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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与不可知论者

2009-02-04郭静雅

文艺生活·中旬刊 2009年7期
关键词:进化论达尔文

郭静雅

摘要:我们认识的达尔文是一个生物学家,可是当初父亲是为了能让他成为一名牧师才把他送进剑桥大学。在剑桥,达尔文学到更多的却是关于博物学,之后他创立了举世瞩目的生物进化论,并且随着进化论的诞生,达尔文从一个基督教徒变成了一个不可知论者。

关键词:达尔文 进化论 不可知论者

中图分类号:K835.616.15=4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09)20

一、达尔文简介

达尔文1809年2月12日出生于施鲁斯伯里,父亲是当地很有名望的医生,在自传中他这样形容父亲——“他在许多方面都是一个不寻常的人……他能看透别人的性格,即使和别人短期相处,也能洞察他的思想。……他所树立的榜样应该对他所有的孩子们都起过很大的道德作用。他的金科玉律之一是:‘如果一个人不能使你尊敬他,永不要和他做朋友。”

达尔文母亲的娘家是创造了至今依然赫赫有名的韦奇伍德瓷器的韦奇伍德家族,对于母亲,达尔文几乎没有记忆,因为他八岁时母亲就去世了。就是在1817年,达尔文被送进了施鲁斯伯里的一所日校,在这里达尔文采集的嗜好大大地发展了,他采集各种各样的东西,如贝类、印记,书信上的印章,钱币和矿物。“可以引导一个人成为分类的自然科学家、美术品的收藏家或守财奴的这种收集欲,在我很是强烈。……在这样小的年纪,显然我已经对植物的变异性感到兴趣了。”——达尔文。

1818年到1825年,他进入施鲁斯伯里的布特勒博士的高等学校,“布特勒博士的学校对于我的思想发展有着极坏的影响,这是一所严格的旧式学校,除了一点古代的地理和历史以外,别的一概不教……。”——达尔文,“其间对我后来发生好影响的是,我有强烈的和多样的兴趣,非常热爱使我感到兴趣的东西,并且深喜理解任何复杂的问题和事物。”由于他在这所学校不好好学习,父亲就让他离开了那里,并把他和哥哥送进了爱丁堡大学。达尔文的哥哥伊拉兹马斯很有才智,对文学、艺术甚至科学都有兴趣,他在爱丁堡读完了医科。

达尔文在爱丁堡大学认识了很多爱好自然科学的青年,比如科尔特斯里姆博士和葛兰特博士。这两年的暑假,达尔文经常跑出去旅行、打猎,当然他不是完全撒野玩耍,对猎到的每一只鸟他都有详细的记录。父亲渐渐发现他根本不愿意做医生,但是他又反对达尔文做一个游手好闲的打猎家,他就建议达尔文做牧师,在当时牧师是一个相当体面和稳定的工作。达尔文并没有马上答应,他说要他宣布相信“英格兰教会”的全部教义,他是有顾虑的。因此他阅读了《皮尔逊论教义》和少数其他神学的书籍,他确信了“我们的教义一定是可以全部接受的”。后来在自传中他对当时的情况是这样说的“说我相信我不能理解的、其实是不可理解的事物,是多么不合逻辑,对于这种说法我决不介意,我可以老实地说,任何教义我都不愿争论。但我决不会愚蠢地认为或宣称‘我相信它,因为它是不可相信的。”

二、达尔文在剑桥

决定要做牧师,就要去读一个英国的大学取得学位,1828年达尔文进入了剑桥大学。就课程来说,他在剑桥的时光跟他在爱丁堡一样是“完全浪费的,可悲地虚度了”。但剑桥生活对他的影响是深远和必须的,这影响不在神学,而在博物学。“在剑桥的时候,没有一项工作比搜集甲虫使我更热心、更感兴趣的了。”他的表弟福克斯引导他对昆虫学产生了兴趣,后来他还结识了“三一学院”的艾伯特•韦和汤普森,他们经常一道去采集,后来艾伯特•韦成为了一位著名的考古学家,汤普森则成为一名重要的农学家,“所以,一种搜集甲虫的兴趣似乎暗示了未来生活的成功。”

