不仅是让每一个流亡在哈尔滨的犹太人不饿肚子，每一个犹太人的生活困难都会得到解决，甚至还热情地帮助有困难的当地中国人和信仰东正教的俄国人。一位叫格里高里·麦利霍夫的作家和历史学家(他在莫斯科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最近出版了一本名字叫《白色哈尔滨》的书。在这本书中他谈及了20世纪20年代，流亡在哈尔滨的犹太人向遭受饥荒的苏联人提供援助的情况，书中还介绍了当时哈尔滨犹太社区在国际社会产生的积极影响。格里高里·麦利霍夫在书中热情洋溢地讲述了在他儿童时期所熟悉的那些犹太人。他写到：他们有俄罗斯——犹太文化，来自南方温存的语言，幽默、奇异的言语，热心和典型的南方特色……

的确是这样的，散居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是一个善于表达、风趣的民族。其中我最喜欢的作家就是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和索尔·贝娄。他们二

位都是犹太人。

哈尔滨的犹太社区还设有读书馆，馆中藏书浩瀚。其中，有锡安主义文学、世界文学名著、意第绪语的戏剧和音乐课程，等等，等等。理发师金弗维奇·阿维利扬鲍利斯·伊尔利伊奇，就是一个喜欢读书看报的犹太人。他虽然并不是一个知识分子，但是，他是一个坚定的犹太教信徒。他不厌其烦地将《西伯利亚》和《巴基斯坦》两本杂志推荐给那些到他店里来剃头的顾客阅读。看来，我称哈尔滨是“读书之城”，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和依据。

这个叫金弗维奇·阿维利扬鲍利斯·伊尔利伊奇的人，生于维尔利诺市，并在该市学习了三年的理发技术，毕业之后，自己开店当理发师。战争期间，被应征入伍，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个剃头匠不仅在前线血哧呼啦地负了伤，还被敌军俘虏了。难忘的1918年，他作为一名普通战俘被释放后，辗转到哈尔滨投奔他的母亲。然后，在哈尔滨埃烈甘特理发馆做理发师——所有的“漂人”，第一步，都是给别人打工。1930年，金弗维奇·阿维利扬鲍利斯·伊尔利伊奇自己在中央大街206号开设了，“吴尼维尔沙尔利理发馆”。这时候他已经成家了。对流亡者来说，要想让自己的心安定下来，最好的办法就是成个家。

金弗维奇的妻子叫金弗维奇·穆拉特·别烈霍夫娜，在他们的理发店里做指甲修理工。理发店的生意不错，不少人是他们的固定客人——当然大多是犹太人。由于金弗维奇参加过世界大战，见的外国人多，所以，他了解他们对发型的要求，而且也多多少少懂一点他们的日常用语，这样一来，彼此聊得挺好的，加上他喜欢读书看报，所以，他的话题每天都是新的。有的人就是凭着这一点天天到他这里来刮胡子。

金弗维奇·阿维利扬鲍利斯·伊尔利伊奇和金弗维奇·穆拉特·别烈霍夫娜夫妇，一直在哈尔滨工作到1955年才离开。临走的时候，金弗维奇将他收藏的大量的《犹太人生活》也带走了——他说，这是他作为一个犹太人的骄傲。同时带走的还有一些唱片——金弗维奇·穆拉特·别烈霍夫娜特别喜欢流亡在哈尔滨的那些犹太歌唱家唱的歌。说起来，她本人唱得也不错，是个女高音，还是声乐大师卡罗索的粉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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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吉谢寥夫先生再耐心地等一下吧。如果他能胜任本文“贯穿”人物的角色，当然最好，倘若出现“意外”，我仍然会给予他足够的尊重。

好吧，那我们就此说说音乐。

可以这样讲，是犹太人的大量涌入，使得哈尔滨这座城市拥有了优美的旋律。在上个世纪之初，洋气十足的哈尔滨像莫斯科、维也纳等一些欧洲国家一样，每年都会有许多来自世界各地，包括中国国内的管弦乐队和歌唱家光临这里——当然，都是一流的。因此，一年四季，音乐会、歌剧、轻歌剧和戏剧在哈尔滨轮番上演，观众如潮，使得这座“流亡者的城市”之文化艺术生活非常丰富。尤其是那些流亡在哈尔滨的犹太人，对此更是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

