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万牍

次贷危机发展至今日，任何一个国家都很难独善其身。除了如何应对实体经济的衰退，人们谈论的焦点还主要集中在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的问题上。在这样一次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冲击下，人们不得不去认真反思，国际金融体系应该向怎样的方向努力，才会走出带给我们危机的这种循环模式。那么，即将到来的2009年，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的路如何走？国际金融新秩序的努力方向又在哪里？在美国依然主导变革进程这一现实环境之下，中国应积极主动参与其中，新兴国家更应在促进改变全球化规则方面显身露影，并以积极的区域化贸易减少实体经济对美国的依赖。这或许就是我们2009年在国际金融体制改革、建立和维护国际金融新秩序的起点。

美国主导变革进程既成事实

国际金融峰会等一系列的国际经济会议都一再明确提出将改革国际金融体系，使之更适应时代的要求。IMF首席经济学家布兰查德却指出，目前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谈不上构建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而只是局部的改革。

事实或许正是这样。国际金融体系的根本变革不是大家可以通过平等谈判来进行的，美国依然主导了这个改革的进程。这是因为目前还没有哪个国家有筹码与美国进行谈判，并最终改变美国和美元为中心的国际经济金融体系。更出人意料的是，这次危机最大的特殊性是危机最先发生在美国，然后蔓延至全球。之所以会出现“美国发生危机全球都受影响”的局面，还是因为美国仍然是当前国际金融和货币体系的核心。这也成了治理危机的困难之处。因为此次危机的深层次根源是美元体系，而当美元体系的保护者美国自己先出现问题的情况下，它不可能率先打破这个体系。而国际金融货币体系真正的改革，也完全不只是经济问题，经济金融问题顶多也只能算是问题的一个表面现象，其背后却是政治上的角力。换言之，政治角力才是整个国际金融货币体系改革的真正推动力。而目前的改革只能是国际货币体系局部的调整。这也是我们必须接受的现实。

另一方面来说，各国目前重点仍放在解决自身的基本问题上。这是因为，这次危机的影响还没有使世界金融体系达到一个推倒重建的临界点。尽管这次危机一度曾使人们对美国金融体系失去信心、对美国经济发展模式失去信心、对金融市场失去信心、对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失去信心，说到底，这只是一场信心危机。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各种救市措施的综合效力，让人们开始冷静了下来，因为“地球还要继续转动”。接下来的便是全球性的大反思：世界应该建立怎样的秩序、建立怎样的规则、谁来建立规则？新的规则不可能从天而降，当我们深刻认识到世界格局都会因金融危机而一夜改变的时候，最明智的选择是做好自己的事情。尽管说国际金融体系远没有达到推倒重建的时机，但却不能就此说我们只能无所作为。国际金融峰会提出的5个方面的原则只是一个开端，具体改革的内容还有待明确，作为经济大国之一，中国目前所要做的关键就是增加参与度、争取话语权。

中国应积极主动参与其中

众所周知，国际金融峰会达成的所谓“行动计划”，涉及到了“提高金融市场透明度和完善问责制、加强监管、促进金融市场诚信、强化国际合作以及改革国际金融机构”等5个方面，并为5个方面的改革分别设定了短期和中期目标。尽管说行动计划制定了比较细致的目标，但最关键的具体怎么执行的问题却没有明确的内容。

对于中国来说，要提高参与度，首先我们必须知道我们要什么？我们的立场是什么？中国在未来国际金融货币体系改革方面的立场，应主要包括改革国际金融监管体系、建立更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和完善国际金融机构体系三个方面。

在建立更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方面，我们要在承认美元主导地位这一现实的同时，争取建立一个使美元受到一定约束的体系。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在享受其特殊地位所带来的利益的同时，应承担更多的责任。要制定国际储备货币的发行规则，并对储备货币国家的货币政策进行必要的约束。

从长远看，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必须加以改革。努力方向是加快推进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建设，努力发挥多种货币的作用，支撑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

在改革国际金融组织方面，要进一步争取增加新兴国家的话语权。目前国际金融机构主要由西方大国主导。IMF的份额中美国17%、欧盟32%、中国3.7%、印度1.9%；高收入国家的七国集团长期协调世界经济（其中德国、法国、意大利没有货币）；金融稳定论坛成员有荷兰和澳大利亚，却没有中国；巴塞尔委员会有13个成员国，有10个来自欧洲。按国际基金组织协议规定，基金重大问题须经全体成员国总投票权的85%通过才能生效。而在基金组织内，美国拥有的投票权超过15%，也就是说美国拥有一票否决权。因此，我们要积极争取重新分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持股比例，减少美国的持股比例至15%以下，并增加中国、印度等国家的持股比例。此外，金融稳定论坛、巴塞尔委员会等都应该将更多的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吸收为成员，增加他们的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