在剑桥对达尔文一生都有影响的是认识了在植物学、昆虫学、化学、矿物学和地质学方面都有渊博知识的亨斯罗教授,他每周在家里组织一次聚会,爱好科学的人士都会来参加,达尔文后来也经常参加。亨斯罗还劝他研究地质学,这对他后来的那次航海之行是很有利的。在剑桥的最后一年,他阅读了洪保德的《南美旅行记》和赫谢尔的《自然科学的初步研究》,这两本书“激起了我火热般的心情,希望在自然科学的宏大建筑上添加一点极其微小的贡献”。

1831年达尔文从剑桥毕业,刚回到家就收到了亨斯罗的信。信中说有一艘贝格尔舰要去南美做远洋考察,舰长菲茨•罗伊愿意把自己的房舱让出一部分,给志愿以博物学者的身份义务参加航行的任何青年。亨斯罗建议达尔文以博物学者的身份参加航行,达尔文立刻接受了建议,但他的父亲坚决反对,庆幸的是父亲补充了一句话,“如果你能找到任何一位有常识的人赞成你去,我就可以答应你。”达尔文真的找到这样一个人,就是他的舅舅,达尔文的父亲一向认为舅舅是世界上最通情达理的人,于是父亲同意了。这里顺便说一下,达尔文航行回来两年后和舅舅的女儿埃玛结了婚,这是一桩很美满的婚姻。这次航行对达尔文的意义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贝格尔舰的航行在我一生中是极其重要的一件事,它决定了我的整个事业,……我总觉得这次航行第一次给我提供了真正的思想教育或训练;我被引导去密切注意博物学的几个部门,因而我的观察能力得到了改进,虽然我的观察能力已经相当地发展了。”

三、达尔文的宗教观念在波动

1836年10月,贝格尔舰顺利返回英国,航行归来的两年中,达尔文被引导着对宗教问题进行了很多思考。在舰上的时候,他还持有十分正统的宗教观念,但是这时他逐渐看明白了旧约比印度教徒的圣书和野蛮人的信仰并没有更值得相信的地方,而且他还进一步地想到“必须有明显的证据才能使一个精神健全的人相信那些支持基督教的奇迹;我们越是认识自然界的固定法则,奇迹就变得越不可信;到了那个时候,人们的无知和轻信就会达到了一种我们几乎不能想像的程度;人们不能证明新约四福音书是随着事件的发生而同时写成的;它们在许多重要的细节上有着不同的地方,据我看,这些细节是太重要了,以致我们不能承认它们是目击者的通常错误。我提出这些想法,并不是由于它们有什么新奇性或价值,只是因为它们影响了我,通过这些想法,我逐渐变得不相信基督教是一种神的启示。有许多虚伪的宗教像野火般地传播到了地球上的大部区域,这个事实对我是重要的。”

但是达尔文并不是很愿意放弃他的信仰,因为“我一次又一次地幻想在庞培或是其他地方发现著名的罗马人彼此间来往的旧信和手稿,这些东西会以最动人的方式来证实四福音书中所写的一切。但是,如果对于我的幻想不加任何限制的话,我觉得我就更加难以找出足以说服我的证据。因此,怀疑以一种很慢的速率在我的心中滋长着,但最后还是完成了。而且此后我连一秒钟也没有怀疑过我的结论是正确的。的确,我简直看不出人们怎么应该相信基督教是正确的,……这是一种该死的教义。”