如此高水平的演出，自然应当配备相应的舞台。在哈尔滨，能够提供此类演出的建筑有，中东铁路俱乐部、车辆厂俱乐部、俄侨俱乐部，等等。这些卓尔不群、富丽堂皇的折衷主义建筑，是艺术家及其艺术狂热者们经常光顾的地方。其中，中东铁路俱乐部是当年流亡犹太艺术家献艺的重要舞台。他们在这家俱乐部里上演了许多世界著名的乐章和歌剧。这种现象在中国的其他城市是极少见到的。所以，当年的一家法国报纸称哈尔滨是“音乐之城”。

如果不嫌我啰唆，我再扼要地介绍一下当年上演的有关内容。曾在哈尔滨上演的歌剧剧目有：维拉·奥梅利亚年科主演的《俄罗斯婚礼》，普列奥布拉任斯卡娅、合夫溜金、罗格夫斯卡娅、福金、克拉夫琴科等演出的《天鹅湖》，科萨科夫的《雪姑娘》，格林卡的《为沙皇献身》，柴科夫斯基的《女靴》《叶普盖尼·奥尼金》《黑桃皇后》，比才的《卡门》，鲁宾斯坦的《恶魔》，达尔戈梅斯基的《水仙女》等等。

著名的歌剧指挥卡普伦·弗拉斯米尔斯基，曾经在哈尔滨侨居十年。在这十年的时间里，他一直活跃在中东铁路俱乐部的歌剧舞台上，并且成功地指挥过多部大型歌剧的演出，因此，他非常受人们的尊重，无论他走到哪里，都有人为他让路、让座，向他脱帽敬礼(女人则向他行屈膝礼)。流亡者们称他是“上帝的使者”。他的眼睛非常明亮，像鹰一样锐利，而且，他的那一双耳朵会动……

与他享有同样威望与声誉的，还有著名的俄侨音乐家、合唱指挥家——马申。他们二位都是犹太人，都是非常了不起的音乐天才，是这座城市里的大人物。可以这样说，是他们让流亡者的流亡生活变得有声有色，多姿多彩——当大幕徐徐拉开，从卡普伦·弗拉斯米尔斯基先生或马申先生手中的指挥棒高高举起的那一刻，观众席上的一排排流亡者忘掉了痛苦，忘掉了战争，忘掉了流亡……

只是，这些犹太观众却很少光顾中国戏剧的表演。不过，有时候犹太学校会组织学生们去观看在傅家甸举行的中国戏剧的表演，了解一下中国的文化艺术。孩子们觉得中国的戏剧衣着很华丽，锣鼓很刺激，脸谱很奇特，尤其戏中的杂技式的表演，让他们惊呼不断，使劲儿地鼓掌。

既然哈尔滨被称为“音乐之城”，与之配套的音乐器材供应也是世界一流的。其中最有名的，要数中国大街上的康季莲娜乐器店。这家乐器商店是中国大街上的一个艺术圣殿。可以说，它的出现，使得中国大街的整体品位提高了许多，并弥漫着浓郁的浪漫主义气息。

这家乐器商店的老板叫格里尔基·那乌诺维奇·特拉赫顿别尔格。他留着风趣的山羊胡子(样子有点像俄罗斯大文豪高尔基同志)，是一位颇有头脑的犹太商人。他发现，由于战争的原因，许多生活在俄罗斯的优秀的歌剧演唱家、舞蹈演员、音乐家纷纷流亡到了哈尔滨，并且在艺术之旗的感召下，他们很快汇集到了一起，组织起来排练剧目(这就是艺术的力量——艺术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啊)，在这座城市里上演歌剧、交响乐、芭蕾舞剧和举办室内音乐会。不仅如此，他们还在这座城市里教授艺术课、音乐课和乐器——看到这种欣欣向荣的艺术之潮流，聪明的格里尔基·那乌诺维奇·特拉赫顿别尔格立刻开了一家乐器店，起名叫“康季莲娜乐器店”。很快，康季莲娜乐器店火爆起来，上门的顾客络绎不绝，店里的各种乐器、唱片、乐谱等等，开始供不应求，以至于必须提前登记预约才行。这样，康季莲娜乐器店在这座城市里一下子享有了极高的威望，并成为哈尔滨乃至远东地区最有名的、最权威的一家乐器商店。

现在，每当我经过这家商店的时候，仿佛昔年的旋律至今还在那些死灵魂与活灵魂的精神世界里回响着……留着山羊胡子的格里尔基·那乌诺维奇·特拉赫顿别尔格正抽着烟斗，笑眯眯地看着从他面前走过的每一个行人——他面对的这座城市，或是在金色的秋季里，或是在白雪皑皑的冬日，或是在紫丁香盛开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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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拉金·尼古拉·格拉尔列维奇就是一位狂热的戏剧爱好者。他出生在中国的满洲里(也有不少犹太人在那里侨居)，并在满洲里的中国公立中