新兴国家力促改变全球化规则

经历了剧烈的金融风暴的袭击，痛定思痛之后，构建新的国际金融秩序，必须提升新兴经济体及发展中国家的知情权、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必须得到充分体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首先应当主动扩大发展中国家的参与，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投票权。这方面在此次金融峰会上已经达成了共识。况且，国际组织也需要像中国这样的有能力的成员国给他们提供资金和其他资源。

但是，不可忽视的是，仅仅增加一点点的投票权或者持股比例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甚至说连一些最基本的状况也改变不了。如果说美国仍然拥有事实上的一票否决权，或者说美国依然还是老大，那么，我们增加的那么一点点发言权的意义究竟又有多大？而真正有意义的改变是全球化规则的真正改变。国际贸易是全球性问题，需要全球治理的规则，需要国际协调；环境问题也是全球性问题，需要国际协调。道理很显而易见。然而，本世纪以前的几次金融危机并没有波及全球，可如今的金融危机问题为什么又演变成了全球性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很负责任地讨论国际金融体系和全球治理，是一个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全球范围的资本流动如今似乎成了一个脱僵的野马，是该进行全球治理的时候了。但如果仅仅是从资本流动监管的角度加强国际合作可能还远远不够。我们不应当把全球化等同于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这就像我们在促进全球化规则改变的时候不应忽视新兴国家的作用和力量的道理是基本一致的。

以区域化减少对美国的依赖

进入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即牙买加体系以后，世界性的金融危机频发，曾经有观点认为这是美元缺乏最基本的价值基础造成的。但事实并非如此。进入牙买加体系以来，摆脱了国际责任的美元仍然充当事实上的本位货币，而且美元霸权地位不仅没有削弱，反而随着美国主导的全球化的加深而得到了加强。全球货币、金融和经济的稳定越来越受到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影响，美元汇率周期成为影响全球经济和金融波动的重要因素。尤其在90年代以后，金融自由化的发展以及国际资本流动规模的扩张，美国通过其开放的、流动性很强的资本市场吸纳全球资金，使得美国可以在长期“双赤字”的情况下，周而复始进行着升值、贬值、再升值、再贬值的循环，显然，美元汇率走势不仅仅受美元基础供求因素的影响，更成为美国调控经济和化解危机的重要政策工具，实现其不同时期的经济发展目标，不合理的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则是这一工具的“守护神”。

按照国际贸易理论，—个国家的经常项目赤字或者需要从国外融资或者消耗它的外汇储备来实现，但美国却不存在一般意义的融资问题，美元作为主要储备货币、交易货币、结算货币的地位，以及美国发达的资本市场使得大量资本主动流入美国。美国可以用自己的货币为美国经常账户的赤字融资，这是任何其他国家无可比拟的优势。

一个国家的货币如果充当国际货币，则必然在货币的币制稳定方面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各国持有的国际货币增加，这就要求该国通过国际收支逆差来实现，这就必然会带来该货币的贬值；另一方面，作为国际货币又必须要求货币币值比较稳定，而不能持续逆差。这就使充当国际货币的国家处于左右为难的困境。这就是著名的“特里芬难题”。 尽管长期以来大量资本流入弥补了美国经常项目的巨额赤字，但是在“特里芬”难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这些资本流入无法支撑美元持续走强。分析美国的资本流入结构，可以看出，2003年以来直接投资在美国资本流入中的比重大幅度下降到10%左右，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成为资本流入的主导形式，而证券投资中又有相当一部分是官方资本流入，这些官方资本不是因为看好美国的经济前景而投资美国，往往是在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下被动选择投资美元债券。美国资本和金融账户的顺差很大程度上是在国际货币体系下世界各国对美元储备资产的需求决定的。当我们认为美国应该为危机负责的时候，我们批评美国的过度消费、过度借贷，但也只能是说说而已。问题是谁来约束美国不恰当的行为，谁来约束美国的货币政策。我们不能因为我们有那么多美元资产就要求美国做什么、不做什么，事实上美国也没要求我们一定买美元。

由此不难推及，国际货币体系没有中短期的解决方案。从长期看，我们要做的是减少对美国的依赖，首先要从实体经济层面减少对美国的依赖。试想，如果我们绝大部分的贸易是跟亚洲国家做、亚洲国家建立了自己的结算体系、有自己的完善的债券市场，区域内的储蓄能通过区域内的市场转化成投资、区域内的一些国家顺差、另一些国家逆差，而不是像现在这样都对美国有很高的顺差，我们有什么理由一定用美元、一定让储蓄剩余被美国所用呢？所以，转变亚洲区域各国雷同的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方式才是治本之策。

当然，短期来看，也可以说从2009年的新年伊始，我们就要从双边和多边谈判中给美国一定的压力，希望其承担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国的责任。至于发行受到约束，其他国家外汇需求问题，这其实是一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其他国家的外汇需求也是美国过多发行货币导致过多消费，又导致其他国家（如中国）贸易盈余和储备增加，又不得不买美元资产的结果。所有这些直至造成危机，无不是美元发行过滥的结果。改革国际金融货币体系，建立和完善国际金融新秩序，2009年或许是个真正的起点。