达尔文认为世界上一切有感觉的生物的形成,是为了快乐。他相信一切生物的肉体器官和心理器官是通过自然选择或适者生存、再加上使用或习性的作用而发展起来的,“大多数或一切有感觉的生物都是按照以愉快感觉为习惯的引导这样一种方式,通过自然选择而发展起来的。”但是世界上确实存在着大量的苦难,所以根据痛苦的存在来反对一个有智慧的神的存在——在达尔文看来是一个有力的论点。所以他认为,相信上帝的存在是从大多数的人的内心深处的信念和情感引出来的,而还有另外一种相信上帝存在的起源是同理智有关的,“这种信念的产生,是因为非常难于或者应该说不可能把这个伟大而奇异的宇宙,包括具有高瞻远瞩未来的能力的人类,看做是从盲目机会或需要中产生出来的,当这样想时,我就感到我被迫去指望有一位神,他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类似人类的聪慧头脑;于是我值得被称为一个有神论者了。”开始写《物种起源》的时候,他还是坚持这个结论的,可是慢慢地这个结论又以非常缓慢的速率波动,最后变得非常微弱了。“我不能假装可以对深奥的问题做一点最低限度的解释,万物肇始的奥秘不是我们所能解决的;人们必须满足作一个不可知论者,我就是这些人中的一个。”在后半生,“我散布了对基督教的怀疑主义和合理主义,没有比这更为清楚的了。”就这样,随着《物种起源》的诞生,达尔文从一个基督教徒变成了一个不可知论者。这里需要解释一下,不可知论者是指认为世界是不可认识的人,他们认为世界是不可认知的,只有承认这一点,才能不断的发现、发掘和认知这个世界。

四、进化论与不可知论者

1859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终于出版,书中他提出了以自然选择为核心的生物进化论,这之前在生物学上广泛流传的是“神创论”、“目的论”和“物种不变论”。生物进化论提出之后,在自然科学中确定了进化与发展概念的地位,与19世纪自然科学其他方面的成就一起,克服了机械自然观的缺陷,为辨证自然观的建立提供了科学基础。比起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反神学的意义更为深刻,因为它直接冲击与批判着基督教神学的核心思想:上帝创世说。因此《物种起源》的出版,引起了基督教会强烈的不安和指责。当时的欧洲,几乎人人都是基督教徒,要想让他们放弃他们的上帝是谈何容易,所以接下来的就是基督教和进化论长时期的竞争较量。我们不能说基督教最后被完全打败了,但是进化论得到了肯定这一点是无疑的。所以就有很多人开始左手拿《新约》,右手拿《物种起源》,对他们笃信的教义开始进行反思。自达尔文开始,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渐行渐远,就此而言,可以说达尔文开创了一个新时代。一份研究资料表明,在20世纪的主流科学家中,相信神的比例正在逐渐降低,其中又以生物学家的比例为最低。

我们可以说在认识领域基督教完全败下阵来,但是在伦理或道德领域,基督教仍然有着强大而深远的影响。也就是说,很多人开始相信不应该用宗教的教义去解释世界、认识世界,但是在伦理和道德领域,却依然相信有个神的存在。也就是说在进化论打赢了与宗教在认识论和方法论领域的斗争之后,并不是所有人都放弃了宗教,并不是宗教就消失了。而是很多人特别是自然科学家都开始明白,他们的上帝不应该是一个被人格化了的上帝。爱因斯坦曾经说过:“如果在我的内心有什么能被称之为宗教的话,那就是对我们所能够揭示的这个世界的结构的没有止境的敬仰。”爱因斯坦有时也会说到神或上帝,但他指的是斯宾诺莎的上帝,也就是大自然的代名词,而不是超自然的、有人格和意识的、操纵着人类命运的上帝。

所以,在伦理和道德领域,或者说宗教作为一种情感和道德的力量是被广泛接受的。那么在认识领域,就是对世界的认识方面,被大家认可的理论是什么?又或者说我们究竟应该怎样认识我们的世界,对于根深蒂固的“神创论”和现在的进化论,很多人尤其是自然科学家们迷惑了,他们开始怀疑这个世界到底是不是可以被认识的,又或者说我们到底能不能认识这个世界,所以,他们和达尔文一样“不能假装可以对深奥的问题做一点最低限度的解释,万物肇始的奥秘不是我们所能解决的;”他们只能或必须满足做一个不可知论者。

参考文献:

[1]【英】迈尔森,侯静译.达尔文与物种起源.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英】达尔文,周邦立译.达尔文在贝格尔舰上(1831—1836)的旅行日记.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

[3]【英】达尔文,毕黎译注.达尔文回忆录:我的思想和性格的发展回忆录.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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