学读书，所以，他的汉语不错。中学毕业之后，他随家人移居到了“远东的莫斯科”哈尔滨，在哈尔滨的托尔斯泰耶夫斯基中学读书(在那里就读的全都是外国少年)，毕业后，进入俄国人办的哈尔滨政法大学读书。

尼古拉非常喜欢戏剧表演，在大学期间他就经常参加“哈尔滨歌舞剧团”的演出(他是那儿的“票友”)。更多的时候，是扮演一个流浪的异国少年。大学毕业后，尼古拉不顾家人和校长的强烈反对，偷偷地加入到该剧团，成为一名正式演员(这是他的梦想啊)，随即，随团去上海演出。在上海演出期间，尼古拉不断地给《哈尔滨时报》写文艺评论和演出盛况方面的消息，写得不错，不仅有激情，重要的，他是一个内行，很得《哈尔滨时报》主笔先生的赏识。于是，从上海演出返回哈尔滨之后，尼古拉应邀加入了《哈尔滨时报》，当上了报社的文艺记者(青年人的可塑性该有多么强啊)。从这以后，他一边做记者一边参加演出。

不久，尼古拉辞去了记者职务，加入哈尔滨舞台艺术工作者协会，这个协会也是一个演艺团队，而且更具多样性和灵活性。他们经常应邀去中长铁路东、西、南部线演出。不久(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个舞台艺术工作者协会解散了。传说是有一个男演员疯掉了，在表演中竟然离开了剧本，面对观众慷慨陈词，痛斥战争，然后，在舞台上开枪自杀了……那天他拿的是一把真枪——好像这种事在其他演艺界也曾发生过，是互相传染还是相互模仿呢?

为了谋生——艺术与吃饭是相互支撑的，尼古拉凭着他曾经当过记者的资历，又找到了一份新工作，在一家中国人办的外语专科学校当俄文教员。不过，很快他又被招入到铁路文化宫，继续他喜爱的演员生涯。在一个烂漫的夏天，犹太人拉金·尼古拉·格拉尔列维奇终于成为了一名导演。不过，在他导演的一部舞剧中，一个男演员居然在舞台上“重演”了开枪自杀的一幕……

那是一个阴雨天，尼古拉打着一把黑色的伞，到移民局提出了移居国外的申请——当这座城市下第一场雪的时候，他的申请获得了批准。尼古拉提着一只简单的手提箱，只身一人，离开了他梦中的艺术之城哈尔滨——舞台上的枪声一直在他脑海里响个不停，砰!砰!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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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家科万采夫和犹太画家尼古拉，是在异国的城市哈尔滨相识的。我想了一下，毕竟当时的城市不大，又都是流亡者，而且两个人又都酷爱艺术，这样他们一定会很快相识，并且成为好朋友。事实就是这样。两个人经常在一起聊人生，聊艺术，交换对世界战争的看法与猜测。有时候尼古拉就留宿在科万采夫家里，所谓抵足而谈。

科万采夫毕业于莫斯科帝国斯特罗格诺夫美术学校，是一位很有天赋的高材生，多次受到学校的奖励。业内人士一定知道，科万采夫曾经为处在弥留之际的俄国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画过肖像。或许，正是这件不寻常的事让他一举成名。

科万采夫在哈尔滨侨居期间，曾多次在莫斯科商场举办个人画展。他是哈尔滨犹太人当中的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不过，当他的好朋友尼古拉离开了中国之后，感到孤独的科万采夫去了上海，在那里继续他的美术创作。

在画家当中和科万采夫同样有名的，是一位名叫基奇金的画家。基奇金毕业于莫斯科帝国斯特罗戈诺夫美术学校，接着，他又进入莫斯科的一家绘画、雕塑及建筑艺术方面的艺术学校深造，曾经先后两次获得荣誉称号。他侨居哈尔滨之后，在圣·尼古拉教堂旁边的那幢漂亮的灰白色小楼里，办了一个有名的“荷花画室”。当时，这个画室吸引了不少犹太艺术家在这里授课，当兼职教授。其中，有为雕塑班讲授辅导课的绘画教育家霍洛季洛夫，为雕塑班授课的卡缅斯基等等。来上课的学生很多，而且国籍很杂，信仰也不同，在如此多彩的文化冲突上，对艺术个性的培育，显然是一件好事。

荷花画室除了教授绘画和雕塑之外，还培养音乐方面的艺术人才。这方面的兼职教员，有为音乐班授课的俄国著名钢琴家和指挥家济洛季的女儿拉扎列娃和她的丈夫拉扎列夫，有讲授世界艺术史的教师贝尔纳达茨和阿纳斯塔斯耶夫(看到这里，也许你会想，哈尔滨这座城市也太不可思议了——在当年，哈尔滨的确是一座艺术之城)，等等。毫无疑问，荷花学校是东北地区档次最高的一所艺术学校。

在二三十年代，上海同样是个吸引艺术人才的都市，而且在那里侨居的外国艺术家也非常多。不久，荷花画室创办者基奇金和他妻子、女画家库茨涅佐娃移居到了上海(上海方面的同行也多次写信约请他们夫妇)。

在老哈尔滨火车站，为他们送行的学生来了几十人呢。那是一个非常伤感的场面——老师和他的学生们都流了眼泪，拥抱、亲吻，亲吻、拥抱。的确，在哈尔滨十年的绘画教育中，他们夫妇培养出了一大批青年艺术家，而且，在世界上许多地方都有基奇金荷花艺术学校毕业的学生(因为他们就来自不同的国度嘛)，他们当中不仅有犹太人，还有许多俄国人、中国人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学生。

拉着基奇金和他妻子库茨涅佐娃的火车徐徐地开走了，开走了……

这是让荷花画室的学生们感到绝望的一天。

后来，基奇金的妻子维拉·叶梅利亚诺芙娜·库斯涅佐娃，在俄罗斯“雅罗斯拉夫尔艺术博物馆”举办了一次大型画展，参展的作者几乎全是荷花画室培养出来的学生。在这些画作当中，有不少是展示东方题材的艺术作品，如《中国风光》《中国的和尚》《商人》《农民》，还有《人力车》，等等。这时候的维拉·叶梅利亚诺芙娜·库斯涅佐娃已经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婆了，她的丈夫已经过世多年了。画展开幕的那天，外面下起了鹅毛大雪，这时候，教堂的钟声响起来了，隔着窗户，维拉·叶梅利亚诺芙娜·库斯涅佐娃仿佛又看到了自己的丈夫基奇金夹着画夹，踏着白雪，正从圣尼古拉教堂那边朝着荷花画室走来……

老太太流了泪，她想，生命太脆弱了。

13

很显然，一座城市光有艺术没有文学，那是灾难性的。

当年，“流亡者的城市”——哈尔滨，就曾拥有一个规模并不算小的犹太作家群，他们当中的几位还是这座城市里的名人，像诗人亚历山德拉·彼德洛芙娜·帕尔考，未来派诗人费多尔·卡梅什纽克和谢尔盖·阿雷莫夫等等，据说光犹太作家群有一百多号人，其中不少人来自俄国的“栅栏区”。

犹太诗人弗多尔·卡梅什纽克，是在他的童年时代随着父母从“栅栏区”来到哈尔滨的，并在这里读书，后来就读于一家商业学校。不过，从那个时候起，小伙子并没有按照他父母的意愿从商，而是充满激情地开始了文学创作。弗多尔·卡梅什纽克特别热衷于诗歌的创作，很快他就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诗集《痛苦的音乐》。这部诗集一经出版，便立刻在犹太人中间引起广泛的好评。很多犹太人在茶余饭后，在酒吧，在文艺沙龙，大声地朗诵他的诗章。

我敢说，在当今的哈尔滨没有这种现象，肯定没有!为什么?

此后，卡梅什纽克又有多部诗集出版，其中大部分诗作都是咏怀犹太人流亡生活的。我认为，这

伊日利西餐厅的老板说，当然啦。

大胡子男人说，飞机设计师伊格尔·西科尔斯基也是犹太人，很早以前，他就在俄国成功地设计了伊里亚·木罗梅斯型飞机。

说完，他摊开了双手说，后来由于俄国航空工业的崩溃，加上他的几个亲密的犹太伙伴被杀，于是他悄悄地移居到了法国。后来又到美国工作，在美国他设计了世界上的第一架直升飞机。

那个头上戴着犹太小圆帽的小个子男人问，先生，是那架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旋羽式飞机吗?

大胡子男人说，您说得很对。不过，他对苏联政权仍然十分忠诚。

这时候，老板把用伏特加酒烤的羊肉端上来了，犹太人立刻欢呼起来。

……

17

看起来，流亡在哈尔滨的犹太人生活真的是丰富多彩(不要着急，我们很快就要说到吉谢廖夫了)。比如，每年由“贝塔”和“马卡比”组织举办的犹太人的各种球赛。那些赛事的场面就非常的热烈，在为胜利者欢呼的时候，他们完全忘记了自己是流亡者——比赛之后，还要给优胜者发奖的——那是个骄傲、幸福、喜极而泣的热烈场面。

当然，他们对自己的国家始终是念念不忘的，他们经常带着孩子到商务俱乐部去听与之相关的演讲和报告。我前面说的那个小考夫曼先生的父亲，老考夫曼先生就多次在商务俱乐部做过关于锡安主义、斯宾诺沙主义、圣战、犹太教学和宗教法庭的演讲，而且深受欢迎。恐怕这也是他能成哈尔滨犹太领导人的重要原因之一。

后来，这家俱乐部改为“苏联侨民第一俱乐部”，到了每年的圣诞节，照例，红十字幼儿园里的孩子们要去苏侨俱乐部过圣诞节。在这一天里，俱乐部来了许多侨居在哈尔滨的苏联妇女(不少是犹太妇女)，她们分别挑选几个自己喜欢的孩子，给他们香肠、面包和糖吃，然后，古怪地亲吻他们。这些幼儿园的孩子们还要登台表演事先排练好的文艺节目，或者是安徒生的那个《犹太女子》的童话故事：“在一个慈善学校的许多孩子中间，有一个小小的犹太女孩子。她又聪明，又善良，可以说是他们之中最聪明的一个孩子……大家说，‘她日夜看护和劳动已经把身体累坏了。人们把她抬到慈善医院去。她在那里死了。于是人们就把她埋葬了，但是没有埋葬在基督徒的墓地里，因为那里面没有犹太人的地位。于是，她的坟墓只好安放在墓地的墙外。但是，上帝的太阳照在基督徒的墓地上，也照在墙外犹太女子的坟上。基督教徒墓地里的赞美歌声，也在她的坟墓上空盘旋……”

通常，红十字幼儿园里的孩子们在舞台上要唱那支《莫斯科——北京》的歌曲(这支歌至今我还会唱几句)，或者由中国小孩和苏联小孩联合上演“苏联红军出兵哈尔滨”的儿童剧。表演之后，圣诞老人开始给孩子们发放圣诞礼物，通常是一包苏式点心加一个小玩具。当年我就在这个幼儿园里待过，我还记得圣诞老人送给我的小玩具，是一板用铅铸造成的苏联红军坦克兵进驻哈尔滨的小艺术品。这一天，孩子们的家长都来了，他们不能进入俱乐部内，只能等在外面的大街上，吸烟，下五道，聊天，谈朝鲜战争。联欢会散了，每个孩子都抱着一包点心出来了，高高兴兴地递给家长。调皮的家长还要掏出一块先尝尝，一边嚼着一边说：“我先尝尝，娘亲哪，好吃。”孩子听了，非常愉快。

那些曾经侨居在哈尔滨的犹太妇女，还有那位圣诞老人的扮演者，还能记得这一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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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无论犹太人流亡到哪里，流亡到任何一个国家，犹太教是犹太人的信仰和精神支柱。在早年的哈尔滨城，在通常的情况下，每十个犹太人就会组成一个“密依”(一种小规模的家庭祈祷所)。记得，在我少年时居住的那条短街上(商铺街，现在已改为花圃街)，一个叫и·л·巴赫里的犹太人，就在他的家里办起了“密依”(犹太人的宗教活动主要在家中进行，每天进行三次祈祷，分别为早晨、下午及日落之后。会众的祷告则在犹太会堂举行)。这样，玩在这条街上的我，每天都能和这些前来祈祷的犹太人见面。他们穿的长袍，蓄的大胡子，他们的微笑和洁白的牙齿，他们俏皮地冲你眨一下眼儿，等等，这一切都历历在目，仿佛是昨天的事情一样。那座典型的犹太风格的房子多少年来一直存在，但是，在某年的一个深夜里，它悄悄地蒸发了。很快，当地人又在那里盖起了一座不伦不类的新楼。

离我居住的商铺街不远，是那座哈尔滨犹太总会堂(又称老会堂)。另外的那座犹太新会堂也离着不远。希伯来语称“别依斯——加麦尔德罗什”，即犹太教哈西德教派会堂。当犹太人离开了哈尔滨之后，教堂便废弃了。早年，它是东北三省最大的犹太教堂。《弦裂》那本书中的作者说：“哈尔滨有两个犹太人教堂。新的犹太教堂对面就是犹太人之家。那里有犹太人传统的死面的面包房(无酵饼)，提供午饭。那里每年庆祝一次犹太人纪年的复活节，那里还有老人院和‘神圣团体组织。这些设施主要涉及一些礼仪方向的问题并安排葬礼。”这位作者就是有名的音乐家赫尔穆特·斯特恩。前不久，他作为以色列音乐团的首席指挥，到哈尔滨来访问过。关于他的故事，过去说过，这里就不再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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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现在我们来说吉谢廖夫吧。不过，在说吉谢廖夫的故事之前，有必要进一步地介绍一下哈尔滨的犹太会堂。

当年哈尔滨的犹太会堂，一共有三座。这三座犹太教堂都在通江街上。通江街被当地的中国人称之为“犹太一条街”，这条街是犹太人聚居的一个地方。1918年，犹太新教堂就建造在这条街上。前面说过，这座教堂是东北地区最大的一座犹太教堂。教堂气势宏伟，敦厚庄严，毫无疑问，它是犹太建筑当中最杰出的建筑艺术品。我曾经在小说《犹太人居住区》里描述过这座教堂：

“……这座教堂里到处都是丘比特的盾牌。教堂的正面有金色的希伯来文《摩西十戒》。女性在楼下，男性在楼上(有不少信徒是从吉林和辽宁来的)。场内的信徒们均在衣服上带有无针缝的白布，头上戴着帽子。希伯来文的摩西五经卷神本放置在讲台上的那个刺槐木的箱内。开始是由拉比(就是吉谢廖夫。作者注)朗诵摩西五经，然后由执事诵祈祷文。听众们全体起立合唱，祈祷救世主的降生。这时候便从坐席上传来低声的哭泣声了，接着场内有人开始号啕大哭，于是，信徒们哭成一片，整个教堂里一片悲凄的景象……”

在我看来，犹太教堂的厚重与敦实，几乎成了犹太建筑的一个突出的特点。这一特点的凸现，似乎是在表明犹太人的那种矢志不渝的坚强信念，他们是用这种建筑形体向世人表明其信仰的牢固而不可动摇，也表明其信徒具有同样的品格。

当教堂即将竣工的时候，犹太社区决定选一名拉比。这样，就有不少人前来报名，非常踊跃。最后，犹太社区组织选中了吉谢廖夫，推选他为主拉比。为此，犹太社区分给他一套公寓，按时发给他工资。待遇很高的。所以，能够当选主拉比是一件相当不容易的事。

依据相关的资料，我先平面地介绍一下吉谢廖夫这个人。吉谢廖夫是一个视野开阔，极具个性的

开始的时候他还有些疑惑，觉得自己太幸运了。不过，他很快就明白了个中的原因，他之所以这么快就拥有了一份工作，是因为他的大个子和他网袋里的那只篮球。当时，哈尔滨的犹太侨民正在准备开一个运动大会，其中就有篮球比赛的项目。在接下来的篮球比赛中，瓦西里果然不负众望，为火车头队赢得了荣誉。

顺便说一句，哈尔滨的那座著名建筑——老火车站，现在已经蒸发了。这座哈尔滨火车站建于1903年(当地人称它“老票房子”)，是一座典型的俄国新艺术运动的产物，是由俄国建筑师基特维奇设计的，他也是一个犹太人。这座作为哈尔滨之门户的建筑，当地的专家们认为，是哈尔滨“新艺术运动”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和始发点。换句话说，这是一幢有着纪念碑意义的杰出建筑。

瓦西里年岁大了之后，便离开了火车站(但他仍然担任运动员委员会的主席)，自己开了一家食品商店。接着，他又在中央大街97号经营一家普里马商店。两家铺子的生意都不错，再加上过去他毕竟是一位篮球明星，有许多老粉丝捧他的场。后来，他和一位东正教徒安娜·巴弗洛芙娜结了婚。就是在他和这位女东正教徒结婚那一年，被吉谢廖夫撤掉了他的运动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不过，对这样的决定，他什么也没说，一直保持着沉默。是啊，他太爱安娜·巴弗洛芙娜了。婚后，他们生了两个女儿，后来均毕业于哈尔滨政法大学。他的大女儿结婚后不久，就随丈夫去了上海，后来到纽约定居。

他的另一个女儿在哈尔滨灌肠厂工作，找了一个中国丈夫，并一直工作到退休。在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她的母亲安娜·巴弗洛芙娜要求女儿和自己一起走(安娜的丈夫瓦西里已经过世了)，但是，女儿却坚持留了下来，她说她喜欢中国，她爱她的中国丈夫，她已经习惯了哈尔滨的生活。

23

当年，对哈尔滨的称谓，其实，不仅仅是“远东的莫斯科”、“东方的小巴黎”和“犹太人的天堂”，也有人称哈尔滨是一个大染缸。既然是个大染缸，那么，在侨居这里的犹太人当中，也会有个别离经叛道的人。

20世纪初，有一位犹太人就在哈尔滨开了一家妓院，并因此发了财，成了一个富翁。有了钱之后，一天，这个犹太阔佬经过犹太会堂的门口的时候，听到从会堂里面传出来的犹太人的哭声，猛然一下子悔悟了。于是，他决定卖掉妓院，改为从事一种健康的工作。

小考夫曼先生介绍说，卖掉妓院以后，他希望自己能够在犹太会堂中买到一个席位。于是，他选择了一个适当的时机，虔诚地向吉谢廖夫拉比表示了自己的这一真诚愿望。可是，最终，因为他过去的劣迹已经被永远地禁止进入犹太会堂了。不仅如此，犹太人社区不收取他交纳的会费。

当时的犹太社区是需要社区居民交纳会费的，用于慈善事业和公共管理事业。这个富翁为了表示自己的悔改之心，开始不停地向社区捐钱，尽管钱最终被收下了，但他仍然不被允许进入犹太会堂。这个富翁为了表达自己的诚意，他出钱，组织了一些人将“拖拉卷轴”转译为立陶宛语。翻译完成之后，这位富翁要把这个卷轴捐献给犹太教堂。按照规定，捐献者可以提出一个要求。于是，他要求在捐赠的时候能否举办一个盛大的仪式。吉谢廖夫拉比严词拒绝了他，说，你可以把卷轴交给会堂，但没有仪式，因为你以前从事过不光彩的事情。

对此，追悔莫及的富翁大哭了一场……

看来，哈尔滨的犹太人是在严格的教规下自由地生活着的。

24

当年在哈尔滨从事娼妓“工作”的俄国女人，或者其他国家的妇女不乏其人。不过，经过对相关资料的阅读，我知道，这些妇女之所以走这条路，完全是被生活所迫，是不得已才走上这条路的。例如，那位南斯拉夫娼妓E，她一个人既要供养全家，又要送孩子去学校读书，可是没有钱，所以，只好去酒吧充当舞女。那时候，哈尔滨城里不少的咖啡店、酒吧和大饭店都雇用一些妙龄俄侨女郎，利用她们的漂亮的脸蛋和青春招徕顾客。比如，田地街上的那家范达基西餐厅，每天晚上11点都有非常暴露的艳舞表演，爵士乐队给这些几乎全裸的俄侨女郎伴奏，场面非常疯狂。而那些年老色衰、生活贫困的俄侨妇女就不得不在夜间到街头拉客了。1942年，日本人类学家福田近志访问哈尔滨之后，写过一本书，他在这本书中写道：“一些还未到青春之年的幼女，在中央大街的阴暗幽深处，撩起裙子，以色情挑逗行人。”福田说，为了摆脱这种令人惊异的现象，他便匆匆闯进了凡卡西亚餐厅(这是一家有歌舞表演的餐厅)。进去之后，当福田的眼睛适应了餐馆内部的昏暗灯光之后，他看见一个身穿印花棉布衣服的俄国胖女人，在舞池里同一个日本舞伴摇摇晃晃地跳探戈舞，那个女人的步子很不稳，汗水湿透了衣衫。福田注意到，她的两眼深陷，在一层化妆胭脂的掩饰下流露出绝望的神色。这种情景强烈地刺痛了他。于是，福田立即起身离去。

福田说的这个妇女，就是尼吉金娜·利吉亚·尼古拉耶美娜。她出生于绥芬河。后来在哈尔滨的俄国中学读书。参加工作后，当过电报局的报务员，在压力工厂当过女工。可是结婚不久，酗酒成性的丈夫就抛弃了她和孩子们。为了生活，利吉亚去南岗的爱迪尔饭店、道里的大西洋饭店当舞女。从此，人完全堕落了。1950年因酗酒，打架斗殴，生活靡烂，被哈尔滨市公安局外侨科拘捕，改造一个半月后释放。但是，在1954年又因为酗酒，打架斗殴和生活靡烂，被送到松浦教养院教养。

关押期间，她的丈夫莫名其妙地去看过她一次。满不在乎的她冲着丈夫的脸一边喷着烟圈儿，一边说，对不起，在这儿，我没法跟你上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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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拉比吉谢廖夫的秘书小考夫曼先生介绍说，吉谢廖夫每天要亲自处理的事务很多。有一个叫汉莫尔的波兰籍犹太人。战争年代，波兰是德国人迫害犹太人的重灾区。于是汉莫尔从波兰去了苏联，之后，又从苏联辗转来到了哈尔滨。到了哈尔滨不久，日本特务很快就盯上了他，并在一天的深夜，将他逮捕，指控他为苏联从事间谍活动，搜查了他的住所。

当年，在东北各地的日本秘密机关非常多，专职的、兼职的、业余的特务也非常多，随处可见。因此，有人称哈尔滨是“间谍之城”。在哈尔滨，日本警察厅规定，无论是谁，每告发一件案子，关于人的，奖励三元，关于团体的，奖励五元。这一招数使得那些贫困的白俄热衷于做这种告密的事。而那些被告发的人，轻则遭处罚，重则被逮捕，或者枪毙。

小考夫曼先生回忆说，这一次日本人没有搞错，他们在汉莫尔的寓所里发现了一台发报机。为此，很快就处决了他。处决之后，日本人准备把他的尸体送到犹太人社区埋葬，因为汉莫尔是一个犹太人。自然，进入犹太人墓地必须得到主拉比吉谢廖夫的同意。主拉比吉谢廖夫立刻到了日本警察厅，日本人对吉谢廖夫说：“有一点，汉莫尔的家属不能去认领尸体。”吉谢廖夫严正地说：“这是不可以的。”他坚持让家属去认领尸体。对此，日本人威胁说：“如果他的家属来认领尸体的话，我们就把尸体焚烧掉。”最后，吉谢廖夫只好同意自己亲自去领回汉莫尔的尸体。但是，日本人又提出了新的要求，说：“这个人不能埋在犹太人墓地之内，要埋只能埋在犹太公墓的外面。”吉谢廖夫立刻拒绝了日本人的要求，他说：“我并不过问政治，但汉莫尔是一个犹太人，他应当像所有的犹太人一样被埋葬在公墓内。”在吉谢廖夫的坚持之下，日本人只好同意了吉谢廖夫的要求，说：“不过，只能把他埋葬在公墓的边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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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拉比吉谢廖夫一共有四个孩子，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后来，他的妻子弗基格死在了以色列。现在，他的三个外孙子仍然生活在以色列。总之，许许多多在以色列定居的哈尔滨犹太人的儿女，无论是在政治上、军事上，还是在学术领域都取得了骄人的成就。他们中间有首相的顾问，有议会的议员，还有大学的教授和校长，等等。

我想，这和主拉比吉谢廖夫在哈尔滨积极的工作，有着重要的关系。吉谢廖夫在哈尔滨一共工作了三十六年。而这个犹太社区在哈尔滨共存在了六十多年，直到1963年，这些犹太人才相继地回国。

在这六十五年里，侨居在哈尔演的犹太人见证了哈尔滨政权的六次变更。但是，相关的资料证明，从他们到来的第一天开始，一直到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无论如何，哈尔滨犹太社区之富人所过的生活，完全可以与沙皇统治下的俄国贵族相媲美，因为他们拥有难以置信的财富和数不尽的财产。即便是在整个世界范围内，他们也是名副其实的百万富翁。而那些即使是中等阶级的犹太人，在哈尔滨也过着高水平的、多姿多彩的生活。举个小例子，那时候，几乎每一个犹太人家庭都雇有俄国仆人和中国厨师。

的确，在两次世界大战前后，那些流亡在哈尔滨的犹太人是幸运的，也是幸福的。

1949年9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一个月，吉谢廖夫去世了(真遗憾)。人们为了纪念他，在他的坟前竖立了一个显著的墓碑。这个墓碑到今天还在。常有吊唁者在他的墓碑前放一些小石块儿(犹太人的一种缅怀方式)。

我觉得，这个人也应当进入我的视野，并通过我的加工，介绍给那些喜欢读我小说的读者们。

2008年12月1日

责任编校孙京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